1963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

安德斯·奥斯特林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希腊诗人乔治·塞菲里斯，他 1900 年生于斯弥尔纳城，幼年随家庭迁到雅典。在希腊人被赶出小亚细亚、塞菲里斯的故乡毁于兵燹之后，无家可归——这永远是一个被压迫和离散民族的命运——便在他成年时期以多种方式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塞菲里斯留学巴黎，然后进入外交界服务。到 1941 年希腊被占领时他便随着自由希腊政府流亡国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一个国家迁徙到另一国家。那时他为国效劳，先后在克里特岛、开罗、南非、土耳其以及中东工作。他在伦敦担任了 6 年大使之后，去年退休回到雅典，从此完全献身于他的文学事业。

塞菲里斯的诗歌创作并不怎么丰富，但是由于它的思想与风格的独特性和语言的优美，它已成为希腊民族积极的生活态度中不可磨灭的一切的永恒象征。如今帕拉马斯和西凯里阿诺斯已经去世，塞菲里斯便是今天有代表性的延续古典传统的希腊诗人；他作为一个居领导地位的全国性人物，在国外，凡是他的诗歌译本所到之处也备受赞扬。在瑞典这里，他的作品 13 年前就由古尔伯格翻译了，其中包括著名的《阿西尼王》，这个诗题与瑞典有关，因为我们的考古学家在当地作过成功的发掘。塞菲里斯以想像力为工具，试图在这首诗中看遗一个只是在《伊利昂纪》中提到过的名字背后的秘密。

我们在阅读塞菲里斯的作品时不能不想起一个有时忘记了的事实：希腊在地理上不仅是个半岛，而且还是个岛屿遍布的水和海的世界，一个古代的海上王国，时有风暴灾殃的水手之家。这个希腊就是他的诗的持久不变的背
景，它作为一个既粗暴又温柔的壮观的幻影时常在诗中出现。塞菲里斯以一种罕见精妙的、格调优美而富含隐喻的语言写作。人们已作出公正的评价，说他比任何人都更好地诠释了那些石碑、那些死去的大理石碎片、那些沉默而面带微笑的雕像的奥秘。在他的感人的诗篇里，古代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与近代地中海血腥战场上的事件一起出现。他的诗有时显得不好解释，这主要是由于塞菲里斯不想暴露内在的自我，而宁愿躲藏在一个无名面具的背后。他往往通过一位中心叙事人物——一位从诗人青年时代业已沦丧的斯弥尔纳的老水手处借来虚构而成的奥德修斯型的人物——来抒发自己的哀愁和痛苦。但在他那沉重的声音中戏剧性地大量表现了希腊的历史性灾殃，它的遇难和得救，它的失败和勇气。在技巧上，塞菲里斯受到 T.S.艾略特的有力推动，但底下的基调仍明显是他自己的，它往往带有来自一支古代希腊合唱队的曲词的断断续续的回声。

塞菲里斯曾经这样描写自己：“我是一个单调而固执的人，20 年来不断地、反反复复地说着同样的东西。”这一描写中也许有几分真实，不过我们必须记住，他觉得自己应当传达的那个信息是同他这一代人的理智生活分不开的，因为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着古代希腊文明，而它作为一种传统向它的落魄后裔提出了可怕的挑战。塞菲里斯在他的一首最有意义的诗里描写一个梦，梦中一个重得使他的两臂支撑不起可又推不开的大理石头像落在他身上，他随即惊醒了。就在这样的心情下他歌唱着赞美死者，因为只有与那些在常春花草地上交谈的死音相沟通，才能给生者带来和平、信心利正义的希望。按照塞菲里斯的解释，阿耳戈英雄们的故事变成了一个介于神话和历史之间的寓言，一个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必然会失败的水手们的寓言。

但是塞菲里斯以富于感染力的喜悦鼓舞着这个意气消沉、听天由命的背景，而这种喜悦之情是由祖国多山的岛屿连同它们一层层矗立在蔚蓝色海面高处的白垩房屋，以及我们在希腊国旗上重新看到的调和色彩所激发出来的。在结束这篇简短的颁奖辞时，我想补充说明这一奖金之所以颁发给塞菲里斯，是“因为他在一种对于希腊文化的深挚感情的鼓舞下创作出了光辉的抒情诗篇”。

亲爱助先生——为了表示对您的尊敬，瑞典学院深感荣幸地向今日希腊呈上献礼，这个国家的丰富的文学对于诺贝尔桂冠也许等待得太久了。谨在此向您表达瑞典学院的祝贺，请您从国王陛下手中领受本年度的文学奖。

（引自漓江出版社《英雄挽歌》，1987 年，戴侃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