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瑞典学院

卡尔·拉格纳·吉罗
国王及王后陛下，各位殿下，女士们，先生们：
当索尔·贝娄的第一部作品问世的时候，美国的叙事艺术发生了倾向性和换代性的变化。所谓的僵硬风格及其雄浑的表面形式和不连贯的文字，已经放松成为自动涌出的日常习用语；那种呆板的简明手法不仅很少再说，而且也大多感觉不出，体察不到了。贝娄的处女作《晃来晃去的人》（1944）：就是预示一些新东西即将出现的迹象之一。

就贝娄来说，从先前那种理想主义的风格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他回头求助于一种观察事物的方法，这种方法已经找到了它不朽的先驱，，也许主要是莫泊桑、享利·詹姆斯和福楼拜。贝娄所仿效的大师们也是措词严谨的，和他所不屑一顾的那些作家们毫无二致。但这不是主要的。赋予小说以趣味的并非戏剧性的情节和不时出现的激烈行动，而是照进主人公内心的光辉。依据这一观点，就能使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得到尊重，暴露无遗，被人看透，但不是加以美化。现今的非传统英雄式的主角已在成长，而贝娄就是抚育关怀这些主角的人们中的一个。

写《晃来晃去的人》，即没有立足点的人，过去是，而且在不小的程度上，到今天仍然是贝娄创作中的一条重要座右铭。他的第二部小说《受害者》（1947）就遵循了这条准则，几年以后在《且惜今朝》（1956）中则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且惜今朝》由于模范地把握了主题和形式，被誉为当代的一部名著。

但是，就在创作这一组风格连贯的作品的第三部时，贝娄就像是半路折了回来，为了最终能表现他本人见到而放过的东西。在第二阶段，即决定性的阶段，他超越了先前的那套写作方法，因为它那严谨的形式和受到限制的结构，不能发挥丰富的思想、闪光的冷嘲、欢闹的喜剧以及明达的同情，而这些他也知道他自己是具备的，他必须设法找到发挥的机会。结果就产生了一种相当新颖的东西。贝娄以他独特的风格，把丰富多采的流浪汉小说与对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结合在一起，融合了引人入胜的冒险故事与接连出现的激烈行动和悲剧性的情节，其问还穿插着与读者之间富于哲理性的、同样十分有趣的交谈，这一切又都通过一个评论员来进行，这个评论员言辞诙谐，能够洞察外界和内心的一切复杂情况，而正是这些复杂情况驱使我们去行动，或者阻止我们去行动，也可称之为我们时代的令人进退维谷的窘境。

这个新阶段的第一部作品是《奥吉·玛琪历险记》（1953）。书名的措词就开门见山地表明这是一部流浪汉小说，而小说本身也许最能说明这一点。在这部作品中，贝娄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在他的下列几部主要作品中得到反复的体现：《雨王汉德逊》（1959）、《赫索格》（1964）、《萨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以及《洪堡的礼物》（1975）。这些作品的结构显然是松散的，但是正因为这一点，使作者得以有足够的机会来到画不同的社会阶层。这些作品充满活力，说服力强，云集着丰富多采、性格各异的人物，不管是贫民窟和半贫民窟后院前面那个曼哈顿的宏伟外观，还是那些与乐于助人的犯罪集团密切勾结的芝加哥官商所盘踞的闹市，还是非洲腹地更接近字面意义的丛林，即雨王汉德逊进行作者最富有想像力的探险场所，这些背景都是经过仔细观察，着意描写的。一句话，这些作品全是活动着的故事，而且跟作者的第一部小说一样，都是刻画一个没有立足点的人。但是有必要指出，这是一个在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里一面漫游，一面不断试图寻找立足之地的人。

按理只需花几分钟时间概述一下贝娄那些涉及面颇广的著作，就应该能
够说出那个立足点是在什么地方。但是没法指出这一点，因为他的那些主人公没有一个找到过立足点。不过在采取大胆的冒险行动中，他们都在奔忙，不是逃离什么东西，而是奔向什么东西，奔向某个目的地，盼望在那里能获得他们所缺的东西——一小片坚实的立足之地。“我要，我要，我要！”汉德逊这样叫喊着启程前往一个未知的大陆。他要的是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所需要的是去发现，他所向往的是那个未知的大陆。奥吉·玛琪把自己的目标称之为“值得为之奔波的命运”。至于赫索格，这位坐立不安的真理追求者，他曾再三试图阐明所谓的“值得为之奔波的命运”。有一次，他满怀信心他说：“事实王国和价值标准王国不是永远隔绝的。”这句话是随口说出的，却值得我们深思。这话要是我们把它看作是贝娄本人的心声，那是很有实质意义的。就文学而言，将价值标准与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相提并论，是对现实主义的确凿无疑的背离。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它是对决定论提出的一种异议，决定论阻止人们去感知，去选择，去做人，从而必然使人们对自己的行动不负责任，变得毫无生气，或者对生活怀有敌意。而意识到价值标准的存在，人们就能获得自由，从而肩负起做人的责任，产生出行动的愿望，树立起对未来的信念。因此，一向不过分乐观地看待事物的贝娄，实际上是个乐观主义者。正是这句话里的信念之火，使他的作品闪闪发光。他的“非传统英雄式的主角”是些饱受挫折的受害者，他们生来就注定要遭受无数次的失败，而贝娄则喜欢把他们所发现的值得为之奔波的命运，转化成极为精彩的喜剧，他也有能力这样做（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也不嫌过分）。然而，这些非传统英雄式的主角是胜利者，他们还是英雄，因为他们从未抛弃使人成为有人性的价值标准王国。正如奥吉·玛琪所说，一个人不管如何不幸，随时都会认识到这一事实，“只要他能静静地等到最后”。

事实王国和价值标准王国这两个词的结合，使我们联想起哲学家沃尔夫冈·苛勒的一本书。他起初在哥廷根，后来在柏林，最后到普林斯顿当教授。他是从法西斯的屠刀下逃住普林斯顿的。苛勒的那本书的书名是《价值标准在事实世界中的地位》。几年前，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一次国际诺贝尔讨论会，曾经借用过这个题名。会上，由苛勒的弟子和年轻朋友 E.H.戈姆布里奇做了一次演讲。他曾讲到苛勒逃离柏林前最后一个晚上的情景。苛勒和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在一起消磨着这过得缓慢的几个小时。他们一边等待，一边演奏室内乐，还怀疑巡逻兵会不会在最后一分钟内冲上台阶，用枪托砸门。戈姆布里奇说：“这就是价值标准在事实世界中的地位。”

贝娄从来忽视过在咄咄逼人的现实世界里价值标准的受到威胁的地位，这正是也经常描写的。但是他并不认为人类的行为举止或者是科学的突飞猛进，预示着一场全球性的浩劫。不管怎么说，他是个乐观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坚信人性善良的反对派领袖。真实当然应该暴露，但真实并不总是充满敌意的。正视真实并不一定完全等于勇敢地迎接死亡。他曾经说过：“生活中可能存在着种种真实，也许有些真实毕竟还是我们在这个大千世界中的朋友。”

在一次谈话中，贝娄叙述了他写作时发生的一种现象。他认为，我们多数人在内心都有一个原始的提词员或评论员，这个人一开始就不断告诉我们，真正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贝娄本人心里就有着这样的一个评论员，这个人要为他打好基础，注意他说出的每一句话。这使我们想起另一个人，他带着问题，走遍大路小径，倾听着自己的心声，这就是苏格拉底和他的守护
神。这种反省式的倾听心声，需要僻静的环境。正如贝娄本人所说：“艺术有些与混乱中的宁静相关，这是祈祷时特有的宁静，也是台风眼中的宁静。”这就是苛勒在柏林的最后一夜里，一面明知灾难迫在眉睫，一面演奏室内乐，“静静地等到最后”时居于支配地位的情景。正是在这里，生活和人类的价值标准与尊严，找到了永远受到风暴侵袭的唯一避难所；正是从这种宁静中，索尔·贝娄那些诞生于喧嚣的旋风之中的作品获得了灵感和力量。

亲爱的贝娄先生，我十分荣幸地向您转达瑞典学院的热烈祝贺，并请您从国王陛下手里接受 1976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

（引自漓江出版社《赫索格》，1985 年，宋兆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