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瑞典学院秘书
卡尔·拉格纳·吉罗

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同胞乔治·塞菲里斯 1963 年到这里来领受同样的奖金时，他在飞机场献给瑞典学院当时的秘书和那年冬天的行政长官每人一束风信子，作为向他们各自的夫人致意的礼品。那些花是他亲自从雅典东边数英里的海米图斯山顶上采来的，那儿阿芙罗狄蒂拥有她的神奇的泉水，而且自古以来盛开着风信子，使整个山区是一片芳馨。

此时我们不由得想起了那个插曲，因为我们十分欣幸在这里欢迎奥迪塞乌斯·埃利蒂斯，这位在青年时期即以诗集《风信子合奏曲》获得名声的希腊作家。他在那个集子里对他的亲爱者叫道：“把风信于的光辉带在身边，将它浸在白日的泉水中吧。”并且向她保证，“当太阳使水珠、不朽的风信子和静穆在你身上溜滚，当你在太阳中发光时，我将宣告你才是唯一的实体。”

但今天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理由令人想起在飞机场冷冷的雨雪中那种豪迈的气派。塞菲里斯给我们的那束风信子一点也不像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一种。它们虽然是新采来的，却不仅象征着采集者所在的阳光灿烂的南方与我们冰天雪地的北方之间气候的差别。如果《风信子合奏曲》的作者奥迪塞乌斯·埃利蒂斯也曾希望用这种花作为环境与感觉之间的一个类比（这环境与感觉是他的文化观的一个主要部分），他就会说我们的盆栽是西欧将他的国家的某种野生物合理化了，从而得到了它的持久的美。对于这种美他已经奉献了自己所写的大部分作品，其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便是流行于西欧的对构成那个特殊的观念世界的全部事物的误解，而他是这个世界的合法继承人。

他已经在以批判的观点看待我们对于希腊的过分唯理主义的印象，他凭自己对于西欧诗歌、艺术和思想方法的熟悉，把这个印象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古代理想。这看来是自相矛盾的——一种他自己指出过的自相矛盾——因为正是这个因其呆板的唯理主义而被他打上烙印的西欧，突然给了埃利蒂斯以刺激，使他解放了自己的写作：超现实主义，它不能说是在夸大理性。

这种自相矛盾如果并不怎么明显，至少也不完全是罕见的。超现实主义像丰富生活中的一种反叛情绪，突破了僵化形态的坚固渠道。在法国之外，诗歌也被一个自称“帕纳斯派”的流派所支配，尽管它连帕纳索斯山脚也从来没有到过，要是我们同意埃利蒂斯对于希腊今昔的看法的话。然而也是在那个时代的希腊帕纳索斯山上，坐着那些同样的退化鉴定家，他们以华而不实的辞藻宣布他们的悲观主义信念，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们能够完全表达自己的这种想法之外一切都毫无价值。如果这样一种气氛也可以称为有迷惑力，超现实主义就是作为一种解放、一种宗教的复活而来的，即使那些到处得救者的迹象只不过是用舌头说话而已。

但是一种艺术形式返老还童时所发生的最好事情往往不是由于有个明确的计划，而是由于一种未曾预见到的交叉。对于希腊诗歌来说，与超现实主义相接触意味着一次繁荣，它使得我们可以称过去 50 年为希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在那众多的创造了这个伟大时代的杰出诗人中，无人能让我们比在埃利蒂斯身上更清楚地看到这个有力的交叉多么重要：那就是划时代的现代主义与祖传的神话之间的激动人心的遇合。

要简短地介绍一位不易了解的诗人，便应当首先建立他与这两种成分、即超现实主义和神话的关系。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我们可以引用他自
己的话。他一方面说：“我把超现实主义看作这个垂死的、至少在欧洲是垂死的世界上最后可用的氧气。”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地表示：“我从来不是个超现实主义流派的门徒”。他的确不是。埃利蒂斯同这个流派的基本诗作，同它的以其滔滔不绝的偶然联想进行的自动写作法不会有任何关系。他在诗歌表现手法上的探索引导他走向超现实主义的反面。即使它那些尚未证明过的组合词的肆意展现使他自己的写作法获得了解放，他也仍然是个严格讲究形式的人，一个用心创作的大师。

请读读被许多人认为是他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理所当然》吧。它以精心的结构和庄严的辞藻使每个字都各得其所。或者举他的设计精巧的爱情诗《花押字》为例，它在我们所知的文学作品中是少有匹敌的。这篇诗由 7 首短歌组成，每首的行数是 7 或 7 的倍数，即 7—21—35，直到当中达到高潮的一首 49 行，然后反过来以同样的级差递减，即 35—21 直到最后一首 7 行的短歌，与开头的一首相同。这样的结构当然用不着读者去多费心思，我们也不必数这些台阶，但它确有自己的美。可是，带有这种像一个欧几里得线形图结构的诗，并不是在模仿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法。

埃利蒂斯同另一种成分即希腊神话的关系，也要求我们加以说明。我们看惯了那些业已熔毁并被改铸成当代西欧模式的希腊神话。我们有了一个拉辛笔下的安提戈涅，一个阿努伊笔下的安提戈涅，而且今后还会有。在埃利蒂斯看来这样处理是可厌的，是唯理主义者将野花改成了盆栽。他自己就没有写布勒东笔下的安提戈涅。他从不模仿神话，而且攻击他的那些模仿的同胞。在这个观念世界他也有他的一份责任，尽管他的作品不是出于希腊历史上古代故事的复述，而是重新采用那种制造神话的方法。

他看着他的有着光荣传统的希腊：它的群山，那些以其高峰的名字使我们想起人类精神是多么崇高的群山，它的水域受琴海，埃利蒂斯的家乡，它几千年来将珍宝冲上陆地，让西方得以收集起来引以自豪。在他看来，这个希腊仍是一个活生生的始终在起作用的神话，而他正如古代的神话作者那样描写它，将它人格化，赋予它以人的形态。这给他的想像带来了感觉的亲切性，而作为他的诗的信条的神话，也从那些在迷人的风景中嬉游的美丽青年男女身上找到了化身，他们热爱生活并相互爱恋，在炫目的阳光下和在波涛翻卷的海滩上。

我们不妨把这种态度称为乐观的理想化，而且，尽管它那么具体，也可以说是离开眼前现实的一种飞翔。埃利蒂斯的十分严肃的语言经常在努力摆脱琐屑的日常生活。这种理想化可以说明，为什么他的诗既能使读者神往又能引起他们的批判性思索。埃利蒂斯本人详细表明了他对事物所持的观点。他说，希腊语作为一种语言不适于对生活进行悲观主义的描写，而且它没有可以用来写诅咒性诗歌的措辞。对于西欧人来说，凡神秘主义都是与黑暗和夜晚相联的，而对于希腊人刚光明才是伟大的神秘，每个光辉的白天都是它的反复出现的奇迹。太阳、大海和爱，便是纯化一切的基本要素。

那些至今认为真正的诗必须反映它的时代和一种政治主张的人，可以引用他写那位在阿尔巴尼亚战役中牺牲的陆军少尉的椎心之作。埃利蒂斯本人也是一位少尉，而且恰巧是最先实施总动员密令的两位军官之一。他在前线参加了抵抗墨索里尼优势进攻的激烈而残酷的战斗。他为哀悼那位体现着希腊迄未完成的生存斗争的阵亡战友而写的诗篇，比起那种习惯于空喊文学任务的人的作品，有着更为真实而惨痛得多的意义。
埃利蒂斯从自己参加战斗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却完全是另一种性质。他说诗人并不一定要表现他的时代。他也可以公开英勇地反抗。他的职业不是要逐条记下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以及个人的伤心事。相反，他走的是“从现实向可能”伸展的道路。因此，埃利蒂斯的诗本质上并不如我们看来那么条理清晰，而是在一个背景的衬托下对现时进行透视，从中获得光明。他的神话扎根于作为诗人摇篮的爱琴海边，但神话本身却是关于人类的，它不是从那个已经消逝的时代，而是从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黄金时代汲取养料。你说这是乐观主义或是悲观主义都毫无意思。因为，如果我对他了解得正确的话，只有我们的未来才值得记在心头，只有那永远得不列的东西才值得为之奋斗。

（引自漓江出版社《英雄挽歌》，1987 年，戴侃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