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它们也有生命——道具和服装

在一部影片里，除去人物和布景，其他一切陈设、用品、演员携带的物件等都属于道具。根据道具的性质和用途，又划分为大道具、小道具、机械道具（车、船、飞机等）、活道具（猫、狗、鱼等）、陈设道具、市招道具、贯串道具等等。

所谓“市招道具”是指出现在市井店铺前的幌子。如蜡烛店门前摆放的大蜡烛，灯笼店门前悬挂的一串红灯笼、理发店门口的红白两色转灯以至招牌、酒幌、串铃等等都属于“市招道具”。

所谓“贯串道具”即指在影片中贯穿于剧情发展中的道具。美国影片《生死搭档》里，编导设计了一个重要的“贯串道具”——项圈。剧中，监狱的每两名犯人分到一副项圈，两人之间的距离不得超过100米，超过了就会引发爆炸，双双毙命。就在这个项圈道具的限制下，产生了惊险的追逐故事：狱长为了得到一笔钻石财富，故意将藏钻石的犯人弗兰克与女犯人特蕾茜分为一组，配带一副项圈，并公开他们的名字。在狱中斗殴的混乱中，又将他俩偷偷放跑，自己在暗中跟踪。两个犯人之间的距离被死死限止在100米之内，他们在奔逃躲藏、上下电梯、楼梯的过程中产生了无数次惊险，给观众带来悬念。这副决定他们生命的项圈就是运用得很成功的“贯穿道具”。

道具一定要制作得真实，即便是陈设道具也不是随便的点缀杂物。因为道具也是“演员”，也有生命。比如影片里老夫妻使用了一辈子的几件旧家具，被擦拭得一尘不染；高高升起的黄手帕，让男主角一下子见到了女主角的一片忠心；一方滴满宝黛情泪的手绢，被剪刀剪破道具在讲述故事和刻画人物性格方面的作用显而易见。伊莉莎白·泰勒在1963年的《埃及艳后》里，因剧情所需前后更换65套服装，你能说它的不重要？正如著名导演普多夫金所说：“一个无生命的物体，在它与一个演员发生了联系以后，可以把演员情绪状态的一些微妙变化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得那样巧妙、深刻，这是手势或表情在一定条件下所不能做到的。”

19世纪初，德国人埃立克·冯·斯特劳亨来到好莱坞谋生，他做导演时，对道具的选择十分苛刻。在很多影片里，他身兼编剧、演员、布景、服装设计多职，而且重视道具成癖。在1921年的杰作《愚蠢的妻子》里，他在加利福尼亚海边搭起极真实的蒙特卡罗赌窟、广场和宏伟的宫殿，还要求好莱坞老板在一座大旅馆的布景里安上电铃设备。这在当时并不贵的电铃，竟被制片人指责为“斯特劳亨的浪费”。斯特劳亨听后不在意地付之一笑，继续他对道具的严格选择，哪怕是只在一个镜头中出现的小道具，也从不马虎对待。

随着电影摄制的日趋复杂，道具作为电影制作的一个环节独立出来。他们在美工师的授意之下，负责设计和组织影片道具，由道具员保管道具和提供拍摄使用。如果是十分需要又找不到、买不到的道具，均由道具师查找资料画出设计图，并按图仔细复制出来。使用过的道具，并不扔掉，常常是收回制片公司或制片厂的道具仓库，以备其他影片使用之需。假如你有幸参观好莱坞或法国、意大利的大影片公司，参观他们那儿的道具博物馆，你一定会大饱眼福。

电影服装师的工作十分辛苦。1951年，美国拍摄《向何处去》一共动用

了3.2万套服装；1970年，苏联和意大利合拍《滑铁卢之战》全片需要2.9
万套服装；1963年，美国拍《埃及艳后》也使用了2.6万套服装。这许多服装，不要说设计、制做，光是整理和搬运，也要倾尽心力，做服装设计最怕遇上大型战争片，如《桂河大桥》、《雷马根之桥》、《最长的一日》等等，为了达到交战双方军服的逼真效果，他们要对军装进行艺术处理，要“作旧”，让它们表面的色泽消褪，出现磨损，像旧军装。还要“作血渍”，即用大量红颜色在军装上点染涂画，作出鲜血滴淌过的痕迹。这些工作都是由美工师、服装师和其他有关人员一齐动手，才加工成那成千上万的衣服、裤子和鞋帽。

与昂贵的影片时装相比较，生活装有时也造价惊人，如《某夫人》中女主角的黑貂皮大衣，价值达5万美元；《乱》中一件服装的租借费也高达五六千万日元。当然有很多演员就穿自己平时的衣服上镜，但无论是高价特制的服装，还是日常服装，都须服从影片情节的需要，都要为影片的真实服务，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服装师的才能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