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行路者——表现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融合者伯格曼

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作品，承继了表现主义的电影传统，形成了他个人的现代主义艺术风格，对法国新浪潮电影，日本、印度的写实主义电影等，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是表现着电影本质与灵魂的一位大师。他的老板、至亲好友、瑞典有名的学者和文学评论家、瑞典史凡斯克电影公司总裁迪姆林是这样评说伯格曼的：

“他只是一个极出色的电影作家，具有令人着迷的特质，是深具眼光的艺术家，是一个两脚站在地上，站得很稳的人，如此而已，但，最重要的，伯格曼在瑞典的电影历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好像一条铁链中的系结，连接着过去与现在。”

伯格曼又是怎样评价自己的呢？他说：“我的职业是制作电影，这种职业和其他的职业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不同。譬如，木匠制造桌子是要给人使用，我拍摄电影的道理也是一样，是要给人看的，目的是一样的。我所关心的是，我拍出来的电影是不是可以看，就像木匠造好了桌子一样，他关心的是他的桌子能不能使用，如此而已。”

酷爱制作电影的英格玛·伯格曼，1918年7月14日出生于瑞典的布隆拉，父亲埃里克是瑞典国教的一位高僧，母亲名叫嘉琳，家里还有很多兄弟姐妹。伯格曼1943年与舞蹈家茜菲雪结婚，生了一个女儿，两年后他们离异。此后，又先后与女导演爱伦、女记者葛思、女钢琴家卡碧结婚又离婚，还与《女人四十一枝花》的主演芙坞曼同居数年，后来又与一位女历史学家结婚。幼年时的小城生活，古老大学和教会所在地的优美风景，中世纪的遗物和装饰，海盗时期的种种痕迹，刻板的家庭宗教道德教育，他对僧侣、律师、医师等职业的潜在不信任感等等以及他与种种女性的亲近和离别，这一切都在敏锐、细腻、深刻、躁动不安、博学和冷静的伯格曼一生的电影作品中有性格化的表现和不同凡响的处理。有人这样表述：“在英格玛·伯格曼的身上，人们可以认出他在每一部新电影中所表现的忧愁和欢乐。”

人们都知道，瑞典地处北欧，是个寒冷的国度，夏天的时间很短暂，乏味的冬天却特别漫长。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长大起来的伯格曼，总是经常感受到一种孤独寂寞的气息和一股难耐的悲哀情绪。他家兄弟姐妹多，家中有一架玩具电影放映机和一些影片，所以他们时常沉迷在放电影玩的游戏里。1937年，伯格曼考入斯德哥尔摩高中（相当于大学水准），攻读文学和艺术史。他实际上成为了学校学生剧团的骨干分子，他自己编写小型舞台剧剧本，组织演出。他主张艺术至上，把一颗心都扑在了演剧上。1940年，史凡斯克电影公司总裁迪姆林刚好到这所学校来，看到伯格曼的一出戏，对这位24岁的艺术青年十分欣赏，当即问他愿不愿意到史凡斯克电影公司来搞创作。伯格曼不加思索一口应承。他的工作从重新改写别人的剧本开始，起初写得很差，但一年之后，他写出了一篇短篇小说《苦恼》，受到迪姆林的重视，并交给著名导演阿尔夫·修堡拍成电影。伯格曼则担任了该片的副导演。这部优秀的影片被认为是具有良好传统的瑞典电影复兴的标志。第二年，伯格曼升任正式导演，执导了《危机》。

默默无闻的伯格曼，高傲而有才华，高瘦、黑发、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注视人时一副很仔细的样子。成为世界级大师的伯格曼，依然是高瘦、但已
无黑发，秃顶而没有胡须，成年累月戴着帽子穿着夹克，踽踽独行他始终是自己创作电影剧本，继《危机》之后，他创作拍摄了《雨中情》、《往印度的船》、《黑暗中的音乐》、《爱欲之港》、《牢狱》、《干渴》、《喜悦》、《不能在此发生》、《夏天插曲》、《女人的期待》。1952年他的《不良少女莫妮卡》（又译《裸夜》）一片，使伯格曼享誉全世界。此片对法国新浪潮电影也影响甚大。

伯格曼从38岁完成《夏夜的微笑》开始，简直成为瑞典电影界的获奖专业户。这部影片获得1956年戛纳电影节特别奖。之后，《第七封印》获1957年戛纳电影节审察员特别奖，《女人的期待》获1958年戛纳电影节特别国际奖、导演奖、女演员集体演技奖，《野草莓》获1958年西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奖，《魔术师》获1959年威尼斯电影节审察员特别奖，《处女泉》获1960年戛纳电影节国际影评家联盟特别奖，又获1960年度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金像奖，《杯中黑影》获1962年西柏林国际电影节天主教电影事务局电影奖，纽约影评家协会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女主角奖，以及1961年度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金像奖。《呼喊与细语》获1972年度纽约影评家协会最佳影片奖、导演奖、编剧奖、女主角奖，1973年度美国奥斯卡最佳摄影金像奖。《面面相觑》获1977年金球奖最佳外国影片奖

记得1966年，48岁的伯格曼拍摄了他的第26部影片《假脸》（又译《人》）。此前，他的影片所呈现的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手法总有某种隔膜，在这部影片中则已完全融为一体了。影片描述一位著名女演员伊丽莎白在演出时忘记了台词，之后她一连数月沉默无语，被送到精神病院也查不出任何病症，只好由护士阿尔玛陪伴到海滨别墅疗养。两个女人之间因而产生了同情之心，女护士经常对无言的伊丽莎白倾诉隐私。阿尔玛与伊丽莎白的外貌相像，她有时下意识地把自己同这位女演员进行比较。伊丽莎白依然沉默，令阿尔玛困惑难耐（伯格曼自幼感悟到的那种人的孤独和寂寞在此表露出来）。有一次，阿尔玛偷看了伊丽莎白写给女医生的信，发现对方竟以一种有趣的口吻谈论自己的隐私。阿尔玛责备伊丽莎白，试图迫使她开口讲话，还是失败了。在顽固、冷静的沉默面前，阿尔玛的言语也渐渐毫无条理，最后也精神失常了。《假脸》一片中只有4个人物，除了仅一人在讲话外，只有最简单的自然音响。演员的表演完全生活化。伯格曼以彻底的表现主义语言和叙事结构，通过人物塑造了一种清晰、逼真、孤寂的银幕氛围——即艺术家在怀疑和嘲讽周围的一切文字、图像和语言，在抗争包围着他的孤独和陌生，在对黑暗和沉默作一次灵魂的巡礼。例如他拍人体，好像在进行一次雕塑，当摄影机把人体的各个部分用镜头结构在一起时，那具像的人体被具像的心灵状态淹没了的时候，你似乎是在读一首乐曲。伯格曼自己也是这样讲：“我写的不是一个剧本，而是一首乐谱。”

然而，伯格曼不喜欢将自己或自己的作品归入某某流派、某某主义。他解释说：“我制作电影的时候，我不会把自己和别人标立的派别，譬如新潮，或自己已经拍摄过的电影摆在一起，也不会学别人，譬如费里尼，也不和任何文化活动或电视潮流攀上关联，我只是拍摄自己想拍的电影。”他的电影风格的的确确多姿多彩，从自然主义的《爱欲之港》到纯粹风格化的电视片《仪式》；从《小丑之夜》的强光对比、快速切换镜头到《野草莓》连续不断的梦幻景象，似真似假的孤独场景；在《呐喊与细语》里，他用红、白、黑三种象征意义的色彩对人物做多棱镜似的透视；《芬妮和亚历山大》一片
则是他“作为导演一生的总结”。

《芬妮和亚历山大》里，既有伯格曼在1955年拍摄的《夏夜的微笑》中那个狡黠的外祖母的影子，又有他1957年制作的《野草莓》中的主人、佣人及家庭成员的影子；既有他自幼就产生并在经典之作《第七封印》等很多影片里所表述的对上帝和教会的置疑，又有通过主人公之口讲出的关于对唯物主义的理解和憧憬；另外还有他向往淡泊生活的内心独白。总之，这部影片又一次荣获了1985年度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金像奖。

高瘦、秃顶、依然才华横溢的老头子英格玛·伯格曼，又一次举起了一尊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