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sSchrecklicheMdchen
1989彩色片94分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森塔纳影片公司摄制
编导：米歇尔·费尔霍芬
摄影：阿克赛尔·德·洛赫
主要演员：莱娜·斯托尔茨（饰索妮娅）
罗贝尔特·吉根巴赫（饰马尔廷·韦格穆斯）
芭尔芭拉·加劳内尔（饰约克纳）
本片获1990年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联邦德国电影最佳女主角奖
【剧情简介】
索妮娅·韦格穆斯正面对镜头，讲述着自己亲身的经历。她是一个坦率、正直的女性，此刻，她的讲话是为一部电视片的摄制作准备。
索妮娅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巴伐利亚菲尔青格小镇。这里的居民过着相安无事的和平宁静生活。索妮娅的父亲二战后由索拉西镇迁入，从事教职，母亲也在同一所学校任教。由于天主教学校认为“学生不宜看到怀孕的女教师上课”，所以母亲辞去了教职。
索妮娅的家庭，当属德国传统的“模范之家”。12岁时，幼小的索妮娅随着音乐和同学们跳起欢快的舞，也会遭到保守的母亲的反对。
她就读于圣安娜女子学校。这所学校里充满着虚伪。为了防止女生们看到对街男校的学生，学校可以花很多钱把窗户全换上毛玻璃。一方面教导女生们要保持大家闺秀的风范，另方面却根据学生捐款的多寡或教师的好恶，向学生泄露考题或评定考分。这一切，无疑在她的心灵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索妮娅暗恋着从慕尼黑来校实习的男老师马尔廷·韦格穆斯。但不久他离开学校去继续深造了。分别的时刻，在一棵挂满宗教圣像的愿望树下，索妮娅坦露了自己的爱情。马尔廷表示：“等我当上了合格的教员，再回来见你。”
在总统举办的全欧征文比赛中，索妮娅的《论欧洲自由》获奖，得到免费前往巴黎游览的奖赏。回来以后，镇长还亲自为她颁发了银质奖章。这一“殊荣”，在这个小镇是只有达官显贵或功勋卓著的人才能享有的。索妮娅成为菲尔青格镇家喻户晓的人物。
初次的成功带给她极大的欢欣和继续前进的勇气，她投入了另一次征文比赛活动，论题是《第三帝国时期的我的故乡》。
为此，她开始了深入的调查工作。
母亲不无忧虑地告诫她，要“多写一些正面的东西”。索妮娅回答：“我要写第三帝国时期全镇人民如何反抗纳粹，特别是教会的斗争。”
调查的焦点是一位名叫苏特的神父，纳粹时期曾被捕，获释后继续传教，不久，因反对种族歧视罪惨遭枪杀。苏特神父的斗争事迹恰能体现索妮娅的创作初衷。于是，她走访了教会档案馆馆长约克纳教授。
约克纳声称自己对战争时期的暴行一无所知，唯一的知情人前镇长楚特，也是本镇唯一的纳粹党员，他已得到应得的报应了。约克纳说，苏特神父在柏林被处决，他的档案一定保存在那里。
人们不断反映楚特镇长在第三帝国时期所犯下的残暴罪行，这增添了索妮娅去追查这个已经死去的纳粹分子的信心。她来到镇上的历史资料馆。馆的工作人员称“那是机密不能借阅，须征得死者未亡人的同意”。索妮娅空手而归。
楚特家族已有很多产业。楚特太太在她的巧克力工厂约见了索妮娅，强烈抗议她搜集污蔑已故丈夫的材料。
索妮娅说：“我不是要污蔑，我需要事实。”
楚特太太恶狠狠地说：“事实是他在狱中受了六年苦，积郁而终，其他人却在战争后享尽荣华富贵。”
已退休的大法官柯博士，纳粹时期曾是“人民法庭”的成员，为此，索妮娅走访了他。但大法官对实质问题采取回避，推说自己当时在柏林，对本镇了解甚少。谈及“人民法庭”所犯罪行时，他以傲慢和指责口吻说：“你以为人可以选择职业吗？人民法庭也是在按法律办事。你以为我喜欢处决人吗？那是战争！”公然为纳粹的罪行开脱历史责任。
马尔廷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员，回到了菲尔青格镇，并和索妮娅组成了幸福的家庭。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新法西斯分子不断的骚扰和袭击。
在莎拉和瑞比诞生之后，人们以为索妮娅会安静下来，做一个贤妻良母。索妮娅则希望进入大学，攻读神学和历史，以便将那篇搁置已久的文章写成书。
通过调查，她发现汉克夫区曾有过一个死亡集中营，但约克纳教授说：“那只是掩人耳目的劳动营罢了。它是为了避免把人们送入集中营而设立的，他们很高兴，因为在那里有工作。”
索妮娅要进入由约克纳任主编的晨报档案室，却遭到工作人员的阻拦。但楚特的孙子查理对祖父的历史并不介意，他同意索妮娅调查那段历史，因为他不相信祖父会是纳粹。即使有了死者未亡人的允诺，晨报资料馆仍以“馆内还有其他人的秘密”为借口而不同意她进入。
索妮娅决定采取法律程序控告本镇政府，这使马尔廷非常担心。因为他们的家庭不断受到各种形式的恐吓。匿名信扬言“如继续挖掘别人的隐私”
就要对她和她的家庭实施暴力，并攻击她是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
法庭受理了她的起诉，并作出不得干预她的调查的决定。在进入档案馆后，工作人员先以楚特档案“已借出”，再以“档案已残破，无法翻阅”，继而又以“死亡人档案须死后50年方可借阅”，最后竟以“档案在运送途中不慎遗失”为由，阻止她了解历史的真相。
机智的索妮娅最终还是从档案馆的“毒品柜”中找到了卡尔汉德克·楚特的档案，并将其复印后成功地转移出来。
这些档案材料涉及了镇上一批高官显贵们在第三帝国时期鲜为人知的罪行，其中包括约克纳教授和布朗神父那样的“好人”。尤为严重的是，学者身份的约克纳还参与了极其残酷的“人体试验”。
《第三帝国时期的我的故乡》终于出版了。各大报均发表了评论，只有本镇的晨报保持沉默。由于她对现代史的卓越研究，维也纳授予她荣誉博士称号，瑞典皇家学院、巴黎方面也都给了她极高的荣誉。
1983年冬，菲尔青格镇的大学邀请她去讲学。恼羞成怒的约克纳以诽谤罪控告索妮娅。
一位老人主动走访索妮娅，向她揭发了约克纳参与杀害共产党人的罪行。他说：“希特勒的黑衫队、棕衣队至今还在对付我们。今天的情况和昨天没有两样。”
针对新法西斯的猖獗，索妮娅准备再写一本题为《菲尔青格镇的犹太人》的专著。
即使是炸弹的袭击也无法改变她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决心。但是马尔廷不得不去慕尼黑继续自己的教职。
法院开庭之日，感到忧心忡忡的当局以“大法官从树上摔下受了伤”为由，撤销了约克纳的起诉。镇上为了对她表示敬意，给她塑了一座半身铜像。
就在铜像的揭幕典礼上，索妮娅突然转过身子，面对本镇的达官显贵愤怒地说：“不，我不会让你们把我变成镇上的摆设，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们你们很害怕，不知道我还会挖掘出什么真相。你们不是要表扬我，而是要堵住我的嘴。但是，我不会沉默”
索妮娅孤立无助地朝那棵挂满圣像的愿望树跑去。据村民们说，那树在历史上曾是绞刑台。透过绿色的树叶，她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呐喊：“神啊，救救我，别让他们找到我！”
【鉴赏】
本片片头打了如下字幕：“本片取自安娜·罗斯穆斯在帕索的经历，故事可能发生在德国任何城镇。所有事件、人物纯属虚构。”
这类题头，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故事可能发生在德国任何城镇”，这一句，表明了这部影片所反映的内容的严峻性。
《讨厌的女孩子》是根据德国30岁的青年女历史学家安娜·罗斯穆斯的真实故事改编拍摄的。她生活在巴伐利亚的小镇帕绍。纳粹元首希特勒曾是
这里的居民，秘密警察头子就出生于此。它的现任市长约瑟艾达也曾是活跃的纳粹分子。20年代中期，帕绍中心区属犹太人区，犹太人拥有那里多数的地产。纳粹上台后，犹太人被大量放逐，所剩寥寥。安娜对采访记者说：“这一切在战后均被隐瞒了。”她对这段历史知道得越多，人们就越痛恨她，称她是“帕绍的坏女孩”。到90年代，冲锋队每年举行示威游行，当地人对新老纳粹的猖獗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安娜说：“他们越来越恨我，但我不顾后果，我只重视事实。我们德国人不允许保持缄默，我要知道事实，因为这也是我的历史。”
《讨厌的女孩》拍成后，她的处境更加困难，无法过宁静的生活，尽管该片获得了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她和孩于们仍要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中。记者采访该市市长时，他说：影片“全属虚构，完全不是帕绍的事实”。
由于安娜和越来越多理解并支持她的人的推动，在犹太人被逐50周年之后，一些当年受到迫害的人被邀重返故土访问，市长也首次公开承认“纳粹时期是帕绍史上哀伤的一页”。
但这种承认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
安娜认为在完全揭露历史以前，这些在第三帝国时期被迫害致死的人不应该被遗忘。“事实终归是事实，只有面对现实才能计划将来，这是帮助受害者的最好办法”。
了解这一真实事件对理解这部影片是很必要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近50年了，但纳粹的阴魂并未散去，它在欧洲一些国家死灰复燃，新老法西斯分子的气焰甚嚣尘上。出于这样的历史责任感，导演米歇尔·费尔霍芬拍摄了这部影片。他过去制作的影片中多次涉及“纳粹遗传”这一主题，最引人注目的是1981年的《白玫瑰》。
尽管《讨厌的女孩》有真实的人物、事件为依据，但并没有按照颇为时髦的纪实手法来拍摄，却采用了黑色喜剧的处理方式，因为这样能将观众从过分具体的事实中摆脱出来，抓住事物的本质。
影片包含了两条采访线，一条是电视台对索妮娅等人的采访，另一条是索妮娅的调查采访。在处理上，视觉语言上有着明显的区分，电视台的采访，记者不出画面，镜头就是“记者”，采访人直面镜头讲述，这也是在直面观众讲述。索妮娅的讲述，表现过去时，用黑白画面处理，这样在叙事时空上才不致给观众造成混乱。而索妮娅的调查则采用彩色胶片，她也和采访对象出现在同一场景中，让观众直接感受这种斗争环境的复杂和严酷。
虽然两条采访线在交叉进行，但情节故事却是严格按照主人公的成长与思想成熟的时间顺序展示的，流畅的电影叙述语言不给观众构成任何模糊或理解上的混乱。
然而，在导演处理上，又时有刻意安排的“不流畅”的甚至于“跳跃”的镜头语言。如索妮娅在镇档案馆追查前镇长楚特的历史档案时，背景环境完全相同，但管理人员回答说“不能借阅”、“须征得死者未亡人同意”、
“档案严重破损无法翻阅”、“档案已外借”、“档案在运送途中不慎遗失”等问题时，镜头却是“跳切”的，这意味着时间的改变、中断和省略。这种处理方式决非只是形式问题，它表现了索妮娅为求历史的真实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尽管索妮娅没有任何寻根问底的镜头或台词，但观众完全可以理解在这时间省略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索妮娅的思想形成，完全取决于她的生活进程。影片以十分视觉化的方式，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这一切。从幼年时代开始，尽管是和平宁静的生活，但索妮娅就处在一种充满伪善和道德矛盾的环境之中。那些道貌岸然的著名人物，在很严肃的讨论话题中拿国家货币和不锈钢勺作出那些与性有关的庸俗不堪的东西开玩笑，这和教会学校教导她们要具有的大家闺秀风范格格不入。于是，索妮娅的求真态度必然成为反社会的叛逆，一方面是她的作文《论欧洲自由》获奖，并被授予银质奖章，另一方面她又被不自由地宣判为“坏女孩”。这种黑色幽默手法更使人感到现实的冷峻。影片并没有按通常的情节片手法去展示反面力量，而只是通过若干暗示（如将猫杀死后钉在门上，向索妮娅的结婚汽车投石块，向她的住所投炸弹，寄匿名录音带等等），把新法西斯势力描绘成为一种阴影似的形象。受到德国戏剧的影响，即使出现那几个新法西斯分子的形象，影片也是用特写镜头处理，他们身着黑衣，画着粉白的脸谱，有如歌德《浮士德》中那个魔鬼靡非斯特。
影片的另一独到之处，是摆脱通常的戏剧性的矛盾铺陈法，也不为主人公设定冲突的对立面，让事件一环紧扣一环地向终局发展，而是着力描写主人公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不仅令观众心灵上蒙上阴影，甚至为之感到窒息。
场景安排常常显得虚幻，甚至还会使人产生怪诞的感觉。如全家人坐在屋里听那个充满杀气的录音电话时，背景竟用了移动拍摄的菲尔青格镇街景镜头。这种空间处理使观众感到全家人仿佛是坐在游移不定的马车上，从而产生了疑问：究竟什么是真实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还是生活在虚幻的梦境中？扮演主人公索妮娅的演员莱娜·斯托尔茨准确地把握了这个人物的复杂和多面性，在突出她的勇敢、坚定、追求真理的同时，还表现了她作为一个人、一个母亲的那种柔弱，这不仅使观众感到人物的真实可信，同时也机智地折射了生存环境的险恶。紧紧追随人物，直接对准她那极其复杂和矛盾的个性，给观众留下充分的思考余地，是这部影片的又一特点。
那棵孑然挺立在镇外的田野上挂满圣像的愿望树，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影片三次出现了这一场景。第一次是她爱上了实习教员马尔廷，她来到树下，祈求上苍赐给她幸福；第二次是两人爱情的表白；最后一次是马尔廷经受不了这种折磨，远走他乡，镇上的人们却开始赞扬索妮娅并为她塑纪念像，她惊恐地逃到树下，发出了“神啊，救救我，别让他们找到我的”呼喊。值得注意的是，这棵树也曾是历史上的绞刑台，在树的绿荫中还透着一股血
腥气，人物对真理的追求和对死亡的恐惧形象地联系到一起，使观众感到心灵的巨大震颤。德国观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喜欢这部影片，除了本片极具现实意义的主题外，斯托尔茨所塑造的这个坚持正义的女主人公及其孜孜不倦探求真理的精神，是他们所乐于仿效的。“讨厌的女孩”成了他们喜爱的人物。
（司徒兆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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