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晓鸣作品
他的经历也颇为复杂。1974年出生,大学专业是服装工程,精通各种面料的质地;互联网兴起时却转行去做网页设计师,精通电脑操作;因为经常在论坛上发帖鞭挞时弊,又被报社挖走成为专职写手;写着写着,他又拿起了相机。
从2004年开始,有事没事,他都喜欢拉着朋友一起,拎着相机到深圳的城中村四处逛逛。'什么最能代表深圳,不是高耸入云的地王大厦,也不是趴在中心区‘练蛤蟆功’的市民中心,不是股票,不是蛇口,不是那个所谓的深圳速度——最具深圳气息的,是那些城中村。'
走在城中村九曲十八弯的巷道中,'握手楼'将天空剪得狭长,窄小、潮湿而又黑暗的出租屋,让人难以相信高耸入云富丽堂皇的写字楼只有几步之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在城市中风里来雨里去,死皮赖脸地跑到别人家里去,央求他们对我开放最私密的空间,拍摄他们的房子。'沈晓鸣回忆说。
渐渐地他发现,如果将关注角度从城中村延伸到整个城市,会有更不一样的收获。2006年以后,他的城市化照片中增加了更多的人。这些人依照收入梯度自然分布:有住湖边别墅的成功人士,有住封闭小区的中等收入家庭,有住城中村的小白领,有住工业区夫妻房内的产业工人;有5人以上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也有悬空一代的丁克家庭,甚至有奉行独身主义的个体家庭……从文化构成上看,有南方人、北方人,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也有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婚姻结合体,或者中国和外国人结合的跨文化家庭。
'中国正在迅猛发展,我们都是这个历史过程中的小人物。'沈晓鸣这样阐释自己的另一个作品系列,深圳人物肖像。
他曾在深圳海岸城做过一次展示,是两幅陕西省靖边县天赐湾乡小学的老师人像,作品竟有4亿像素。他的朋友'低烧'感叹道:'4亿,我的妈呀,这得拍多少张照片,这得花多少时间在photoshop里进行加工和拼接,这得用多大的硬盘去装它!这个东西怎么弄到喷绘公司,怎么打印啊?'
在很多人看来,这种把照片精确到像素的做法,极致到了乏味的程度。但是沈晓鸣却认为,这是对那些有生命力的事件和人物,最好的纪念和表达方式。
后来,他又将'所见到的城市和城市化'的拍摄范围扩大至全国、全世界。广州万科土楼的小白领、四川绵竹向娥乡的村民、湖南宁乡山区种植山货的农民,窑洞村落、长洲岛民……一一出现在他的镜头里。就连去国外,他也不忘到民间走走,丰富摄影题材。
在拍摄汶川震后农民家庭时,沈晓鸣发现当地校舍建设急需高标准的设计方案。他联系了活跃在深圳的一家非盈利组织'土木再生',主动到灾区搜集校舍建设需求,组织设计竞赛,优选设计图稿。一些建筑设计事务所看到这个消息后,加入进来,成功拟定出震后校舍建设的7个高端设计标准。迄今,按照这些标准已建设了7所学校,每一所学校的设计风格都各不相同。
沈晓鸣还致力于为城市里的自行车争取'路权'。2008年的深圳,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120万辆,有个家住布吉的市民做过实验,从家骑单车到中心区上班,居然不到40分钟,开车却要一个多小时。然而现实的趋势是,拓宽汽车车道、自行车道边缘化,然后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直到最终自行车失去路权。
那一年,沈晓鸣买了一辆折叠自行车,常常骑车上班、买菜、赴宴、健身。深圳的街头、写字楼下、地铁里,都出现过他为了使用自行车而与保安们激烈争辩的场景。
为了争取路权,沈晓鸣更加频繁地使用自行车。'既然你们可以为汽车解决一个停车位,作为你们的消费者,也应该为我的自行车解决一个停车位。'他屡屡这般强硬地表示。事实证明,这种努力是有效果的,在沈晓鸣经常去的片区,单车进出不再是问题,甚至有保安会抬起本来为汽车才升起的横杠。
2009年深圳双年展,沈晓鸣和'悦行城市'项目的几个朋友合作,将200辆自行车放在深圳华侨城片区6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用无线GPRS管理网点,免费让公众使用。在接受各家媒体的采访时,沈晓鸣每次都会重复一个口号——路权平等。
后来,在一次半官方的聚会中,沈晓鸣还顺利地将抗议深圳地铁不允许自行车进入的'加西亚的信',成功带到了某位领导那里。之后,单车族携带单车就可以畅行地铁了。次年3月,深圳两会召开期间,沈晓鸣和朋友们甚至通过民主党派,成功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城市增加自行车道的提案。
在被奉送了公民知识分子、纪录片制作人、专栏作家、互联网达人等等称号之后,沈晓鸣强调,自己最看重的头衔还是'一名纯粹的摄影师'。
谈起他拍摄的政府大楼'肖像'系列,沈晓鸣说:'我站在政府大楼前,时常觉得自己是一只渺小的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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