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克莱因个人报纸②

他回忆自己当时的创作动机时说：

'那阵子摄影的模式就是‘布列松式’，而摄影的字义就是‘客观‘高雅’、‘距离’、‘顾虑周到’、‘分寸把握’等涵意，我仿要从相反的方向进行，把客观的那一套都抛开。我自己搞出一套法子来，把任何事情都当成独家新闻来拍。'

'我将这本书看成怪兽城市的每日号角，在清晨三点钟吹出它的丑闻和独家报纸。《纽约》这本书是视觉日记也是个人报导。我希望它看起未像是新闻。'

克莱因的这种反传统的摄影观点，使他拍出一大堆焦距不很准确，粒子相当粗糙、构图也没有可循章法、相机也不是拿得很稳的照片。

他剪裁照片，故意把照片调子的反差弄得很大，令人有一种脏兮兮的感觉。就品质来看，好像是一般摄影家的失败之作。然而在克莱因所拍摄的街头人群当中，这些极度反技巧的暗房工作，却使照片透露出一项骚乱的气氛。将熙熙攘攘的街头罩上不祥的预兆，好像他看到每一个人潜在的恐惧，与隐藏在宁静生活下的悲剧。这就是克莱因的反摄影所形成的强烈风格，在此之前没有人这么拍过街头，摄影的表现领域在克莱因的手中又大大迈进一步。

急进的克莱因通常只花几个月的时间去拍摄一个题材，然后花上整年的时间去挑选照片、编辑成书。继《纽约》之后;《罗马》、《莫斯科》、《东京》都是在欧洲出版，美国始终不接纳他这个怪人。这四本书的拍摄年代前后只有七年之隔，这七年正是他创作力年产值期，石破天惊的划空而过，却立即消失殆尽。

他在三十七岁就放下照相机，打算再也不拍照了。他说：'我在摄影上已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这就够了。'一直没有归属感的克莱因，这回在摄影也找不到避风港，因为他不是用艺术来平息自己的心，而是把自己不稳定的性格借艺术表现出来，他不只在生活中自我放逐，连在艺术表现也是如此。克莱因拍起政治电影，更是激进,他不遗余力的讽刺企业界、艺术界、政客、社会伦理、传统教条…·，其实他也正讽刺了自己所做的事，因为他现在也成功了，而他一直是在反成功。

很令人吃惊的是，克莱因在被重新肯定之后，又拿起相机拍照，在某个方面来说，他是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他对自己又拍照片的事，这么解释着：'我觉得很久没有说一种语言了。舌头、行为都觉得迟钝，对事物的感觉都生锈了。我现在一直在展览老照片，展得连自己都厌烦了。我希望看看自己还能拍些什么。'今年已五十岁的克莱因，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上十来岁，仍然有张英俊的脸，抖擞的精神，和不可一世的狂妄。

他浪荡了几十个年头，总算靠曾经被遗忘的照片来获得功成名就的报偿。不知道他最近所拍的照片，是不是'反克莱因式'的呢?摄影对他来说一直是有别于任何艺术形式的：'摄影不是绘画，绘画是构图、修饰、改变，该减的要减，该加的要加，而照相就是一下，有或没有就是那么一下，死了或活着就是'碰'一声。'

克莱因所说的'碰'一声，就是自己摄影观念的总结，他像是在测验每一个人对武器的反应，他的照片很明显的透露出相机的存在状况，很自觉的介入被拍摄的对象当中，要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人正在扣板机，让1的反应脸色完全的出现在镜头里当有人要克莱因谈谈自己的摄影时，他总是只说三个字：'精神恍怄(Trance)、目击(Witne.)、作乐(Revels)。'没有人能很明确知道他到底要说些什么?他的行为是那么怪异，他的表现是那么极端，他的说词又是那么故弄玄虚，然而他的照片却是那么强烈。他所干的每一件事都像闪电，要大家都被惊吓，然而闪电能够袭击多少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