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故事

白居易是战国时期秦国名将白起的后裔。他的远祖定居太原，后迁居下邽；到他祖父时，又迁至河南新郑城西的东郭村。公元七七二年（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于这里诞生。

白居易在孩提时，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的母亲聪颖贤慧、粗知诗书，还十分重视和善于教育子女。曾“亲执诗书，昼夜教导，循循善诱，未尝以一呵一杖加之”。由于白居易生有夙慧，六七个月时，便能辨识书屏上的“无”字和“之”字，竟做到百指不差。所以白母对他寄有很大的希望，当然花费的心血也就更多。当他长到五六岁时，白母便指导他学习写诗；到了八九岁时，居然能谙识声韵了。

公元七八一年（德宗建中二年），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升任徐州别驾，第二年，白居易随家迁入徐州。就在这一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兴兵作乱，徐州陷于紧张状态。为了避难，白季庚把家眷送往符离，并让白居易到南方去投靠亲友。从此，白居易孓然一身，在江浙一带飘泊了五六年。

这期间，白居易曾漫游了未遭兵燹之灾的杭州和苏州。苏杭二州虽然物产丰富，风景宜人，可谓人间天堂，但却不能消解白居易内心的愁苦。在他十五岁的时候，写了一首七绝《江南送客因寄徐州兄弟》：

江南望断欲何如，

楚山吴水万里余。

今日因君访兄弟，

数行乡泪一封书。

这是现存白氏文集中最早的一首纪年诗，表达了他对故乡和亲人的痛苦思念。

遭乱流离的窘迫生活，使白居易有机会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尝到时代的辛酸，进而对“安史之乱”以后的动荡社会有所认识。他在《江楼望归》、《乱后过流沟寺》和《寄上浮梁大兄》等诗中，对于军阀争战、政治混乱和人民所蒙受的灾难，表现出极大的感慨。少年时代的白居易在避难飘泊中，思想感情与人民靠近了，这对他后来的诗歌创作，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公元七八六年（德宗贞元二年），淮西战事平息。大约是第二年，白居易北上到了唐帝国的首都——长安。

白居易到长安来的目的，是想寻求高官或名人的推荐，以博得一官半职。

所以他一到长安城里，马上就拿着一卷诗稿前去谒见六十多岁的诗人顾况。

当时，顾况是朝廷的著作郎、在文坛上颇负盛名。平日里他恃才傲物，认为“后进文章无可意者”，哪里还能把这个刚出茅庐的来访少年放在眼里。当他瞥见诗卷上的名字是“居易”二字时，竟诙谐地说道：“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可是，等他披卷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句诗后，不由得大吃一惊，连忙改容道歉说：“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耳。”顾况欣赏白居易的诗才，并且到处延誉，却未能在政治上做出切实的推荐。白居易进京找出路的打算落空了。

在长安旅居三年，官没有做成，找人引荐不成，白居易就下决心走科举的路。

贞元十五年秋天，经白幼文和族叔溧水县令白季康的介绍，白居易参加
了宣州的乡贡考试。考中以后，被太守崔衍贡举，赴长安应进士考试。

在唐代的科举制度中，进士科最为高贵，特别是贞元以后，宰相几乎全是由进士出身的人担任。这样一来，进士科成了读书人骛趋的中心，每次应试的举人数千人，而被录取的最多时也没超过四十人，要考取一名进士是颇不容易的。然而，功夫不负苦心人，第二年春二月，白居易在中书舍人高郢的主试下，一举登科，考中第四名。这时，他已经二十九岁，但在同榜及第的十七人当中，还是最年轻的。所以，他曾有“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

白居易“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心中喜悦，溢于言表。他在《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一诗的最后说：

得意减别恨，

半酣轻远程。

翩翩马蹄疾，

春日归乡情。

诗中的语气神态，是多么的兴奋和自豪啊！从此，白居易结束了贫穷困苦的书生生活。

贞元十八年冬天，白居易回到长安，参加朝廷举行的拔萃科考试，入甲等。同年登科的还有元稹、崔元亮等七人，白居易后来和他们都很要好，而与元稹的友谊尤为密切。贞元十九年春天，白居易和元稹同授校书郎的官职。

白居易在任校书郎属秘书省时，接触到了统治集团内幕，看穿了上层社会的实质：“帝都名利场，鸡鸣无安居。”后来，白居易在《为人上宰相书》中，痛斥时政的败坏，请求宰相韦执谊出来发挥作用，“以济天下憔悴之人死命万分之一分。”因白居易当时官卑职微，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公元八○六年（宪宗元和元年）四月，白居易和元稹一同参加了“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制举。结果，元稹首选白居易入第二等。

有一次，白居易和王质夫、陈鸿会聚仙游寺，三人谈兴很浓，当话题转到唐明皇与扬贵妃的故事，都很感慨。在王质夫的敦请下，白居易写下了千古传唱的《长恨歌》。

《长恨歌》是一首长篇叙事诗。诗的前半部叙述唐玄宗对杨玉环的专宠，后面描写李杨之间的生死情思，中间穿插了一段“安史之乱”的史实。这三者的联系是，玄宗宠幸贵妃，导致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埋葬了他们之间的淫乱生活，又在爱情上给他们造成了精神痛苦。从诗歌的这一结构来看，诗人是把统治阶级的荒淫和社会动乱作为因果关系处理的。

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意图，正如陈鸿在传中所说的，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这在诗歌的前半部分是十分明显的，而在后面，却容易被那缠绵悱恻的生死深情所掩没。贵妃死后，玄宗是朝思暮想，动静不忘，尤其在他“天旋日转回龙驭”以后，对着昔日的池苑，更是悲悲切切，凄凄惨惨，相思无终已。可是，在高高的宫墙外面，安史叛军并没有最后消灭，战争正处于胶持状态，社会在动荡，战士在流血，百姓在死亡。这里，诗人把深刻的思想含义寄寓在含蓄的笔法之中了。

《长恨歌》不是完全按照史实的原貌进行创作的。这且不谈诗人有意地回避了玄宗巧夺儿子未婚妻的丑事，就是在描写玄宗对待爱情的态度上也是如此。玄宗原先有一个爱妃叫江采萍，杨玉环入宫后，她逐渐遭到疏远，到
玄宗西逃时，竟然把她撇下没有带走。玄宗回长安后，杨贵妃没了，就又想起这个老相好，派人悬重赏四处寻找，甚至看了江氏的画像，也感到无限悲伤。由此可见，这位七十多岁的皇帝老倌，在宫中对杨贵妃的思念，既不坚贞，也不专一。但是，白居易是写诗，不是写史，在创作中对于题材完全有选择、加工、想象和夸张的自由。不过仅此理由，就描写玄宗对贵妃是那样的思恋，感情又是那样的专诚，其中就难免不无美化封建皇帝之嫌。

《长恨歌》的艺术性是较高的。全诗词彩流丽，格调明快，气势生动。在曲折完整的故事叙述中，有时用细节描写来展示人物的内心活劝，有时以环境渲染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而“安史之乱”和贵妃之死的史实概括，尤见功力。《长恨歌》的诞生，给白居易带来了很高的声誉。

元和二年秋天，白居易先后任翰林院学士，左拾遗等职。

元和五年四月，白居易左拾遗任期届满，宪宗便趁机以照顾家庭贫困为借口，把他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从而剥夺了他在朝廷上说话的权利。对此，白居易感到非常气愤，他把自己比作一匹骅骝良马，竟因未遇识者而“化为驽骀肉”。

在这段时间里，白居易诗歌的产量很多，而且“道屈才方振，身闲业始专”，艺术形式上有很大的提高。但从思想内容来看，多数是借“禽鸟草木以抒志”，这是白居易诗歌创作上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值得指出的是，有些“吟玩情性”或“感遇叹咏”之作，虽然没有讽喻诗那样强烈的战斗性，但却真实地记录了诗人内心的痛苦和哀愁，从而暴露出当时政治黑暗和统治者的专横，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意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元和十一年写成的《琵琶行》。

诗中叙述，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白居易送客湓浦口，遇到了一位弹琵琶的女子。经询问才知道，她原先是长安的著名歌妓，因“年长色衰”和“弟走从军”而“门前冷落鞍马稀”，只好流落江湖“嫁作商人妇”；商人又重利轻别，常常撇下她独守空船，生活寂寥。当白居易听了琵琶歌妓高超的弹奏和身世叙述后，联想到自己的迁谪失路，感慨万端，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入，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最后，由于伤心难止而泪洒青衫。

这首诗对于琵琶歌妓的形象描写，是非常成功的。从闻琵琶声音开始，到请出歌妓、弹琵琶、讲身世，一直到第二次弹奏，诗人或以粗放的线条，或以精细的笔触，真实地刻画出这位女子的音容姿态和思想活动，达到了呼之欲出的程度。琵琶歌妓的身世遭遇，体现了深刻的社会内容，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意义，它形象地再现了当时歌妓艺女们的生活和命运，揭发了封建社会摧残妇女、扼杀人才的罪行。

白居易所以能够写好琵琶歌妓的形象，关键在于他不以“身为本郡上佐”而矜待，不为地主阶级的礼法所限制，对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妇女寄以深切的同情。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能把自己和一个歌妓相提并论，使诗歌发生了“能所双亡，主宾俱化”的艺术效果，这里，诗人是用多才多艺、美丽善良而却遭遇坎坷的琵琶歌妓形象，来控诉朝廷对自己的无端迫害，发泄个人在政治上的不平和愤懑，从而深化了诗歌主题。

在艺术手法上，《琵琶行》描写细腻，音节和谐，语言流畅，体现出“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人”的创作原则。其中关于琵琶声音的那段描写，令人仿佛听到了一曲旋律生动美妙的音乐。尤其惊人的是，诗人运用了一连串的具体事物状比琵琶声音，不仅使声音本身形象化了，而且高山流水得知音，
把他从音乐中听来的幽愁暗恨，也恰当地表达了出来。

白居易历经近二十年的宦海沉浮，认清了现实的残酷与险恶，于是他懊恼自己“但在前非悟”，决心要“险路应须避”。那么，避到哪里去呢？由于对生活和地位的担忧，只好“无妨朝市隐，不必谢寰瀛。”而隐的方法又是心知止足，行在独善，少语全身。白居易的这次思想转变，是在沉重的黑暗势力包围下，想努力实行道德上的自我完成，保持操节，不与罪恶的统治阶级同流合污，其实质是个人反抗意识的表现。但是，白居易同情和关怀人民的态度，却有增无减。在这以后二十余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不再像任左拾遗时那样谔谔发言了，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方便做好事，尽可能地给人民解除一些痛苦。

白居易来到了忠州城。一到任，他就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着手改善郡政，实行“劝农均赋租”、“省事宽刑书”的施政方针。他还率先躬行种花种柳，以引导当地人植树造林；他还提醒人们注意防蚊灭蟆，以免身体受疮痏之苦。这年天冷的时候，有一个姓康的八十岁老翁，来找白居易乞求寒衣，尽管他当时“郡俸诚不多”，但还是满足了老人的要求。这件事是白居易同情人民疾苦的具体表现，同时，“再三怜汝非他意，天宝遗民见渐稀”，也流露出他对天宝时事的感慨。

对于当地的少数民族，白居易能行忠仗义以诚相待，相处得很好：“笑言虽不接，情状似相亲。”他到任的第二年二月，亲自主持了一次官民同乐的宴会。来参加宴会的人很多，大家团团围坐在坡地的席子上，一边用藤枝吸酒喝，一边观赏“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会上，白居易还恳切嘱咐来宾们：“勿笑风俗陋，勿欺官府贫。”

巴童巫女日夜不离口的竹枝民歌，白居易是很欣赏的。他学其曲调风格，填写了几首绝句体的《竹枝词》。其中有的流露出诗人对忠州人民生活的关心和同情：

竹枝苦怨怨何人，

夜静山空歇又闻。

蛮儿巴女齐声唱，

愁杀江楼病使君。

诗的风格清新朴实，很有民歌的色彩。这说明诗人在创作上能够广采博收，注意从多方面吸取营养。

但是，由于语言不通，环境不适应，又没有亲朋诗友，特别是“强名为刺史”的穷独地位，常常使白居易不能安心忠州：“几度欲移移不得，天教抛掷在深山。”他多么希望“谁能拆笼破，从放快飞鸣”啊！

元和十五年正月，唐宪宗被宦官害死，太子李恒继位，即唐穆宗。李恒素重白居易的词赋，认为可以“与司马相如并处一时”，所以，他即位的当年夏天，就把白居易召回长安。先任司门员外郎，年底迁替皇帝写“诏旨敕制”的主客郎中知制诰。

公元八二一年（穆宗长庆元年）二月，白居易在新昌坊买下一所破旧简陋的住宅：“阶墀宽窄才容足，墙壁高低粗及肩。”虽然如此，但因为用钱不多，而且堂前有松，窗下有竹，所以他还是十分满足地住了下来：“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

三月，白居易奉命与中书舍人王起复试在考试过程中作弊及第的郑郎等十四人。尽管白居易的许多亲友与此案有关联，但他没有因私害公，结果十
人绌落，露出弊端。复试结束后，白居易上表认为落第者“情有可原”，主张从宽处理，可是穆宗不听，仍然处分得很严厉。这次复试进士，是当时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此后，李宗闵和李德裕各分朋党，“是非排陷，朝升暮绌”，前后相继四十余年。

八月，田布拜魏博节度使，穆宗命白居易前去宣谕。事毕，田布想送给他五百匹绢，做为酬劳。虽然白居易“家素贫，非不要物”，而且穆宗也同意受取，但他仍然坚持不收。白居易这样做，不但是考虑到田布正处于备战时期，急需钱用，更为可贵的是，他想从自己做起，煞住朝廷使者勒索地方的歪风恶习。

白居易在这年夏天的时候，加朝散大夫，不久又转上柱国。十月里，诏除中书舍人。白居易从忠州回朝二年之间，加阶进勋，又由司门、主客至中书，先后三次升官，可谓荣幸一时。他兴奋喜悦之余，也曾想到为国家出力，为百姓做事。然而，身居是非之地，又“不得用其才”，白居易只好乞求外任。长庆二年七月，他被任命杭州刺史。

这时，汴州兵乱，东道不通，白居易乃绕道襄、汉赴任。这条路是他八年前谪贬江州时走过的，但时过境迁，心绪大不相同。这次因为是主动要求离开长安，而前去的杭州又是他少年时代就向往热爱的地方，所以，“往若投渊鱼”、“是行颇为惬”。一路上，他打算好好地消遣一番，也计划着替人民做些事情。

八九月间，白居易来到洞庭湖，看见浩淼千里的湖水，想起滨湖农民必然年年遭受水灾，于是，他恨不得大禹复生，使“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当他路过江州时，昔日的朋友们出郭相迎；老百姓还认得这位当年以写诗闻名的司马。他还登上香炉峰，在自己的草堂里住了一宿，然后又匆匆上路，于十月一日到达杭州。

杭州当时是个上郡，人多事杂，政务殷繁。白居易到任后，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动手。他是想通过个人的努力工作，施惠杭州百姓，在局部范围内实现自己“兼济”的夙志。

白居易确实为杭州人民做了许多事情。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破除迷信，克服阻力，第一次用人工浚湖；同时，又在钱塘门外修筑长堤和水闸，以蓄水灌田。事后，还写了篇《钱塘湖石记》，把蓄泄湖水应该注意的四项关键性问题，刊在石上，以便继任刺史掌握。他认为只要对湖水“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则“濒湖千余顷田，无凶年矣”。此外，白居易还聚工通理了当年李泌典郡时开凿的六眼大井，解决了市民饮水的困难。白居易关心人民生活，人民就感激他，拥护他，爱戴他。当他离开杭州的时候，“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很多人竟因惜别而潸然泪下。后来，人们还把西湖中的“白沙堤”改名叫“白公堤”，作为对他的纪念。

杭州景物，冠绝东南。那美丽的湖光山色和壮丽的名刹古寺，助长了白居易的游兴。公务之余，他常常偕同郡客，有时也带歌妓，或夜湖泛舟，或深山访寺，或临亭观潮，或登楼看舞游玩得淋漓畅快，烦襟滞念，一切皆消。游山玩水之外，白居易还经常在宽敞幽静的官邸里品茗、读书、吟诗，有时也招客夜饮，或共歌妓演奏音乐。每当他酒唇兴起的时候，便醉歌狂舞，仿佛又恢复了青春的活力和朝气。

白居易在杭州，诗歌的创作是很勤奋的：“新诗日日成，不是爱声名；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他“吟山歌水”，写了很多歌咏杭州优美景色
的诗歌；同时，还写了大量的唱和诗。当时，元稹和崔元亮先后来到江南，任越州刺史和湖州刺史，三人昔日同科，如今治郡铛脚，虽然不能见面，但诗书往来不绝，有《三州唱和集》。其中与元稹的唱酬尤其多：“为向两州邮吏道，莫辞来去递诗筒。”以筒递诗，那兴致该是很浓的。这期间，白居易除了写作新诗以外，还对过去的作品不断地加以润色修饰，可见，诗人的创作态度是多么严肃和认真。

白居易虽然一心希望在杭州多干上几年，但“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长庆四年五月，他刺史秩满，以太子右庶子征还京师。

秋天的时候，白居易举家来到洛阳。这时，朝中牛僧儒、李德裕构怨，宰相李逢吉专权，新即位的敬宗李湛又游戏无度，不理政事，所以，朝政越发昏暗了。在这种情况下，白居易更加“无复长安心”，便请求分司东都，获得了批准。

这次在洛阳，白居易以囊中的残俸，买下故散骑常侍杨凭的履道坊旧宅，为将来的退隐做了准备。白居易从仕多年，廉洁奉公，至此方能买得一所像样的住宅，而且还“买宅价不足，以两马偿之”。由此看来，《唐语林》记载他离开杭州时，“俸钱多留官库”，以备公用缓急之需这件事，必定是有根据的。就是白居易说自己由于从杭州带走两片天竺石，后来还觉得渐愧：“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也是真诚的，令人感到信服。白居易的为官态度，和那些贪得无厌、见钱如同苍蝇见血一样的官吏比起来，判若云泥。

公元八二五年（敬宗宝历元年）三月四日，白居易被任命为苏州刺史。对于做苏州刺史，他的心情远不如赴杭州时那样兴致勃勃了：一方面，他担心自己的身体，恐怕应付不了繁杂的剧郡政务；另一方面，他也深深地体察到，地方官更换频繁，很难做出成绩，恐怕有负民望。“不才空怀饱，无惠及饥贫”白居易就是怀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于五月五日走进苏州古城。

白居易治苏的方针，和他在忠州、杭州的基本一样，主要是“削使科条简，摊合赋役均”。为了“活疲民”，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事必躬亲：“朝亦视簿书，暮亦视簿书”；甚至“贪看案牍常侵夜。”即使被人嗤笑称作“俗吏”，也不以为然。可是，到了一旬一次的休息日，他总要到美丽清新的大自然中去“犒勤”、“乐身”，以恢复一下疲惫的神经。这期间，苏州著名的山峰上留过他的足迹，月下的太湖水映照过他的船影，静穆的寺观里传出过他的语声；有时，他也同宾客一起，在城里登楼饮酒、赋诗、观雪、赏月、听歌、看舞。

白居易非常喜欢音乐，而且造诣较深，不仅通乐理、会演奏，还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来到杭州、苏州后，由于“笙歌”处处、“管吹”飘飘，兴趣就更加浓厚了。他有一篇名作《霓裳羽衣舞歌》，诗中自述在杭州时，他曾集合“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箜篥沈平笙”，亲手“教得霓裳一曲成”；又说自己在苏州歌妓中访得李娟和张态，适合排演《霓裳羽衣曲》。反映出他对艺术人才的培养，是很重视的，也是很热心的。

因为音乐的关系，白居易的一生经常与歌妓舞女接触交往，留下许多风流轶事，这也十足地表现着封建士大夫陶醉声色的生活一面。但在白居易说来，从他对待歌妓舞女的态度看，又未可一概而论。在封建社会里，歌妓舞女没有地位，没有人格，没有幸福，她们的青春、美貌和技艺是官僚地主肆意享用的商品，历史上曾有几人对她们寄以同情，为她们的命运而呼吁！白居易的诗歌写过她们的不幸、痛苦、哀怨和激愤，同时，也描写了她们的才
艺、美丽和善良。不过，对于她们的奢侈寄生生活，他却感到不满，《代卖薪女赠诸妓》一诗说：

乱蓬为鬓布为巾，

晓踏寒山自负薪。

一样钱塘江畔女，

著红骑马是何人？

这样的思想感情，也是一般的封建士大夫所不具备的，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当他在苏州任上对雪听歌的时候，心中却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歌乐虽盈耳，惭无五裤谣。”为了解救百姓的饥寒，他竟然“欲回歌酒暖风尘”了。

宝历二年春天，白居易的身体支持不住了。先是眼病、肺病加重，又不慎坠马而伤足损腰，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工作。而且实践也使他深深地体会到，地方刺史不过是替皇帝催租讨税的“科差头”。这种性质的工作，实在叫他难以忍受：“公私颇多事，衰惫殊少欢；迎送宾客懒，鞭笞黎庶难。”于是，便开始长期告假养病，准备休宫。

秋天，白居易罢郡。消息传出后，“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舍不得让他离去。临行的那天，官吏和人民又赶到江边依依送别：“一时临水拜，十里随舟行。”望此情景，白居易深受感动：

饯筵犹未收，

征棹不可停。

稍隔烟树色，

尚闻丝竹声。

怅望武丘路，

沉吟浒水亭。

还乡信有兴，

去郡能无情！

白居易离开江州以后，三次担任地方刺史，都曾为自己的理想而尽力工作。但是，人民越是感激他，他就愈不自安，惭愧自己缺少周召公的“甘棠”之德，没能彻底地解除人民的”税重”、“旱饥”之苦。白居易的自责说明，在黑暗的封建社会里，要替人民做事是很难的，必然在顽固的社会制度限制下流于破产。同时，和为人民的利益说话一样，又是很危险的。白居易自述离开苏州前夕，梦见自己遭贬，在岭南的泥雨路上踽踽独行。这哪里是在说梦，分明是表达他对现实的忧惧。理想的进一步破灭，使白居易困惑了，甚至怀疑自己“身上却无济世才”，从此，对政治更加心灰意懒。

白居易在北上途经扬州的时候，与诗友刘禹锡相会，二人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游览了扬州的名胜古迹。刘禹锡与白居易同年生，早四年死，他俩晚年诗歌酬唱不辍，堪称是旗鼓相当的对手，有《刘白唱和集》三卷。

这年十二月，唐敬宗被宦官谋害，文宗李昂即位，改元太和。三月底，李昂把刚刚回到洛阳的白居易召至朝中，授官秘书监。秘书监是秘书省的长官。当年，白居易做秘书省校书郎时，曾因工作轻闲无事可做发过牢骚，而现在却因此感到满意。他说：“专管图书无过地，遍寻山水自由身。”又说：“尽日后厅无一事，白头老监枕书眠。

公元八二八年（太和二年）正月，白居易改官刑部侍郎。这时他似乎又
想振作一下，无奈朝中朋党之间的权力角逐越来越凶。白居易预感到宦途的危险，所以，决心引退，离开朝廷这块是非之地。

太和三年春天，白居易百日长告期满，除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分司东都，虽然不是完全退隐，却也算得一个“中隐”：“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既可以不像朝官那样劳心费力，又可以免去隐居丘樊的饥寒之苦。这样的职务对白居易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的。他告别了京城的朋友，迎着纷飞的柳絮，听着杜鹃啼归的叫声，缓辔向洛阳进发。以后一直到死，再也没有来过长安。

冬天的时候，白居易举一子，取名阿崔。阿崔生后，白居易为自己“有后”感到很高兴，伺时又为此悲嗟，因为这时他已经是鬓发斑白的五十八岁老翁了。不过，老蚌生珠，“虽晚亦胜无”，他对阿崔寄托很大希望：“持杯祝愿无他语，慎勿顽愚似汝爷。”

太和四年十二月，在一个下大雪的早晨，白居易正独守暖炉饮酒消寒的时候，忽然诏书到，让他做河南尹。尽管白居易已无心政事，但因河南府治就在洛阳，对他的生活方式不会有多大的影响，所以还是就任了。转年夏天，白居易心爱的小儿子阿崔不幸夭亡，他非常伤心：“悲肠自断非因剑，喧眼加昏不是尘。怀抱又空天默默，依前重作邓攸身。”并写诗把不幸的消息告诉了元稹。不料七月里，元稹又在武昌病故。在丧子亡友的双重刺激下，白居易悲痛欲绝，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力量。有《小桥柳》一诗说：

细水涓涓似泪流，

日西惆怅小桥头。

衰杨叶尽空枝在，

犹被霜风吹不休。

然而，忧伤并未影响白居易的工作。早在他渭村守礼的时候，曾希望有万里大裘，以衣被天下，救民饥寒。后来，刺史杭州时他还“裁以法度絮以仁”地精心制做起来；这次在河南尹任上，因为自己新做了一件绫袄，便又想起“大裘”来了。他说：“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但是社会上的饥寒人太多，使他感到鞭长莫及，只能在职权范围内“推诚废钩距，示耻用蒲鞭”，尽量减少百姓的皮肉之苦。

太和七年，白居易河南秩满，再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以后，他守定分司官，什么也不想干了。九年秋，诏除同州刺史，他以“身力衰”为借口坚决不赴任；到十月，改授太子少傅分司东都。白居易在这种情况下加官进俸，心里甚觉不安：“默默心自问，于国有何劳？”

公元八三九年（文宗开成四年）十月，白居易患“风痹之疾：体癏目眩，左足不支”。病重时，他卖掉了心爱的骆马，遣放了相伴十年的乐妓樊素，连生命也随时准备放弃，“远行装束了”。唯一不能割舍的便是诗歌创作，他说：“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诗歌；不然何故狂吟咏，病后多于未病时！”岂料冬尽春来，白居易的病却大有起色，竟然能够：“策杖强行过里巷，引杯闲酌伴亲宾”了。于是，他又感到了“笙歌散后妓房空”的寂寞与无聊，便深深地思念起樊素来：“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好像一个乐妓的离去，整个春天的乐趣也带走了。然而，不能忘情，却不能不近人情，他毕竟年迈病衰，如何还“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因此，也就只好“任他飞向别人家”了。

会昌六年春后，白居易的病势转重，延至八月悄然长逝。十一月，家人
遵遗命，将他埋葬在龙门山如满和尚塔的旁边。白居易生前不与恶势力同流，到了另一个世界也不愿与其为伍，质本洁来还洁去，生死不变操守。

据宋朝人记载，白居易死后，凡是来往洛阳经过龙门山的人，都必定到他的墓前酹酒祭奠，致使“冢前方丈”之地“常成泥泞”。由此可见，人们是多么的尊敬和怀念白居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