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故事

杜甫字子美，于公元七一二年（唐玄宗先天元年），出生在距洛阳一百余里的河南巩县一个世代仕宦之家。祖父杜审言，是唐代武后时期的著名诗人，当过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做过奉天县令及衮州司马。诗人降生时，他的家庭虽已渐趋败落，但依然享有“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的特权。杜甫曾自称：“诗是吾家事”、“吾祖诗冠古”。他自幼便在这充满文学氛围的书香门第中生活，这对他以后一生的生活与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杜甫自幼就显露出了超群的才华。从他晚年所写的《壮游》诗中，我们得知他七岁时便开始作诗：“开口咏凤凰”；九岁就能挥毫书写大字：“有作成一囊”：十四五岁，也就是他“一日上树能千回”摘吃梨枣的年龄，便参加社交活动：“出入翰墨场”了。并且获得了当代名士崔尚和魏其心的赏识，夸赞他有汉代大作家班固、杨雄的遗风。可见杜甫童年时代，便是勤奋好学，才智早熟的。

公元七三一年（开元十九年），杜甫二十岁时，开始了他青年时代第一次的出外漫游。他离家南下，沿运河乘船渡过长江，到达了金陵与苏州。本来还打算乘兴沿江而下，东渡大海，一直游到传说日出之地的日本（扶桑）国去。可这谈何容易？诗人的愿望未能实现，直到晚年他还念念不忘此事：

“至今有遗憾，不得穷扶桑。”放弃东渡大海的计划之后，他渡过了钱塘江，游历了山阴地方。鉴湖水面上映有他的身影，剡溪岸边印有他的足迹，他曾停泊在险峻的天姥山下。直到他为参加进士考试，返回东都洛阳为止，这次历时四年之久的漫游，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阅历，增长了他的见识。对他将要开始的诗歌创作是大有益处的。

公元七三五年（开元二十三年），杜甫二十四岁，由江南返回洛阳，初次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然而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烦恼，因为当时他还没有热切的功名欲望。“忤下考功第”之后不久，他便又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从洛阳出发，到东北方向的山东、河北等地去，即所谓“放荡齐赵间”了。这次，他共花费了五年时光。那时正值唐王朝的“全盛”阶段，所到之处，一片“太平景象”。青年时代的杜甫，气势昂扬，豪情满怀！当他漫游到东岳泰山的脚下，面对连绵不断的层蛮叠嶂，不禁心怀激荡，发出“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的感叹，写下《望岳》的诗篇。杜甫三十岁，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

公元七四一年（开元二十九年），杜甫三十岁，结束了齐赵的漫游，返回河南，居住在洛阳、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大约就在此时此地，完成了他终身的婚姻大事。新娘杨氏，并非名门闺秀。她的父亲杨怡为司农少卿。因此，她也不是“生小出野里”的。她贤慧朴实，通情达理。婚后的生活幸福美满，夫妇之间的爱情，缠绵诚笃。始终不渝。特别是多年的“安史之乱”，致使他们不知有多少次的分别，只能两地相思，分担忧愁。在杜甫的诗里，又有多少次出现过杨氏夫人逼真而生动的形象呵！在诗人后半生奔走秦陇，漂泊蜀中和浪迹荆湘等地的流亡生活中，她始终陪伴着丈夫，同他患难与共，风雨同舟，一道度过了艰苦漫长的岁月。

杜甫是一位即忠诚于爱情又珍重友谊的诗人，其中他与李白的真挚友谊，最值得称道，这早已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流传的千古佳话。
公元七四四年（天宝三年）的孟夏，李白和杜甫——中国古代诗史上的双子星座，在一片繁华的东都洛阳相会了。那年，杜甫三十三岁，朝气蓬勃，襟怀阔大。李白四十四岁，比杜甫大十一岁，刚从长安来到洛阳。他因不肯摧眉折腰媚事权贵，得罪了炙手可热，声势煊赫的杨贵妃和高力士，被唐玄宗“赐金还山”了。这时他已经是誉满天下，号称“谪仙”的著名诗人。两个不同年龄的伟大天才，却因共同的志趣和理想，相互的敬重和爱慕，紧紧地连结在一起。杜甫深受李白的影响，两人一起从洛阳出发，北渡黄河，登上了屋山，去拜访著名的华盖君道士。因为华道士已经仙逝，他们只好怀着遗憾的心情，按原路折回河南，又去漫游梁（开封）宋（商邱）。在那里他们又与边塞诗人高适邂逅相遇。于是三颗诗星一道云游。他们开怀痛饮，畅谈古今，痛痛快快地漫游了整整一个秋季。次年高适南游，杜甫和李白又第二次同游齐州。两人的友谊与日俱增，情同手足。杜甫赠李白诗曾说：“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由此可见他们亲密无间的程度。直到第二年的秋天，杜甫要去长安，李白则因刚离长安不久，不想再去重游故地，决计要去江东，他们这才在兖州石门分手了。这段友谊和经历，在杜甫的心灵上，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美好印象，以致分别之后，曾不断地写出了怀念李白的动人诗篇。如《春日忆李白》、《不见》、《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梦李白》等等，表达了他对李白镂骨铭心的思念，盼望能够再度重逢。可是，兖州一别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重聚的机缘了。

公元七五五年（天宝十四年）的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一带）叛变，十二月便攻陷洛阳。第二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六月，又攻陷了京城长安。杜甫是在长安沦陷前一个月离开那里回奉先探亲的。为了避难，“安史之乱”后，他又把一家人从从奉先搬迁到白水县，去投靠娘舅崔顼。但白水县也非安全之地，潼关失守后，诗人又将妇挈雏，从白水逃亡出来，路经彭衙，奔往鄜州。一家人披星戴月步行在彭衙道上。没有粮食充饥，小女儿饿得哭闹异常，大些的男孩，非要摘树上的苦李子充饥。连阴雨天，一家大小浑身湿淋淋地跋涉在泥泞的道上，好不容易才来到了同家洼。那里住着诗人的朋友孙宰，他热情地接待了这逃难的一家，亲切地招待他们吃饭，洗脚，引见家人。还按着风俗剪些白纸条贴在门外，为他们“招魂”。孙宰如此“豁达露心肝”，以诚相待，实在难能可贵。后来诗人写有《彭衙行》诗追忆其事。在同家洼休息几天之后，杜甫举家又继续上路，一直来到鄜州的羌村，才算安定下来。

乾元二年（759）的春天，诗人便离开洛阳返回华州。路上正遇到官军从邺城败退下来。这时唐王朝为补充前线兵力，便到处征丁拉夫。不合理的赋税和兵役制度，强加在百姓头上，逼得人民妻离子散，走死逃亡。杜甫耳闻目睹了这可悲可叹、可歌可泣的种种情景，禁不住心潮起伏，发为咏叹，便写下了著名的《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的诗篇。这组诗是杜诗中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石壕吏》描写了诗人夜宿石壕村所亲身经历的一幕惨别。作品以暮投石壕村，天明又离开这一夜时间的先后顺序，记叙了暴吏抓人的发端、高潮、直到结局的全部过程。诗篇的中心思想，是揭露不合理的兵役制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组诗《三吏》、《三别》，每首都选取生活的一个侧面，描绘了一个具体事件。总起来看，却都揭示出了那个历史时代和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与本
质特征。诗人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了惨无人道的兵役制度强加在人民头上的深重灾难；另一方面又热情地讴歌了广大人民忍痛牺牲，挺身救国的崇高精神。热爱祖国和同情人民的思想，在这组诗中得到了尽善尽美的艺术表现。

公元七五九年的夏天，杜甫回到华州。这时久旱无雨，庄稼一片枯黄。到了秋天，关中到处饥荒，以后的生计该怎么办呢？诗人决心弃官离职，举家奔往秦州，继续颠沛流离的生活。秦州虽然有诗人的侄儿杜佐，还有他的老友赞公和尚住在那里，但他们对诗人一家的困难处境，也帮不了大忙。仅仅在秦州住了几个月后，杜甫就又携带家眷前往同谷去了。这期间诗人写有著名的纪行诗《秦州杂诗》二十首，描绘了陇右的山川城郭和风土人情，以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切身感受。

从秦州向同谷进发，这条路程比起四年前到鄜州去的路程，要艰苦难行得多了。一路上要经过许多险峻的峡谷：诸如赤谷、铁堂峡、寒峡、青阳峡、龙门镇、石龛、凤凰台等。一家老小在旅途中“贫病转零落，常恐死道路”，只得靠橡子、黄独（可作食物的药材）充机。而这一带的劳动人民，更是倍遭涂炭，啼饥号寒。煮盐的工人，辛辛苦苦汲出的盐，官价每斗只给三百钱，商人一转手就捞到一倍的利润，“转致斛六千”；石龛山上的伐竹农民，攀登高峻的山巅去“为官采美箭”，而今直干竹已伐光，正为无法应付官差而发愁。诗人为人民的苦难而忧虑，为自己的穷困而哀伤，于是他唱出了《同谷七歌》。这组诗运用重言叠字，反复歌唱咏叹，特色卓著，歌味甚浓，在杜诗多样化的体载中，别开生面，自成一体。

在同谷县逗留一个月左右后，诗人一家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于公元七五九年（乾元2年）的年终，终于到达了四川成都。当年的成都府尚未遭到战乱，还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稳定局面。自“安史之乱”发生以来，诗人一家已度过了整整四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今总算可以安居下来了。起初，他们住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寺内。第二年（760）的暮春，在亲友的周济下，诗人于浣花溪畔，万里桥西，百花潭北，营建了一座草堂。饱经忧患，流离失所，现在居然有了属于自己的栖身之处，怎不叫诗人快慰？他欣然命笔，写了一首七律《堂成》。说自己如“飞鸟”得到了“暂止”，又像“语燕”找到了“新巢”。诗人自力耕种些草药，加上亲友的资助，总可以不必为衣食而忧虑了。然而杜甫并没有沉醉在浣花溪畔的和平安定的生活之中，他依然念念不忘国事和政局。诗人到达成都不久，便写了《恨别》一诗，表达了他“洛阳一别三千里”“兵戈阻绝老江边”的背井离乡的感叹和深切的思乡之情。在《野老》诗中，诗人则更直截了当地说：“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战火纷飞的年月，眼前的种种景象，都会引起诗人无限的惆怅和深沉的慨叹。诗人面对锦官城外的武侯祠，写了一首《蜀相》的诗，热情讴歌了诸葛亮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诗篇最后两句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对诸葛亮尽忠报国，功业未遂的结局，深表惋惜之情，其中也寄寓了诗人自己爱国忧民的精神与匡救时危的愿望。

上元二年（761）秋季的一天，成都西郊狂风怒号，暴雨大作，给草堂造成了意外的灾害。堂前那棵古老苍劲的楠树，被狂风暴雨折断了根。草堂顶上的茅草，也被狂风卷走。诗人为此写出了《楠树为风雨所拔叹》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两首诗。特别在后一首诗中，他不仅感叹自家遭受苦难，而且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鸣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呼声，这虽是诗人心中腾起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他的这种诚挚的情感，伟大的胸怀，一直为后世所崇敬。

杜甫在草堂居住期间，经常与附近的农民来往，就像当年在鄜州的羌村那样，无拘无束地与他们相处。又是春天来了，杜甫伴随着温馨的春风出外野游，远近村落到处是红花绿柳。这正是春社祭祀的日子，有一位邻近的田家老汉非邀他去吃酒不可。杜甫也真的到那位老农家里，从清晨卯时一直呆到傍晚酉时。他们边吃春酒边叙家常。老农带着酒兴告诉地说：自从严武作了成都尹、剑南节度使，他们家的日子好过得多了。这样赞不绝口的说着，渐渐天已经大晚。诗人要起身告辞，老农又拉着他的胳膊强行把他留下。直到东方升起了月亮，他还呼叫家人再拿酒来。尽管老农的言谈举止已近于粗鲁，有失礼貌，但杜甫却深受感动，分外高兴。诗人把这些真情实景写进了《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的诗中。也许杜甫有意借田父之口，赞美严武的政绩，但这绝非为封建官吏歌功颂德，庸俗捧场。严武驻守四川期间，吐蕃不敢进犯，广大人民确实得过安定的生活，因而诗篇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原来杜甫与严武是世交，严武的父亲严挺之便是诗人的好友。后来杜甫在凤翔、长安任左拾遗时，又曾与严武在一起共事，经常往来。诗人入蜀之后，严武常去草堂看他，并给以经济接应。他们又是诗友，常有诗作唱和赠答。公元七六二年（宝应元年）六月，严武应召入朝。两个好朋友，又要分手了，双方都感到缱绻难舍。临行时杜甫去送严武，并写了一首《奉送严公十韵》的送别诗。其中有这样几句：“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公若登台辅，监危莫爱身。”既表达了诗人自己对朝廷的眷恋，渴望回到长安去的心情；又寄希望于严武，要他挺身赴国难，发扬临危不惧的精神。

严武离开成都之后，剑南兵马史徐知道乘机举兵叛乱。杜甫流亡到了梓州。过一陈子，又设法把家室接来这里。第二年唐将仆固怀恩屡败叛军，叛将史朝义（史思明之子）兵败自缢，其部下纷纷降唐。至此，延续十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总算结束了。公元七六三年（广德元年）的春天，杜甫在梓州听到了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他欣喜欲狂，诗情奔涌，奋笔疾书，写出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抒情诗章：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全诗围绕一个“喜”字，写得热情澎湃，喜气洋洋。这喜，不单是喜自己从此可以返回故乡，结束流浪生活，；而且也是喜民之喜。这是渴望祖国统一安定，希望人民过上和平生活的美好思想感情的真挚流露。全诗一气呵成，浑然成篇。仿佛瀑布直下，一泻千尺；又如骏马下坡，不可羁勒。它一反诗人固有的“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令人耳目为之一新，难怪浦起龙称它是诗人“生平第一首快诗”了。

杜甫本以为从此可以离蜀东下，返回思念已久的故乡洛阳。然而事实上，国家并未从此稳定，藩镇叛乱依然接连不断。当年的七月，吐蕃攻下了河西、陇右等地。十月又攻陷了奉先、武功。代宗皇帝慌忙逃到陕州，吐蕃便长驱直入长安，大肆烧杀掠夺。诗人重返家园的愿望落空了，不得不于广德二年（764）的春天，又举家从梓州迁居到了阆州。阆州景色秀丽，又有许多名胜
古迹，可以饱览。但更主要的是诗人打算从这里沿嘉陵江南下渝州（重庆），再经三峡，返回洛阳、长安。

公元七六四年的三月，正当杜甫准备出蜀的时候，严武突然回川再度任职，并捎信来邀杜甫留下。与好友重逢的渴望，促使诗人改变了行踪，马上举家返回了成都草堂。同年六月，在严武的保荐下，杜甫作了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这年诗人已经五十三岁，很难再适应那种终日忙干公务，且又拘束的幕僚生活了。他憎恨官场的勾心斗角，机巧权诈。厌倦同僚之间的周旋往还，况且政治抱负又得不到伸展，于是在第二年的正月，他便辞职归还草堂了。这是他最后一次踏入官场，此后他再也没有出仕。不久，年方四十岁的严武，突然病死在成都，杜甫悲痛万分。蜀中还有什么可以依赖，可以牵挂的呢？没有了。叶落要归根，他携带家眷，踏上了返回故乡的道路。

五月初夏的一天，杜甫离开成都，乘舟沿岷江南下，经嘉州、戎州，然后再沿长江东行到渝州、忠州等地。在旅途中，他写作了五律《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前四句描绘“旅夜”所见之景，后四句抒发由景所生之情。天地虽大，却没有诗人安身之处，景色虽佳，却反衬出了诗人孤独寂莫的心境。末尾用飘飞不定的沙鸥自况，更是令人感叹不已。同年九月诗人来到云安，由于旅途中的过度辛劳，致使他旧病复发。风湿症折磨得他双脚痹痛，肺病、消渴症（糖尿病）害得他身体消瘦虚弱，行动已甚感不便：“几扶犹杖策，卧病一秋强。”他再也不能继续前进了，只好暂时寄居在云安县令严明府的水阁中。直到第二年（766）初夏，才离开云安，迁居到了夔州（奉节）。

夔州，地处三峡西口，地势险要，背靠丛山峻岭，面对波涛汹涌的长江。那里的土地贫瘠，生活艰苦。诗人在这里居住了两年，他同当地的人民群众更加接近了。劳动人民的贫困疾苦，便成了他经常歌吟的题材。当地封建礼教造成的习俗是重男轻女，男子看守门户，妇女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她们上山背柴，背盐，终年辛苦。偏偏遭逢战乱年月，许多妇女头发半白，已经四五十岁了还找不到婆家。诗人在《负薪行》中，深切同情她们的悲苦命运，井为他们发出了不平之鸣：“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是呵，她们并不粗丑，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使她们抱恨终生。诗人听到了劳动人民摧人心肺的痛哭声。在《白帝》诗中写道：“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这是连年的战乱和残酷的剥削所造成的惨象。杜甫怀着同情人民的真挚感情，尽可能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去帮助穷人。诗人在夔州瀼西草堂时，西邻有一位老寡妇，经常到他的堂前来打枣吃，他从来不加以干涉阻拦。后来杜甫迁离瀼西，把草堂让给了一个亲戚吴郎居住，吴郎便把堂前的枣树用篱笆围了起来。诗人得知这一情况，便写了《又呈吴郎》，以诗代简，告诉他说：那位“无食无儿”的老妇，是由于“戎马”战争和官府的“征求”，才使她陷入了“贫到骨”的困苦处境。她是迫不得已才来打枣吃的。所以，不要禁止她吧。诗人还在《昼梦》中吟出了：“安得务农息战争，普天无吏横索钱”的诗句。一个封建时代的诗人，能够这样深切同情人民的疾苦，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大半生的漂泊流浪，忧国忧民，使得诗人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试看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诗篇艺术地再现了诗人贫病交加，穷愁潦倒的心情和处境。诗人自己总结说：“晚节渐于诗律细”。《登高》一诗便是“诗律细”的范例。这首律诗，乃是“句句皆律”、“字字皆律”（胡应麟）。它更以其高度的概括性，著称于世。语言精炼，词约义丰。例如五六两句，便含有多层意思。正如罗大经所说：“万里，地辽远也；悲秋，时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回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所以，这诗曾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不是没有缘由的。诗人在夔州期间，还写了许多感叹身世，忧国伤时，以及一些怀旧的作品。诸如《古柏行》、《秋兴八首》、《昔游》、《壮游》和《遣怀》等。从创作上来说，诗人这时期的艺术硕果是很可观的。

公元七六八年（大历三年）的春天，杜甫已经五十七岁了，随着年事的增长，诗人思乡之情日甚。于是一家又离开夔州，乘舟继续东下，从此离开了四川。长江三峡，两岸险峻，山高蔽日，水流湍急。诗人乘坐小船，在激流中顺势而下。两个月后，便来到了一千年前楚国的故都江陵，在那里暂时停留下来。虽然有当年的好朋友郑虔的弟弟郑审正在任江陵少尹，但对诗人没有多大帮助。他一家人生活无依无靠，又加上他年迈多病，日子越来越困难。这种可怜的处境，诗人在《秋日荆南咏怀》诗中曾有所描绘：“苦摇求食尾，常曝极思鳃。结舌防谗柄，探肠有祸胎。”他到处遭到冷遇，随时会碰上祸患。万般无奈，迫不得已，在深秋时节，一家又移居到江陵附近的公安县去。可是公安县境，也不太平。入冬以后，他们便离开那里，又开始漂泊了。

公元七七○年（大历五年）的四月，诗人的多种宿疾复发了。他病倒在小船里，身体僵直，头脑昏沉，忽感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禁不住一阵心酸，却因涕尽湘江已无泪可流了。当他清醒的时候，回忆起生活往事，便一幕幕又都闪现在眼前，他多么想念那些亲友，有满腹的话要对他们倾吐呵！于是，他挣扎着伏在枕上写下了一首五言排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是诗人最后的歌声，因而也是他的绝笔诗了。诗中书写了他疾病和贫困的境况，陈述了他绝望和愤慨的心情。然而他并没有热衷于咏叹自我的不幸，就在生命垂危之际，诗人还在念念不忘“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他所关心的依然是战乱的祖国和苦难的人民。不久，这位平生壮志未酬，空怀家国之思的伟大诗人，便在湘江上的一只破船里，默默无闻地停止了呼吸。时间是在公元七七○年（大历五年）的冬季，享年五十九岁。

出现于我国唐代一颗巨大耀眼的诗星，终于殒落了，诗人的结局是悲剧性的。然而，他却在自己一生生活和创作的道路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光辉足迹，并用诗歌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纪念碑。杜甫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位继往开来，润泽百世的诗人，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值得中华民族骄傲的出类拔萃的第一流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