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故事

巴金原姓李，名尧棠、字芾甘，一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市一个官僚地主大家庭。家里有将近二十个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三四十个男女仆人。在十个同胞兄妹中，他排行老四。

一九二○年九月，巴金和三哥李尧林走出了“公馆”大门，进了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在那里，苦读了两年半。课余时间仍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以来的新报刊和其他一些新书并开始阅读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好像久旱逢甘雨的小苗，拼命地吮吸着自己根须所能触到的每一颗雨珠，而又一时无法分辨出它是甜是酸、是清是浊。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一书曾强烈地感染了他，他甚至觉得书中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自己的心“烧成灰了”。他也曾给《新青年》编者陈独秀写过信，恳求给“指一条路”。回信终于没有来。他又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赠书启事，于是寄了邮票去，得到了一本波兰作家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这本书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使他看见了另一国度里一代青年人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而奋斗的大悲剧，也第一次找到了他梦幻中的英雄。他觉得自己开始明白什么是“正义”了，而这“正义”又把他心中的爱和恨明确起来了。

另一个给幼年巴金以很大影响的是俄国作家爱玛·高德曼。从她的文章中，巴金看见了他当时认为是“美丽的安那其（无政府）主义”。一九二二年，一位朋友在莫斯科遇见了高德曼，经他介绍，从一九二五年起巴金开始和她通信。他很钦佩她。她的文章使巴金感动、喜悦并激起他的热情。巴金曾因此称她为“精神的上母亲”。

刚刚十六七岁的巴金开始有了自己的理想：爱人类，爱世界，要为人类做一些有益的事，甚至为自由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他这时的理想也许还缺乏明确的阶级观点，并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但对一个刚刚觉醒的少年来说，这种理想是多么真势、可贵和热烈啊！这种理想在巴金身上又和那种反封建礼教的爱憎感联结在一起，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反封建意义，很长一个时期里给他以力量和信心。虽然这种人道主义的理想距离马克思主义还相差甚远，但当时巴金一时还无法意识到这一点。他只觉得自己浑身热血沸腾，强烈地要求参加实际工作，为人类做点事情。

不久，巴金和成都一个秘密的无政府主义的组织《适社》发生了联系，并参加了它的活动：写文章，贴标语，办刊物。还做了《半月》的编辑。在一九二一年出版的《半月》杂志第十七号上，巴金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自由平等的社会》。这时他才刚刚十七岁。他们还另外组织了一个类似的团体《均社》，编辑过《警群》、《平民之声》等杂志，发表了《中国人到幸福的路》等文章。这时，一位姓吴的朋友的行为曾深深地感动了巴金。他是一位无政府主义信仰者（多年后终于转向信仰共产主义），为了“整个地”去做宣传工作，中途辍了学；为了按他的信仰去生活，曾到裁缝店去当学徒；团体所办刊物欠了债，他就毫不迟疑的一次又一次把自己的衣眼去押当了在他身上，巴金第一次看见了信仰开放的花朵。巴金因此称他为自己童年时的第三位老师，教会他“自己牺牲”，并给了他“勇气”。巴金后来曾把他们形象写进《爱情三部曲》和《家》中。巴金自己这时甚至也开始称为“安那其主义者”了。
巴金的生活方式渐渐地改变了，成了一位年轻的封建叛逆者，眼前满是光明。他在刊物上写了这样两个短句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

一九二五年夏天，中学毕业后，巴金曾去北京投考大学，后因害病回上海休养，开始了飘泊生涯。这期间，除了研究安那其主义在《学灯》、《洪水》等刊物上发表了《法国安那其党人的故事》等文章外，还编印了《民众半月刊》杂志，刊印了几本小书。可是他的内心却一刻不得安宁。刚刚开始的北伐战争进展很迅速，盘踞在上海的军阀孙传芳更加紧了对人民的盘剥和压制。巴金党得自己被内心的积郁和社会的黑暗压得喘不过气来，决定暂时出国，想到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等著名人士的故乡法国，“去找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巴金和一位姓卫的朋友一起登上了“昂热”号邮船。当离开养育自己的乡土时，他的心情是那么矛盾、复杂。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又憎恨那黑暗的社会。他多么希望祖国和同胞、亲人能早日摆脱这种苦难的境地啊！这种种心情和愿望在他从海船上写给大哥和三哥的信中都有尽情的表露。这些信后来整理发表了，那就是一九三五年出版的《海行杂记》。

二月十九日，刚刚二十三岁的巴金经马赛港到了法国的首都巴黎，住进了拉丁区一家古老公寓的五层楼上。这是一间“充满了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窗户整日开着，下面是一条寂静的街道，街角有一家小小的咖啡店，正对面是一所大夏，不仅挡住了视线，而且往往给小屋遮住了阳光，使它变得更抑郁、阴暗了。巴金这时有一个很大的读书计划，每天除了上午到附近的卢森堡公园散步，晚上到夜校补习两小时的法文外，几乎整天把自己关在这间小屋里拼命地读书除了少数几个朋友偶尔来相聚外，只有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定时来扣击他的心。

过分的静寂往往使人的思想分外的活跃。巴金年轻的心不安起来了。每天走过住处不远的先贤祠时，他常常在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和伏尔泰铜橡前停下来，长久地沉思。这时，他好象忘记了周围的一切，陷于一种美丽的遐想中。而巡视警察沉重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思绪，明白了自己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不合理的社会时，那内心的苦痛反而更加强烈地来吞噬他寂寞的心了。过去的种种回忆又分明地浮现出来：那些在苦斗中的朋友，那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继续来折磨他了。他觉得“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

于是，他拿起了笔，在一个练习本上写下一些东西。最初他并没有什么完整的构思和计划，只是顺着当时自己的心绪写下一些场面或心理，例如汽车轧死人；李冷遇到那个奇怪的诗人等等。大都是他见过或听见过的情景。但这好像蕴积已久的熔岩找到了喷火口，好像蓄满了水的水库打开了泄洪闸，一发而不可收了。每天晚上感到寂莫时，他就摊开练习本，一面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一面纵情挥毫。笔尖饱蘸着内心的抑郁和爱憎，写着，写着，一直写到觉得脑筋乏钝，才上床睡去。这些开始并不连贯的片断，直到后来才用一个“杜大心”把它们贯穿起来。就这样，在一个月时间里，写下了以后编成《灭亡》头四章的那些文字。

那些日子正是萨柯与樊塞蒂的案件轰动全世界，引起各国人民的愤怒和抗议的时候。这两名无辜意大利工人由于受到诬陷，在美国的死囚牢中已关
了六年，最后宣布处以电刑。樊塞蒂自传中那“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的话和他改造社会的理想，尤其使巴金感到共鸣。他给狱中的樊塞蒂写了封长信，并参加了法国民众援救活动。后来他还翻译过樊塞蒂的自传《一个无产者生活的故事》。

没多久，巴金接到了樊塞蒂的回信和寄来的一包书，勉励他“不要灰心”，“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要帮助人。”当巴金到玛伦河畔的小城沙多-吉里养病时，又接到樊塞蒂的第二封回信，开头就说“青年是人类的希望”。这两封信都使年轻的巴金深受感动。这两位无辜的意大利工人，终于被送到电椅上杀害了。巴金愤怒到了极点。他接连写了一天信，寄到各处，向那个“金元国家”的不义行为发出了控诉。后来，巴金还曾就这件事写过一篇小说《电椅》。

这期间向巴金还开始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一书，并为此翻看了柏拉图到斯宾诺沙，康德等人的一些哲学著作。

一次，巴金接到大哥来信，信里充满了一些感伤的话，不但要巴金和他三哥“扬名显亲”还盼望他们和他一起来维持那个封建家庭。巴金觉得自己跟大哥的友爱虽然日益加深，但思想上的分歧却越来越大了。“我应当把我心里的话写给他”。最后，他决定用写小说的方式来倾诉自己的爱憎、心愿和理想，让大哥，也让社会更深地了解自己，认清环境。于是，一些人物不停地在巴金眼前活动，一些细节也纷沓而至。他甚至想到一个安徽同学的女朋友的名子“吕淑良”，于是给自己作品的女主人公起了个名字叫“李淑良”（后来才改为“静淑”）。回到宿舍便一口气把它们写了下来，并把过去写的那许多场面、心理活动的片断，重新进行了改写和删补，同时又补写了“李冷和他的妹妹”、“杜大心和李静淑”、“生日”等章节。他用五个硬纸面的练习本抄清定稿后，又在前面写了一篇《自序》和一句“献给我的哥哥”的献辞。并且第一次署上了笔名：巴金。这就是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

《灭亡》写好以后，巴金忽然又有了个新主意，他打算把小说印出来后再寄给大哥。于是他就把原稿寄给一位当时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索非。这年十月，他启程回国。回到上海时，朋友告诉他，小说已经介绍给当时代理郑振铎编辑《小说月报》的叶圣陶。决定在刊物上发表了。果然，小说在一九二九年一至四月《小说月报》第二十卷一至四期连载刊出。

《灭亡》以一九二五年孙传芳在上海的军阀统治为背景，描写了一个追求革命的知识青年从反抗黑暗势力而走向自我奋斗、直至牺牲的过程，真实地暴露了一个想革命而又一时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的小知识分子的灵魂，歌颂了他们为摧毁旧世界而献身的英勇精神。全书集中攻击的目标就是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贯穿全书的响亮的呼声就是这样一句话：“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这无疑是一部鼓吹反抗和充满革命激情的书。主人公杜大心虽然还不是一名真正革命者的形象，但在他身上，概括了当时许多开始觉醒，追求革命，而又一时没有找到真正革命道路的青年某些共同特点。作品的缺点和不足是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和所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所致，还不能正确地反映小资产阶段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还无法为他们指出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甚至不适当地对他们身上的弱点寄予同情。书名《灭亡》有着双重意义，一是控诉：一切黑暗的东西都应该灭亡；一是歌颂：不怕“灭亡”（自我牺牲）的革命者是
值得赞扬的。

《灭亡》是巴金追求光明的第一声呼号。它的发表似乎并没有增加大哥对他的了解，可是它在青年中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替巴金选定了一种职业。他的文学生涯从此开始了。

不经过一番磨炼和不懈的努力，任何天才也是无法有成就的。一九二九年十月，《灭亡》单行本由开明书店出版。接着，译文《地下的俄罗斯》（俄·司特普尼亚克著）也由上海启智书店出版了。然而，他一口气写完的第二部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初稿题名《新生》）却很快就被《小说月报》退回来了，说是写得不好。他冷静地思考后，觉得编者的处理还是公允的。他后来曾说：“小说的失败不是由于一口气写出的，而是因为生活太单薄了，更主要的是由于自己有点为写小说而写小说的味道了。”过了几个月，巴金又对小说进行了认真的改写和补充，一九三○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了。但是他自己对这部作品始终不够满意。从此，他得了一条重要经验：作品成功的秘诀就是“真实”，它必须有深厚的生活根基，有自己对所描写的生活真切感受！以至近三十年后，他仍写道：“为了退稿，我至今还感激《小说月报》的编者。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进‘文坛’，他需要的总是辛勤的劳动、刻苦的锻炼和认真的督促。任何‘捧场’都只能助长一个人的骄傲而促成他不断地后退。”正是这种信念和力量，督促他又拿起笔，写下了他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复仇》中的十几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中，都保留着他对过去生活的纪念，差不多每一篇里都有一个过去的朋友的影子。

从此，巴金的创作就一发而不可收了。《家》是巴金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大贡献。长篇小说《家》和后来陆续写出的《春》、《秋》一起，组成了巴金著名的“激流三部曲”深刻而又生动地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某一方面的历史，愤怒地控诉了封建旧礼教、旧制度的罪恶，也歌颂了勇敢地向旧制度、旧礼教宣战的封建家庭的叛逆者。

《家》的主题和故事，在巴金心中孕育了好几年。早在写作《灭亡》过程中，他就受了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启发，也想写一部连续性的长篇。最初起名“春梦”，以他大哥为主人公，并写出了一些片断。大哥也来信支持他的想法。回国后，又改变了主意，开始以“激流”为名写出了小说的最初几章。但小说刚发表一章，就接到了大哥自杀的电报。这使巴金更加深了对旧制度的憎恶，也使他更无顾忌地来刻画自己的人物了。他不仅要为自己的亲人，更要为当时的青年，为整个社会写出一部向封建制度宣战的书，“通过人来鞭挞制度”，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和社会喊出“我控诉”的呼声。所以，当“九一八”事变后，《时报》编辑易人，以“太长了”为借口中断小说的连载时，巴金毅然声明：宁愿放弃稿费望把小说刊完。小说这才登完了。

《家》的发表轰动了整个文坛，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它以揭露旧世界旧礼教的深刻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块丰碑。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巴金曾短期离沪去南京。二月间，他回到中过炮弹的住屋，继续完成了中篇《海的梦》。五月，曾到广州、香港等地旅行。回上海后，出版了他的第二个短篇集《光明集》，并受到旅途中一些见闻的启发，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写成了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六月，又根据一位曾在云南个旧矿区住过一个时期的朋友提供的材料，
加上自己“大胆的想象”，写出了“替那般‘现代的奴隶’喊冤”的中篇小说《砂丁》。这是巴金第一部反映工人阶段悲惨命运和牛马般生活的作品。虽然作品还没有能写出工人阶段的觉悟和斗角，但它揭露了剥削阶级的罪恶，对工人们的不幸遭遇充满了同情。它标志着作者眼界的扩大和题材方面新的开拓。

这年七月，巴金重新写就了《新生》。这本书的第一稿本来已经在一月号《小说月报》连载，但杂志正在装订时，连同商务印书馆一起毁于日军炮火之中。巴金怀着一种激愤的心情，凭着记忆一口气写成了《新生》第二稿。这是《灭亡》的续篇，采用日记的形式，描写了杜大心牺牲后给李冷、李静淑等人带来的精神上的鼓舞和生活上变迁。作者本意是罗“写主人公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大转变”，但实际上仍未摆脱《灭亡》中的某些弱点。九月，写成《爱情三部曲》第二部《雨》后，巴金曾去天津、青岛、北京等地。十月回上海，根据出国时在船上写给大哥的信改写成《海行杂记》；并出版了译文《秋天里的春天》。十一月，集成短篇小说集《抹布集》。这样，年仅二十八岁的巴金在动荡生活中，迎来了创作果实累累的一九三二年。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侵略者的炮火毁灭不了一个正义作家的创作激情，帝国主义的炸弹更摧毁不了他的精力和作品。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雪》在上海公开出版。十二月《电》完成，至此全部完成了“爱情三部曲的创作。巴金的创作进入了高潮期，在文坛上声名大震。

一九四○年巴金是以欢快的心情度过的。七月，他第一次到昆明看望了正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学习的肖珊，并写了长篇小说《火》的第一部，还出版了屠格涅夫的《处女地》等译作。十月，离昆明去重庆。年底在全国文协茶话会上，巴金第一次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言谈、风度，使他感到异常温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四一年，《火》第二部完成，一九四三年，又完成了长篇小说《火》第三部。

一九四四年五月，经历了八年恋爱生活的巴金和肖珊旅行结婚了。他们从桂林出发，五月八日到贵阳，住在城外一所僻静的宾馆“花溪小憩”。巴金对物质生活一直是淡泊俭朴、无所奢求的。他们当时的婚礼也是再简朴不过的了：没有任何仪式，也未曾办过一桌酒席，只是在两人离开桂林之前托他兄弟印发了一份“旅行结婚”通知，分送朋友了事。婚礼那天，巴金和肖珊亲密地到贵阳城里逛了逛，回来时在一家小饭店随便用了顿餐，晚上两人又在屋里亲切地规划起未来的生活了就象宾馆窗外那一溪清流一样，他们心贴心地默默谱就了一曲明澈而欢快的人生之歌。这年巴金刚好四十岁。学过英语和历史两个专业的肖珊，不仅在生活上成为巴金一生最忠实的伴侣和最知心的朋友，而且在文学事业上也成为他的一位配合默契的好助手。

在贵阳他们只住了短短的六天，肖珊就乘车去重庆了，巴金则暂时留下治疗鼻病和写作，住进了桂林中央医院第三病室。在那里作家结识了好几位后来成了小说《第四病室》人物原型的病友，并开始写中篇小说《憩园》。出院后不久，巴金就应肖珊之促赴重庆。他随身带了一锭墨，一支小字毛笔和一叠权当稿纸的西式信笺。在火车上、在旅途中的小客栈里，只要找到一个小碟子或碗盖，他就倒上点水，磨好墨，抓紧一切时间在笺纸上写起来。七月，在重庆完成了《憩园》初稿，十月就出版了。
《憩园》是巴金继“激流三部曲”之后，又一部以“家”为题材控诉旧制度的小说。它写了一个纨绔子弟如何堕落为惯偷的故事。故事的题材是真实的，是以作家一位叔叔为原型写出的。作品虽然还带有某种“挽歌的调子”，但真切地反映了地主家庭因金钱所造成的罪恶和他们的没落。如果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是一个被威胁的、即将灭亡的“家”，那么，《憩园》中的“家”则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家”了。

在重庆，巴金度过了他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段生活。在这里，他遇到从延安来的老朋友何其芳和刘白羽同志，同他们有了更密切的交往。何其芳还接巴金到曾家岩“周公馆”，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同志。这期间。巴金有机会多次聆听周恩来同志对当时形势的精辟分析和对毛泽东同志文艺思想的深刻阐述，以及对解放区文艺活动的生动介绍。后来，当毛泽东同志亲赴重庆与蒋举行谈判时，巴金还愉快地与毛泽东同志会了面。这都使作家深受鼓舞。

一九四五年，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巴金和肖珊开始组织了他们的小家庭。八年来，他们一起经历了各种艰苦动荡的生活。战争紧张时期，他们一起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时而上海、时而四川，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一起时，他们象朋友一样住在一起；分离时又互相牵挂。但他们的心总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每当落在困境，肖珊总是亲切的在巴金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现在，他们算是暂时安顿了下来，肖珊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算是他们唯一的奢侈品了。在这陋室中，巴金开始了《第四病室》的写作。

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的喜悦还没有从人们心头消尽，蒋介石又发动了全面内战。在硝烟弥漫中，巴金和肖珊回到上海定居，并于年底写成长篇小说《寒夜》。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先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文联和上海作家协会等机构担任了一系列重要职务，参加了许多重要国事活动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他怀着满腔热情，积极投身到人民火热的生活激流中，写下了许多歌颂祖国新面貌和各国人民友谊的作品。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间，他还两次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前沿阵地深入生活，共达十二个月之久。在那里，从元帅到士兵都成了他的知心朋友。他满怀激情地写出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小说《团圆》等新作品。巴金笔下开始出现了人民生活的欢快激流和平凡而伟大的人民英雄形象，作家以真挚的感情，把最美好的颂歌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一九五七年后，他还和靳以等人创办、主编了大型文艺刊物《收获》、《文艺月报》等，培养了不少文艺新人，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巴金曾受到了不公平的围攻，他的一些代表作遭到了粗暴的否定。然而他的作品依然在广大读者心中，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十四卷本的《巴金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三日，肖珊因患癌症，手术五天后，就溘然去逝了，巴金闻讯赶到医院时，她已经被白布单裹得紧紧地躺在太平间里三十年相依为命的亲人就这样含愤离去了。

在巨大的历史灾难面前，巴金没有屈服，没有动摇。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作家和全国人民一道，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年已
七十三岁高龄的巴金重返文坛，追随着祖国“四化”建设的雄伟步伐，焕发了新的青春和活力。

《家》、《春》、《秋》、《寒夜》等作品再版发行了，“讲真话”的《随想录》、译著赫尔岑的《往事与随笔》等开始连载和出版了。茅盾逝世后，巴金被推举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倡导成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并为此捐献了稿费二十五万元，表示愿意献出自己的全部手稿，为总结历史经验，发展中国新文学，开拓新路。一九七八年，《寒夜》法文译本在巴黎出版，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法国，随之法国出现了“巴金热”；一九七九年，《家》、《黎园》法译本、《寒夜》英译本相继问世；一九八0年，《家》的泰国文译本在曼谷出版；一九八一年，《家》德文译本在柏林刊行。一九八二年四月，巴金荣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总之，在世界范围内，巴金博得了盛大赞誉。赢得了中外广大读者，跨进了世界文学大师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