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故事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乳名文豹。四川省东山县沙弯镇人。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生于一个中等地主家庭，排行老八。

郭沫若第一次婚姻是他在成都中学读书的时候，叔母作媒，为他订了亲，女方是叔母的表妹，一九一二年初结婚。结婚后，郭沫若在洞房里见到的却是一个三寸金莲、“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的女人，人也未曾读书；第二天“回门”见到的岳丈又是“一位有一脸麻子，一脸烟屎的人。”郭沫若真是啼笑皆非。他说，这正如成都俗话云：“隔着麻布口袋买猫，交订要白的，拿回家去方是黑的。”婚后第五天他就跑回成都，永远离开了这个女人。可是，这个女人却终生没有离开郭家，直至郭沫若逝世以后。她是这一场婚姻悲剧的真正遭到不幸的女人，是封建婚姻制度下可怜的牺牲品。

一九一六年夏，郭沫若在日本读医科时，认识了一个可爱的日本少女安娜（佐藤富）。安娜是仙台人，毕业于教会学校，当时不过十六七岁，她没有一般日本人歧视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心理，在与郭沫若相互了解的基础上热烈地相爱了。年底，两人过着物质上贫困，精神上却很愉快的家庭生活。

诗的陶醉，爱的抚慰，刺激郭沫若写出了他最早的白话诗《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等。这时的作品由于泰戈尔的影响，风格清新恬淡。

一九二一年，郭沫若把这些诗结集出版，名曰《女神》。《女神》的思想骨架是以革命民主主义为基础的个性主义和泛神论，同时具有朦胧的社会主义色彩。它以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倾向，独特的浪漫主义特色，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以及表现手法上的革新精神和首创精神而开一代诗风，成为中国新诗歌的奠基石。《女神》出版不久，闻一多就著文称赞：“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诗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女神》的出版，奠定了郭沫若“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周扬）的历史地位。

普列汉诺夫对泰纳下面这段话曾大为赞赏：“当文明发展进程中新的进步产生出一种新的艺术时，总会有几十个杰出人物以一两个天才人物为中心应运而生，几十个杰出人物只能把社会思想表现出一半，而一两个天才人物却能把这种思想完全表现出来。”在表现“五四”时代的时代精神上，郭沫若就是那“一两个天才人物”中的一个。

在写作《女神》的前后，郭沫若就开始了组织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一九一八年夏，郭沫若在博多弯同当时也在日本留学的张资平不期而遇，二人谈起国内的杂志，大为不满，商量要出版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以便发表他们自己的创作。他们还商定请郁达夫、成仿吾参加。创造社于一九二一年七月正式成立。成立前后，郭沫若多次回国筹办刊物，编辑杂志。他为创造社的建立和发展付出了很多心血。一九二三年，当他即将在帝大毕业的时候，重庆一家医院给他寄来三百元的路费，聘请他去就任院长，每月的薪水很高。这时郭沫若已有三个孩子，生活颇感拮据，这自然是一个天赐的良机。然而这时郭沫若正一心扑在创造社上，他就向妻子说明了弃医从文的打算。安娜本来是希望丈夫当医生的，因为行医比搞文学收入多、也更可靠；但是，她
又深为丈夫献身文学的热情所感动，并且知道郭沫若自少年时就患了耳病，听诊有困难，于是就支持郭沫若回国从事文学活动。他们退回了重庆的路费，一家五口于三月回到上海。在上海，郭沫若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先后创办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刊物，使创造社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文学团体。郭沫若是创造社最有成就的作家。

郭沫若在创造社前期（1921、7—1924、4）的主要作品有诗集《星空》、《前茅》、小说《飘流三部曲》，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星空》中的少数诗篇保留了与《女神》一脉相承的英雄诗的格调，大部分作品则抒发了诗人在“五四”运动退潮后的苦闷、矛盾的心境。

一九二五年，郭沫若在上海通过瞿秋白开始接近党的组织。一九二六年三月，经瞿秋白推荐，林伯渠邀请他来到国民革命政府所在地广州，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在广州，他四次会见了毛泽东，结识了周恩来，这年七月，根据周恩来的意见，郭沫若参加了北伐军，由孙炳文向蒋介石和邓演达举荐，他担任了总政治部宣传科长（上校衔）。在进军途中，他被擢升为少将秘书长。

一九二七年末，郭沫若辗转回到上海，在这期间他创作了诗集《恢复》。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携全家前往日本。在日本他把精力主要投放于秦以前历史的研究中，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等重要著作，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新阶段。尤其是一九三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向导，创造性地把甲骨文、金文资料与古史的研究结合起来，系统地研究了殷周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思想文化，证明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填补了世界文化史中关于中国记载的白页。这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著作。这一著作的出版，不仅批判了封建主义史学家和资产阶级学者对于中国历史的种种谬论和偏见，而且沉重地打击了胡适和托派以中国“国情不同”为借口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原理，有力地配合了当时关于中国社会史性质的大讨论，树立了史学研究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光辉典范。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决定回国请缨。自“九·一八”东北沦陷以来，他就更加日夜思念苦难的祖国，但因有悬赏三万元的通缉令，他有家难回，有国难投，真是愁肠百结，“五内皆冰炭，四方有谷陵”。“七·七”事变以来，他回国效命的心思更加迫切了。这时，他得到一个消息，说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听信了郭沫若夫人是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亲属的谣言，有意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以表示对日本的“亲善。”其实，安娜与西园素无关系，倒是西园称赞过郭沫若史学研究方面的非凡造诣和卓越成就。谣言自有恶意（诬蔑郭沫若投靠了日本军国主义），但国民党反动派对郭沫若的态度毕竟有了变化，他决定利用这个空隙返国。但日本方面自“七·七”以来又加紧了对他的监视，偶一不慎，即有生命之虞，全家同归是断难实现的，他就决定一人回国。由于不忍看见临别妻儿的悲泣，也害怕由此动摇自己的决心，他没有把事情告诉妻儿。在友人钱瘦铁和金祖同的帮助下，他秘密做好了回国的准备，选定了七月二十四日最后一班船期。临行前的日子，他心中翻涌着悲喜交集的复杂感情一会儿是归国的欢乐，一会儿又是抛妻别子的痛苦，一连几天茶饭无味，寝席难安。二十四日凌晨四时，他悄悄地起
了床，把他居住了多年的房屋、庭院巡视了一遍，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写了一张留言条。然后，他来到妻子的床边，看见安娜正怡然斜倚在枕畔，就灯看书。郭沫若揭开蚊帐，在妻子的额上吻了一吻，安娜似乎没有警觉，眼睛都没有离开书本。安娜固然不知道丈夫今天就要离去，然而她对丈夫的归国举动却早有觉察，深晓大义的安娜，并不想阻拦丈夫回国。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心情，她对丈夫的吻别才故作不觉吧？郭沫若又来到孩子的床边，看见四子，也睡得正酣，他们当然根本不会想到自己的爸爸就要远走，郭沫若吻别了他们，禁不住滴下了眼泪。然后，他抑制了自己的眷恋之情，就像一个出征的将士那样，义无反顾地离家而去。

一九三八年初，郭沫若来到武汉，担任了国共合作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三厅的工作在中国的抗战史上写下了异常辉煌的一页。像三厅那样能够把一大批进步爱国的文化人，诸如名作家、名画家、名音乐家、名学者、名教授以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团结一体，不计职位高低，不计待遇好坏，戮力工作，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这固然是由国难当头的时势所造成，但是，如果没有郭沫若这样一位众望所归的文化领袖，群龙是不会聚首的。

沫若、三厅、三厅、沫若，这几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名词。在抗日扩大宣传周的种种活动里，在保卫大武汉的高潮中，在撤离武汉、长沙大火、奔赴重庆的危途上，郭沫若通过演说、写文章、谈话、日常活动等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革命诗人、学者兼社会活动家的风格、才华、智慧和胆识，也正是三厅的风格，三厅的特色。

当然，不可忘记，周恩来对郭沫若的工作给予了许多亲切具体的关怀、指导、批评和帮助，尤其是对他不愿在国民党党棍手下受气的清高思想的批评，及时地解决了他的思想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工作，使他刻骨铭心，永生不忘。他曾说：“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洪波曲》）

在为三厅奔波的日子里，郭沫若又得到了新的爱情生活和家庭生活。关于这件事，让我们借用郭沫若自己的叙述吧：

国难当头，贞乃于阳历七月二十五日，抛妻别子，孑身返国。贞之去后，敌寇之警宪，曾将富氏媳及长子宗易孙拘禁月余，惨加箠楚，至于不能行步。贞时在沪，闻得此息，曾求驻日大使，设法营救，并允贞眷属归国。乃敌寇万恶之军部复加尼阻，聘富氏媳未脱日本国籍，且有间谍之疑，不能自由而辞出。事至于此，则妻、子何能入国门，实不可保。且近鱼鸿断绝，将及一年，其安与否，亦未能悬决。贞已行年五十矣，亦惟无后之是惧，故于去春，复与于氏媳结合

（祭父文）

文中所说的“于氏媳”，即于立群。于立群是个爱国青年，祖父于式枚是李鸿章的秘书，姐姐于立忱曾任上海大公报驻日记者，在日本时就与郭沫若相识。于立群当时不过二十一二岁，但已能在影剧界自立。她没有感染当时年轻女郎的时髦气息，穿著朴素，举止大方，生活态度严肃而热情。她又勤勉好学，书法尤有功底。上海抗战时，她曾积极参加，并随郭沫若上前线劳军。在辗转动荡的生活中，两人竟能时时见面，由于有共同的理想和志趣，不久即产生了依依难舍的爱情。自一九三八年春结婚以后，于立群就成为郭
沫若忠诚的伴侣和得力的助手。

一九三八年底，郭沫若率领三厅部分人员辗转来到国民党的战时首都——浓雾沉沉的山城重庆。一九四○年十一月，国民党解散了三厅，但为了羁縻这批左翼文化人，又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仍请郭沫若主持。在文工会存在的四年半时间里，郭沫若的两处住所——赖家桥和天官府四号，成了重庆进步文化界的活动中心，人们亲切地称之为“民主之家”、“重庆的小延安”、“我们的解放区”。人们在这里纵谈时局，起草文件，迎送战友，召开各种重要会议，举行文艺和学术讲座。每当这种时候，郭沫若自然是众星所拱的北斗，他或者发表逸趣横生、妙语惊人的演辞，或作推心置腹、启人心智的倾谈，或请演员朗诵霹雳般的《雷电颂》，或为战友痛饮壮行酒。这时，于立群就是热情好客的女主人、机敏周到的联络员和警卫员，同时也是热心的听众和批评者。有时，周恩来或作主人，或不期而至，都会使这茅庐生辉、危楼增色，如春风骀荡，暖人心怀。“顿觉蜗庐海样宽，松苍柏翠傲冬寒”。“光明今夕天官府，扭罢秧歌醉拍栏。”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对郭沫若的住所却十分仇视，诬蔑这里是“租界”。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党为郭沫若的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和庆祝活动。这次活动的目的，是表彰这位杰出文化战士的不朽功绩，借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期统治，壮大革命文化的战斗力量。纪念会和庆祝会分别在重庆、延安、桂林、香港等地举行。周恩来、冯玉祥、沈钧儒、茅盾、周扬等人，都发表了文章或讲话，周恩来的《我要说的话》一文，全面、深刻论述了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历史地位，指出了郭沫若思想、创作、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的特点，是一篇研究郭沫若的经典文献。这篇文章当时作为《新华日报》的代社论在头版头条发表。茅盾在祝辞中说：沫若先生“光荣的业绩，曾在文艺发展的各阶段上，激起了‘狂飙突进’的影响”，他从鼓吹个性解放到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他这二十五年的经历，正好比《凤凰涅槃》，他所走过的路，正代表了近二十五年中国前进的知识分子所度过的‘向真理’的‘天路历程’！”郭沫若十分感谢党和人民对他的崇高评价和热情鼓励，在答谢词中表示：“只要他“一息尚存，誓当为文化与革命奋斗到底。”

郭沫若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他在生日以后一个月就写出了优秀的历史话剧《棠棣之花》；不到一月，又写出了不朽的杰作《屈原》。接着，《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也联袂而出。历史研究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著有《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历史人物》等专著）。《屈原》等六个历史剧的问世，说明郭沫若在四十年代已经登上了中国历史剧创作的高峰。

五幕历史话剧《屈原》的创作，是作者自我人格的一次最完满的艺术体现。郭沫若对屈原的思想、人格、文才有极深的喜爱和研究，两人也有近似的秉赋气质，屈原对郭沫若不待说有很大的影响，郭沫若也曾以屈原自比。这些，无疑都是作者要把屈原这个历史人物戏剧化的重要因素。但是，作者的创作冲动主要却是由于下面这个相似的历史现象的刺激：当年的屈原因主张抗秦卫国而遭陷害，今日的共产党人因抗日救国而受“围剿”。由此，作者产生了极大的革命义愤，并决定作品采取以古喻今的讽喻手法。作品的“受胎”是在一九二一年，作品的完成却是二十一年后皖南事变不久。纯写作时
间，总计不到四十个小时。书写之猛，竞把一只头号派克钢笔触断了。这个“断笔写《屈原》”的美谈，不仅说明了作品构思的成熟，也可看出作者感情所达到的不可遏制的程度。

一九四九年二月，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彻底胜利的前夕，郭沫若来到北平。三月，他在华北文艺工作者的一次茶会上，提议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以成立新的全国性的文艺组织，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并当选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在七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他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并被推举为全国文联主席。九月，他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高会议第一次会议，与全体代表共商建国大计。建国后，他担负了许多国家事务、科学文化教育和国际交往等方面的领导工作。他多次率代表团出国访问。在所有这些领导工作和社会活动中，他都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情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尊敬的卓越的社会活动家。

繁忙的社会政治活动，没有使他停止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显要的社会地位，也没有使他养尊处优。建国以来的三十年，他仍以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创造，写下了大量的诗歌、史剧、史论等著作，为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做出了赫赫贡献。

诗歌方面，他几乎每年都有诗作问世，共计九百余首，比解放前的诗作几乎翻了一番。编成集子的有：《新华颂》、《百花齐放》、《潮夕集》、《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及诗文集《东风第一枝》等。这些诗篇的特点是题材领域极为广阔，充满了革命的爱憎，其中以对党、对领油、对人民、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的歌颂居多。这些作品形式多样，有自由体、民歌体、也有旧体诗，而以旧体诗居多。这些诗保留了诗人的热情奔放、想象瑰丽的特色，闪耀着革命理想主义的光芒。当然，也有一些作品，是为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而写的急就章，锤炼不够，诗意不浓，语言直白。但精彩的篇章亦不少见。一九五六年写的《骆驼》一诗，是诗人建国后诗歌的代表作品。骆驼的形象，坚实伟岸，寄托深远，使人浮想联翩。你可似把骆驼想象为领导中国人民从黑暗的昨天走向光明的今天以至更加美好的明天的中国共产党；你也可以把它想象为那些“用生命和信念”率领人民前进的老一代革命家；你可以把永不歇脚的“骆驼精神”理解为中国人民的不断革命精神的写照；也可以理解为是诗人的自我抒怀总之，你不能把《骆驼》一诗理解得太死、太拘泥，因为在沙漠骆驼这一具体形象中，实在包含了诗人几十年间的无限多的所见、所感、所爱、所敬！

史剧方面，他仍然坚持史剧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原则，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为了替曹操、武则天翻案，创作了《蔡文姬》和《武则天》，以文艺的形式响应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参与了当时的学术争鸣。一九六三年，为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光复台湾三百周年，他又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

仅用七天时间写成的历史剧《蔡文姬》，是为人们交口称赞的一部优秀作品。除了作品本身的价值外，它还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历史剧如何古为今用的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作品并没有采用《屈原》等剧本那样的影射手法，但它还是让人们想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对这部作品的“寓意”，至今国内外说法歧异，这恰好说明它没有简单地图解“古为今用”的原则。
史学研究方面，郭老在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人物评价及考古等方面，都继续做出了新的贡献。其中，关于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间题，他做过长期的钻研，经过三次修改自己的看法，把界限定在春秋与战国之交。这个成果，为很多史学家所承认，使中国史学界这个长期不得解决的重要问题有了一个较为稳妥的看法。

在文学遗产的整理方面，郭老也有新著。如《李白与杜甫》一书，虽然存在着扬李抑杜的偏颇，但其中的许多分析还是精当可取的，同时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解放后的三十年，郭老保持并发扬了谦虚谨慎的民主学风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树立了足资后人学习的楷模。他在学术问题上，具有为众多学者所钦敬的谦抑之怀，尊重别人的劳绩，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从不以自己的成就和地位压人，主张各抒已见，相互争鸣，善于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并大胆袒露、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在个人生活上，他以艰苦朴素为荣，并以此教育子女。在郭老家的影壁墙上，写着毛主席手书的“艰苦朴素”四个大字。郭老平日衣食简朴，一直保持着吃野菜的习惯，临终时穿的对襟蓝丝棉袄，扣袢已经磨断，是女儿平英用白线缝好，又有墨水染过的。但是，郭老却把他的巨额奖金、稿费、图书，捐赠给国家和人民。

解放后，郭老的家庭生活自然早已没有解放前的柴米之忧。但于立群自一九五三年以来却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然而夫妻相互理解，感情极好。这恰如他们的书法，郭老善写龙飞凤舞的行书，于立群则以正派、刚硬的隶书著称，郭老字偏小，于立群善写大字，但他们合作的书法艺术却能珠联璧合，别开生面，令人称绝。

安娜后半生虽然不能获得夫妻团聚的幸福，但生活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她于一九四八年来到中国，一九四九年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会见和创造社老朋友的关怀与安慰。不久，她随大儿子郭和夫到大连定居。人民政府发给她相当于高级干部工资待遇的生活津贴，后来还在上海拨给她一套房间，每年冬季到那里去过冬。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十六时五十分，郭老先他的夫人于立群八个月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