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的故事

奥诺雷·巴尔扎克诞生于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法国的图尔城。

一八0七年六月，巴尔扎克八岁时，父母把他送进旺多姆城一座教会学校里去寄宿读书。这时，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国近代史上的独裁者拿破仑正在征服欧洲，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革命在向前推进着，但在这外省的教会学校中，教育制度仍然是封建主义的。闭塞的环境，古板的教条，窒息着孩子们的幼小心灵。

巴尔札克一八一六年十一月考入大学法律系，在大学读书期间，他过着半工半读的简朴生活，抽出课余时间，在律师事务所里当了一名书记，两年之后获得了学士学位，担任了公证人巴赛的助手。他本可以沿着这条人生的坦途，最后成为给全家争光、有着稳定收入、受人们尊敬的律师。但酷爱自由的巴尔扎克，却不愿意每天重复做这种刻板机械的办公室的单调工作。有一天，他弃置了一叠叠尘封的卷宗，从椅子上站起来，抬起那颗雄狮般的头颅，毅然地宣布：我要成为一名垂功后世的作家！

年仅二十岁的巴尔扎克，在人生的路口上作出这一决定，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他早就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几年来，他透过律师事务所的窗口，看到了巴黎上流社会的种种腐败和溃疡；通过记载上诉、调查与辩护的卷宗，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的兽性关系。“我亲眼看到了一位父亲给了两个女儿每年四万法郎进款，结果自己死在一个阁楼上，不名一文，那些女儿理都不理他！我也看到烧毁遗嘱；看到做母亲的剥削儿女，做丈夫的偷窃妻子，做老婆的利用丈夫对她的爱情杀死了丈夫，总而言之，凡是小说家自以为凭空造出来的丑史，和事实相比之下真是差得太远了。”《夏倍上校》中但尔维律师的这席话，正是巴尔扎克年轻时代的切身经历。

巴尔扎克三十岁了，还是一事无成。时髦的作品，浪费了他的精力；工商业破产，使他负债累累。在他那五尺之躯中，只剩下了不知屈服的顽强性格，奇妙的想象和蕴藏丰富而急待开发的生活矿藏了。于是，他又重整旗鼓，回到文学事业中来，再起宏图。这是一场新的十分艰苦的鏖战。他像一位既无粮草又无皮靴的共和主义的将军，只能凭借自己天才的智慧和刚毅果断的精神，凭借自己的勤奋劳动和钢铁般坚硬的性格，来压倒一切“敌人”，指挥着这场赢得欧洲文坛盛誉的战役。一八二八年六月左右，巴尔扎克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有关舒昂党的叛乱文献、回忆灵和军事报告；九月初，他风尘仆仆地来到他父亲的老朋友德·彼迈列尔将军家里（他买不起全程的火车票，最后一段只好徒步而行），听这位老人讲述如何镇压这次判乱的往事，并前往布列塔尼作了实地调查。五六个月的构思明确了，成熟了。一八二九年三月《舒昂党人》正式出版。这是第一部用“奥诺雷·巴尔扎克”的署名发表的历史长篇小说，它标志着作家现实主义技巧经过反复的磨练而趋于成熟。作品以叛军的领导人孟多兰和维尔纳尔的爱情为主线，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真实地描写了一八00年法国共和政府武装镇压由保皇党人煽动而爆发的叛乱。作者当时的政治倾向是鲜明的，他把以于洛将军为首的共和党人，视为“勇敢的爱国者”，在他们的正义行为中看到了祖国的未来，认为这些人是一批“提着路灯的旅行家”，在黑暗中为人类照明了“自由与独立的原则”；而那些闹哄哄的乌合之众的叛军，都是为了皇恩与特权，才走向背叛的道路
上去的。最后，叛乱被平息了，叛军头子孟多兰在临死之前，给他在英国的弟弟留下的遗言是：“不要拿起武器反对法兰西，但也不能抛弃对国王的忠诚。”作家拥护君主的政治倾向在这句遗言中充分地流露了出来。难怪他不久便参加了正统派的保守党。一八二九年七月十日他出席了在雨果家里举行的朗读会，并相继认识了法国文学界的名流梅里美、大仲马、贝朗瑞、缪塞、乔治·桑和批评家圣-佩韦等。从此，巴尔扎克在现实主义艺术宽广的道路上，急驶猛进，奔向险峻而光辉的顶峰。

“我是粉碎障碍的专家”。这是巴尔扎克以土耳其文刻在用玛瑙石装潢的、粗大的手杖上的苏丹的一句格言。这句格言正是他一生顽强毅力和勤奋劳作的生动而鲜明的写照。写完《舒昂党人》之后，他又以惊人的速度，于一八三○年先后在几家出版社和报刊上发表了《婚姻的生理学》、《城郊舞会》、《猫打球商店》、《高利贷者》和《驴皮记》等八部作品。巴尔扎克在少年时代，曾很感兴趣地听他那位爱开玩笑又喜欢吹牛皮的的父亲说过，他们的家族可能和古代骑士巴尔扎克·德·昂特拉格沾点远亲。于是，这位爱好虚荣、想攀名门的作家，从出版《驴皮记》开始，就在自己作品署名上堂而皇之地冠上了一个显示自己贵族身世的“德（dē）”字。夸耀自家的门第。

当巴尔扎克的作品在社会上还没有被人们所公认的时候，却有一位妇人独具慧眼，竟首先认识了他的伟大：“你是当代第一位作家，同时在我看来，你是所有时代中的最重要的作家。”这位妇人就是炮兵上尉卡洛的妻子朱玛。当巴尔扎克的作品获得了成功，受到贵族资产阶级沙龙的谄媚和上流社会妇女的阿谀的时候，她写信劝诫道：“区区的名誉对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是无所谓的，你应该给自己树立一个更高的目标。”当他为了金钱不顾质量匆忙写作的时候，朱玛诚挚地提出：“奥诺雷，看到你对自己的伟大不忠实，真使我忧伤你不应该叫某些狡猾的人有机会对你说：‘不论什么时候，你都能用钱买动他！’”这样正直无私的诤友，在巴尔扎克一生中是少有的，他十分珍视她的批评，喜欢倾听她的意见，终生保持着对这位具有共和主义倾向女子的高尚情谊。

巴尔扎克创作成熟的时期正是一八三0年七月革命之后。七月革命的成果，被一小撮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建立了以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七月王朝。不过七月革命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促使法国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发展阶段。这次变革，对巴尔扎克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热烈地欢迎革命的来临，认为它能够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但很快地就失望了，七月王朝没有给中小资产阶级带来实惠，他对七月王朝表示出极大的愤恨，并参加了反对派的保皇党。他初期创作的成功，使他看到了前面在燃烧着一堆熊熊烈火，甚至听到火堆中劈劈啪啪的响声，这正是他理想的火光，照耀着他生命的火光。于是，他在写《路易·朗贝尔》和《西拉菲达）的同时，又写了《笑林》在校对他的哲学小说的同时，又写了一篇《滑稽的故事》。

一八四二年巴尔扎克撰写了《人间喜剧》前言。

《人间喜剧》共分三类：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风俗研究是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类的下面又分了六个生活场景：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在创作《人间喜剧》过程中，巴尔扎克始终忠实于现实主义原则，把自己看
成是当代法国社会的“书记”和同时代人的“秘书”。在这部“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中作家以金钱为轴心，以众多的、鲜明的文学典型和大量的、真实的艺术细节，用编年史的方法，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家庭、爱情、婚姻等各个方面，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从波旁王朝复辟到七月王朝时代这二十多年里的法国社会，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资产阶级战胜贵族阶级并取而代之的风俗史。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具有时代特征的资产者的形象，揭露了这些人物的血腥发家史，刻画了三类资产阶级的艺术典型。《高利贷者》的主人公高布赛克是早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他只知道用高利贷的办法牟取暴利，却不懂得商品流通和资本周转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年轻时代，他在东方，明结远东总督，暗勾土匪海盗，饱经人世沧桑，阅历人生欢苦。突然的恐怖与幸福的巧遇，可怕的事故与无穷的欢乐，受到贫民的卑视和得到显贵的尊宠，博得美女的爱抚和遭到绝境的命运，这种种人生的酸甜苦辣，都领教过了。到了七十六岁的晚年，他带着数目巨大的不义之财，把自己关在巴黎一间阴暗、破旧的房子里，专靠放高利贷来享乐天年。在这里，无论是丽色的妇女，狡诈的商人、世袭的贵族，还是风流的情人，高傲的将军，时髦的作家，都俯首帖耳，有求于他。高布赛克曾自豪地说：“我毫不费力就控制了社会，社会却奈何我不得。”这位“无人知晓的国王”，就是靠黄金与货币主宰一切的，他说“只有一种有形的东西具有实在的价值，值得我们操心。这种东西就是金钱。金钱代表人间一切的力量。金钱里面什么都有”黄金成了“目前社会的灵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巴尔扎克“把那个由堆集商品来形成一个贷币贮藏的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看作是在儿戏。”《欧也妮·葛朗台》里的老葛郎台则是靠商业投机和买卖公债增殖资本的资产者的形象。他作投机买卖，刁奸狡猾，诡计多端。听外国人要离开索漠城，他立即抛售葡萄酒，使酒价大跌；知道黄金要上涨，他连夜把黄金兜售一空。同时，他又在巴黎买下十万法郎的债券，预计不到五年就能收回六百万。“讲起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是只老虎，是条巨蟒，他会躺在那里，把俘虏打量个半天再扑上去，等到张开血盆大口似的钱袋，倒进了大堆的金银，然后才安安静静地去睡觉。”老葛朗台还是种葡萄、酿甜酒的农业资本家；是经营地产、做证券交易、搞市场投机的商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纽沁根银行》中的主角纽沁根则是巴尔扎克笔下七月王朝的社会支柱，是金融资本家的代表。他既不像高布赛克靠高利贷获得暴利，也不像葛朗台那样探听行情，凭借经验去囤积或抛售黄金，而是大刀阔斧，不怕风险地从事银行冒险事业。这是“交易所里的拿破仑”。他把“金融上的买空卖空变成为政治手腕”，对于这种人是“没有什么法律能对付”的。这种疯狂的掠夺性和冒险性正是金融资产者的特征。上述可见，巴尔扎克对资产阶级的兴起作了深刻的研究。他通过这个阶级的典型形象，揭穿了他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巴尔扎克对资产阶级描写的深刻性，还在于形象地揭示出历史的前景。他把五十年代后出现的银行家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情况，在三十年代就艺术地反映了出来。

《人间喜剧》以辛辣的嘲讽与空前的尖刻，描写了贵族阶级日趋衰亡没落的过程。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贵族阶级虽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恩格斯语），然而这仅仅是没落贵族阶级的回光返照而已。
在《高老头》中，鲍赛昂夫人就是在“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的典型。作品开始的时候，“以门第与财产而论，她也是贵族社会的一个领袖”。她的府邸，华丽马车，络绎不断；绅士淑女，出入若市。谁要是能够“在那些金碧辉煌的客厅里露面，就等于一纸阀阅世家的证书。一朝踏进了这个比任何社会都门禁森严的场所，他就可以到处通行无阻。”纽沁根的太太为了挤进她的客厅，情愿把一条街上的灰土舐得干干净净。可是，社会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他们还要恢复旧时的天堂，只能是梦想罢了。因此，无论是鲍赛昂子爵夫人出身如何显要，门第如何煊赫，也抵不住有二十万法郎陪嫁的暴发户小姐洛却斐特。在情场上她成为金钱的牺牲者，她的情夫阿瞿达抛弃了她，娶了洛却斐特。最后，她只好诀别巴黎，离开灿烂的宫殿。在她告别京都的那天晚会上，上流社会的名人贵胄都来了，为的是要“争着瞧这个女英雄是怎样下台”的。她在喧闹的舞会上还能够强恃尊严，潇酒自如，安娴典雅，但一回到卧室，便露出了她那颗失意落魄的惨痛心灵，双手颤抖，烧毁情书，打点行装，隐居乡下，成了弃妇。这些贵族如同陈列室里的古董，虽然名贵，但已成为遗迹；如同一座虫蛀的佛龛，虽然神圣，但已被咬空。正像《古物陈列室》中一个妇女讲的那样：“眼下我们是十九世纪，你们难道还想停留在十八世纪吗？亲爱的孩子们，今天已经没有贵族阶级了，而只有贵族风气。拿破仑的《民法》已经砍倒了爵位，正如大炮已经轰毁了封建主义。”巴尔扎克的历史发展观，像炽热的阳光，融化了他那同情贵族的政治偏见的冰雪，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贵族阶级已经腐化与衰落，而资产阶级势必代之而起，成为统治社会的强大力量。

《人间喜剧》还无情地揭穿了资本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现金交易关系。高老头富有的时候，曾拿出五六十万法郎作陪嫁，把大女儿许给了贵族雷斯多，二女儿嫁给了银行家纽沁根。开初，两个女儿的家，总有一付刀叉，等待这位有钱的座上客；后来随着他钱财的减少，去女儿家的次数也减少了。在伏盖公寓生活之初，他每周还能够去她们家吃一、两顿，再后只能一个月去上两次，最后连女儿家的门都不准进了，“柠檬榨干了，那些女儿就把空壳扔在街上完事”。直到临死的时候，他才清楚地看到，在这个社会里“有了钱就有了一切”，“钱可以买到一切，买到女儿”，“倘若我有钱她们就会来了，会用她们的亲吻来舐我的脸！”父女之情，手足之亲，骨肉之爱，都淹没在利已主义的冰水之中了，当老葛朗台得知女儿欧也妮能够依据法律，于母亲死后可以有权平分他的家产的时候，他便认为这是在夺取自己的性命，惊恐焦虑，寝食不安；一旦女儿放弃了遗产的继承权，他立即扑向欧也妮，“搂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并用他特有的商人口气说：“这才叫作公平交易。人生就是一件交易。”这种露骨的自白，深刻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家庭关系。至于爱情，它那神圣的光芒也只不过是金币的闪光而已。老葛朗台之所以宁可把欧也妮扔到河里，也不愿女儿嫁给她所爱的堂弟查理，就是因为查理的父亲已因欠债四万法郎而自杀，查理本人已成了“穷光蛋”。后来查理归国后成为新型资产阶级冒险家，能一眼就看中像蜻蜒一样又长又瘦的贵族小组，抛弃了欧也妮，原因就是想通过与这位贵族小组的联姻，得到爵位，升任州长或大使。正像他给欧也妮的信中表示的那样：“我只想为了地位财产而结婚”。这就是资产阶级爱情的实质。

《幻灭》里，巴尔扎克带着自身的切肤之痛，无情地揭露了这些所谓神圣职业的肮脏实质。罗斯多对吕希安进行启蒙教育时说：“文坛有文坛的内
幕”。如果你没有钱，没有后台，只“靠写诗吃饭，你没有出头先得饿死六次”。他尖锐地揭露：“低级的文艺好比在街头挨冻的少女；第二流的文艺是受人豢养的情妇交运的文艺仿佛风头十足、态度狂妄的交际花”这些教训使得外省伟人品希安“毛骨悚然”，只好承认现实：“整个的谜只要一个字就可道破，就是钱！”资产阶级的文艺自由，就是这种依赖钱袋，出卖灵魂的自由。新闻出版界则被政客与商贾垄断着，变成了“党派的工具，报纸用这个工具做生意，无法无天，像所有的买卖一样”。要讲“所谓一切法兰西公民都在法律面前平等”，那只不过是“写在宪法里的一句谎话”罢了，因为在这个以金钱为轴心的“世界上没有为百万富翁而架设的断头台，为百万富翁而有的刽子手”（《驴皮记》）。伏特冷对法律的讽刺更为辛辣。他认为法官们好像“一条肉铺里的狗”，专为主子效劳，“钉在小偷儿背上狂吠，替有钱的人辩护，把有心肝的人送上断头台”，“好让财主们太太平平的睡觉”。巴尔扎克用犀利的笔锋，解剖了金钱的一切罪恶，认为它是“社会的病根”。金钱成了社会转动的轴心，国家权力的杠杆，家庭关系的纽带，道德良心的规范，文艺出版的尺度。在巴尔扎克的笔下，金钱能使妙龄少女，把结婚戒指带在全身风湿的老银行家的干瘪的手指之上；也能使满脸横肉、脾气乖张的有钱孀妇，成为美男子们追逐的对象；它可以使同宗分裂，兄弟阋墙；也可以使异教联盟，亲如手足。

《人间喜剧》巨大的思想与艺术成就，在欧洲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深远的影响。恩格斯说过，这“是现实主义的最大的胜利之一。”同巴尔扎克同时代和后代的艺术家都有口皆碑，拍手称赞。乔治·桑说，它是“风俗史的卷宗”；福楼拜认为“今后，不参考巴尔扎克，就不能写出路易·菲力浦统治的历史”。

一八五○年八月十七日夜里，这位给自己祖国带来不朽声誉的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二十二日在倾盆大雨之中，他的灵枢葬于拉雪兹神甫公墓。在墓旁，维克多·雨果代表祖国和民众发表了演说，无限深情地评价了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一生：

“这强有力的、永不疲倦的工作者，这哲学家，这思想家，这诗人，这天才，在我们中间，过着暴风雨的生活，充满斗争、争吵、战斗，一切伟大人物在每个时代遭遇的生活。

“他给我们留下来的作品，高大而又坚固的作品，金刚岩层的雄伟的堆积、纪念碑！从今以后，他的名声在作品的顶尖熠熠发光。

“不，不是夜晚，而是光明！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不是空虚，而是永生！这样的棺柩，表明的就是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