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的故事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于一八六○年一月十七日生在亚速海岸的一个小港埠——塔干罗格。父亲巴维尔·叶果罗维奇多才多艺，自幼酷爱音乐和绘画，学过拉小提琴，曾在教堂乐队里担任过指挥。母亲叶甫盖尼亚·雅科甫列芙娜年轻时，就是在教堂祷告时爱上了这位指挥兼小提琴手的。婚后她生了五男一女，契诃夫为三子。温柔贤淑的母亲婚前曾写过小说。成家后，又常常把这些小说念给孩子们听。子女从她的身上分享了温柔的母爱，契诃夫的美好心灵，最早接受了母亲的爱抚和陶冶。

一八七六年秋，契诃夫中学毕业，遵照母亲的意愿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读书。可是窘迫的家境，使这个十九岁的大学生，不得不过早地担负起维持一家老幼温饱的重担。他白天刻苦学习功课，晚上拼命写作。他以“按托沙·契洪捷”、“急性人”、“没有脾脏的人”、“一个没有病人的医生”等有趣的笔名，给几家幽默刊物《断片》、《蜻蜒》、《蟋蟀》、《花絮》等撰稿。这就是他文学生涯的开端。

契诃夫踏上文学旅途的年代，正是俄国历史上最反动的“停滞”时代。列宁把这个时代称为“牢狱”。同时，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渐近成熟、酝酿第一次俄国革命的时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事件发生之后，俄国反动势力空前嚣张，反动政府更加疯狂地控制言论。文艺界死气沉沉，出版刊物多数被当局严厉禁锢，仅剩下一些温和自由派和自由民粹派的出版物，或是反动的报刊。其中，风行一时的是几家幽默杂志。这些小刊物为了生计，公开以小市民的需要为宗旨，只要求短小的体裁：两三行的对话、不出十行的笑话、趣闻之类。

契诃夫在给这些幽默刊物撰稿时，是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副业”进行的。因此，开头的某些作品难免流于粗俗。随着他生活视野的不断开阔，他的作品越来越和流行于当时文坛的庸俗无聊、逗笑取乐的“文学”划出了界限。

契诃夫通过自己的作品，逐渐地变革着这类刊物的性质和面貌。统治者万万没有料到，就在这些未使他们注意的“轻松”角落里，已经出现了对旧世界发起冲锋陷阵的勇士和尖兵。契诃夫以辛辣的笑，暴露了资产阶级小市民生活的庸俗、虚伪、残酷和无人性，创作了大量独特的、富有新意的短篇小说。

契诃夫短小的作品越写越多，《花絮》编辑莱金看到这位多产的青年作家是棵摇钱树，便死死地抓住不放。他一方面强迫契诃夫不准向其它刊物投稿，另一方面要契诃夫的创作完全迎合小市民的庸俗趣味。契诃夫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愿意让幽默小品的样式成为束缚自己才能的桎梏。就这样，契诃夫与莱金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青年契诃夫最常用的笔名是安托沙·契洪捷，这是中学里一位喜欢说笑的神学教师给他起的。安托沙·契洪捷的短篇小说愈来愈引起读者的深思，愈来愈受到读者的欢迎。他把一切都变得那么富有诗意。

长兄亚力山大看到弟弟在文学和道德两方面都超过了自己，曾写一首打油诗祝贺弟弟的生日：

我们兄弟五个本是一母所生，

她把我们送进了这个世界之中。
但只有你一个人适合自己的才能，

就像花花公子穿着时装那样合身。

我在你的面前真是不值一文，

只好让你荣光遍体，

独步群伦！

诚然，他的两个哥哥很有才能，都是大有希望的文学家和画家。但是，他们都没有珍惜自己的韶华之年。长兄亚力山大娶了个不正派的老婆而虚度了年华；次兄尼古拉最后拼命酗酒。他们都相继早逝。契诃夫为争取两个哥哥曾进行过不懈的努力。

母亲一生都记得：小小的安托沙（契诃夫的爱称），年轻轻的大学生是怎样成了一家之长的。连顽固专横的父亲最后也不知不觉地落到了安托沙的道德感染之中了。

一八八四年，契诃夫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医学博士的学位。但是，文学却越来越吸引着他。同年，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梅尔波美娜的故事》出版。此后，契诃夫边行医边创作。他在莫斯科近郊的城镇医院行医。除医疗工作外，还经常代理县医官同法院检察官一起外出剖验尸体，出席县级司法会议，有时以鉴定人身分发表演说。这些活动加深了他对社会的认识，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短篇小说《逃亡者》、《外科医生》、《死尸》、《在验尸场上》、《文官考试》等等，都取材于这一时期的生活。

这时，莫斯科附近的沃斯克列辛斯克小市镇深深地吸引着他，这不仅是由于弟弟正在那里任教，更主要的是他从这儿发现了自己所要了解的社会。他在有名的巴勃基诺地主庄园租下一所别墅，直至一八八七年，每到夏天，他就和家人一起到这里消夏。

巴勃基诺庄园的主人基塞辽夫是地方自治会会长，酷爱文学艺术。他的妻子还是皇家剧院的总监、儿童文学作家。

契诃夫曾帮助她改稿，并把她的作品推荐给有关杂志。这个女人善于给客人们讲美丽动听的故事。契诃夫的经典小说《小公务员之死》（1883）就是根据她讲述的莫斯科大剧院所发生的事情写成的。

豪华的巴勃基诺庄园的风景令人陶醉。英国式的大花园，清澈的河流，茂密的树林，鸣叫的黄莺，还有时而从远方传来的优美动听的钟声，这一切不知吸引了多少游客。契诃夫笔下许多精采的风景描写，大都是从这里摄取的。

每年夏季，这里集结了许许多多出身、教养和职业都各不相同的人物，其中有地主、农民、医生、官吏、教师、演员等等。这个人才集聚地，实际上成了文艺“沙龙”。契诃夫在这里广泛接触、深入研究了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各种代表人物，获得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

白天，契诃夫和庄园的主人及各界著名人士在一起聊天、散步、游戏、进餐到晚间，他便温文尔雅地向众人告辞了。每逢这时，庄园的主人和客人总爱打趣地问地：“忧郁的月亮，你不好多玩一会儿吗？”契诃夫常常打个呵欠回答：“啊忧郁的月亮想睡了。”他回到房间，先是把白天的印象加以整理，然后便投入紧张的创作。就这样，他写下了一系列著名的小说。

在沃斯克列辛斯克镇附近驻扎一个炮兵连。一个知识分子出身、擅长交际的上校和一个中尉，都是契诃夫的朋友。这样，他熟悉了军人的生活。在
他后来的《三姊妹》、《儿童》、《绿色林带》、《婚礼》、《蠢货》等作品中，一再提到的胆怯如兔、逢迎拍马、傲慢愚蠢、庸俗无礼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就是这些官员生活的写照。

一八八三年他发表了一百二十篇；一八八五年，发表了一百二十九篇。

这时，他还是个大学生，每天坚持上课，创作只能在课余时间和夜间进行。

他勤奋写作，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

正当契诃夫的文学创作出现新的高潮的时候，一八八六年春，他收到俄罗斯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格利果罗维奇的信。信中说：“你有真正的才能，有着使你远远超过新的一代文学家的才能您负有写出优秀的、真正的文学作品的使命。您如果辜负了这种期望，那您便在道德上犯了极大的罪过。”并劝告他宁可挨饿也不要去赶写滑稽刊物所需要的东西，要写作真正的艺术作品。老一辈文学家对契诃夫才能的承认和热情鼓励，使契诃夫大为震动。从此，他的写作态度变得更加严肃，并决定专心从事文学创作。是年，契诃夫第二本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出版，首次以“契诃夫”署名。

在连续出版两部小说集之后，一八八七年，他的第三四部小说集也相继问世，并在前辈作家格里果罗维奇推荐下，他的第三部小说集《在昏暗中》荣获了科学院授予的普希金文学奖金。在荣誉面前，契诃夫的创作更加严谨。他从契洪捷时代注重生活中的幽默因素，写作滑稽小故事，转而以更丰富的色彩表现更加广阔的生活领域。“平中见奇”，“笑中见泪”，喜剧与悲剧相结合，是他这时创作上出现的新的特征。

契诃夫是一位真正的艺术革新家。这时他很想写一些诗情浓郁的作品，在体裁、题材和艺术手法上有更大的革新与创造。这样，他开始运用更加广阔多样的文学样式（如中篇小说和戏剧等体裁）进行创作。

契诃夫是在草原上长大的，可是从中学毕业以后，他就离开了草原。迷人的草原风光常常引起他美好的遐想。为了把它表现出来，他回到了故乡塔干罗格，回到了哺育他成长的大自然的怀抱。那广阔无垠的绿野，那带着花草香气的阵阵薰风，那在空中翱翔的鸟儿、盘旋的苍鹰无不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他带着草原的芳馨，一回到莫斯科，就投入了紧张的创作，这就是中篇中小说《草原》。

一八八八年，《草原》在大型刊物《北方导报》上发表，受到好评。《草原》和作家以往通过人物命运来揭示社会的短篇小说有所不同。它几乎没有多少情节，只是通过九岁的小主人公叶果卢什卡从乡村到城市的旅行来展开描写的。草原充满诗意的景致和童话般富于变幻的生活场景的描绘，表明作家不仅对生活诗意具有敏锐的感受力，而且对祖国未来命运充满了自信心。另一方面，那酷暑下沉闷的草原，无疑又成了令人窒息的俄国社会生活的象征。

八十年代后期，摇摇欲坠的沙皇政府的统治更加残暴和黑暗，社会情绪普遍低落。契诃夫直接目击了俄罗期许多优秀知识分子被驱逐流放或迫害至死的不幸遭遇。触目惊心的现实，使他对自己的世界观和创作愈加感到不满。他很苦闷。

为了摆脱思想危机，寻求社会出路的答案，他决心奔赴遥远的库页岛进行实地考察。库页岛是沙皇政府作为苦役和流放的地方，实际是一座人间地狱。为了避免反动当局的干涉，契诃夫不得不把此行的真正目的隐蔽起来。因此，亲友对他此举无不震惊。因为当时西伯利亚不通火车，旅途不仅极其
遥远、艰苦，而且充满了各种危险。泥泞、洪水、风暴、传染病等等，都无法避免。

他在库页岛生活了三个月，访问了上万名犯人和移民，为数万名流刑犯做了卡片登记。一桩桩骇人听闻的事件，如可怖的笤刑，对儿童身心的摧残，都强烈地震撼着作家的心弦，激起了他无比的义愤。

库页岛之行，对契诃夫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八九三年发表的速写集《库页岛》，成了对沙皇反动统治的控诉书，引起了统治者的极大的恐慌。

这个时候，契诃夫同他多年的明友、《新时代》反动刊物的编辑兼发行人苏沃林，开始疏远，最后断绝了关系。此后，他把自己和朋友的作品都拿到进步的刊物上发表。

为了生活于人民之中，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契诃夫买下莫斯科郊区的梅里霍沃庄园。经过全家辛勤修缮之后，使一个荒芜的小领主庄园焕然一新，成为一个优雅、洁净、处处充满生机的“契诃夫庄园”。契诃夫和他的全家，在这座别致的小庄园里，愉快地度过了六年。

契诃夫成了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在梅里霍沃时期，他被选为地方议会的议员。他用自己多年积累的钱办了三所学校，并修筑了公路、扩建了地方医院。他帮助故乡塔干罗格扩建了图书馆，赠送了大批的书籍。一八九二年，他主动奔赴灾情严重的省分，广泛地组织募损运动，为饥饿的农民筹办免费食堂；为农民春耕买马匹。同年，他还出色地领导了扑灭霍乱病的斗争。

在社会活动最紧张的一八九二年，他根据库页岛的印象，创作了杰出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这篇小说描写了医生拉京反对医院腐朽败坏、庸俗无聊的生活，尤其反对医院对精神病患者的非人待遇。但他却抱着“不以暴力抗恶”的错误态度，不进行积极斗争。一次，他巡视精神病患者所住的第六病室结识了因反抗专制压迫而被送进医院的葛罗莫夫，他们谈得很投机。拉京无法忍受同事们的庸俗和低级趣味，终于把他们痛骂了一顿。结果，他的苦恼与激动非但没有得到同事们的理解与同情，反而被诬告，即刻被关进第六病室，同样遭到毒打，这时他才认识到“不抗恶”是错误的。可惜第二天，这位善良、正直的拉京医生就中风死去了。

这是一篇燃烧着愤怒火焰的反专制、反暴政的作品。在狠狠打击专制制度的同时，小说无情地揭露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好心肠”和放弃斗争的主张。这同作家世界观的明显转变是分不开的。契诃夫一度受列夫·托尔斯泰不抵抗主义的影响。这篇小说无疑是对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的反动学说的有力批判。

这篇力作，最初投给《俄罗斯观察》，结果，被退了回来。后来，在《俄罗斯思想》上发表，震动了全俄罗斯。年轻的列宁读后，在给他姐姐的信中写道：“昨天晚上，我读完这篇小说后，觉得可怕极了。我在房间里待不住，站起来走了出去。我觉得自己也好像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列宁说出了全俄罗斯人民共同的感受。阴森可怖的“第六病室”，实际是专制俄国的缩影。

在沙皇的暴政面前，契诃夫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诫苦难深重的俄罗斯人民：用绝望的冲动和无力的抗议是无用的，必须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革命的。但是，《第六病室》里揭示的真理，就作家本人说来，是带有悲剧性的。作家同他作品的主人公一样，其悲剧就在
于一生都未能直接接触工人阶级运动。

契诃夫揭露社会黑暗与各种错误思想理论的作品还有《在流放中》

（1892）、《匿名的故事》（1893）、《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醋粟》

（1898）等。

他早期的戏剧创作以通俗喜剧为主，其中有《蠢货》、《求婚》（1888）、《结婚》（1889）、《纪念日》（1891）等。这些剧本大多富有喜剧性情节，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用以嘲笑小市民的庸俗和地主的卑劣。

一八九五年，他继《伊凡诺夫》（1888）多幕剧创作之后，完成了经典剧本《海鸥》的创作。剧作家曾在一封信上谈到该剧的特点，说它“有许多关于文学的谈话，很少行动，有五普特的爱情。”

剧本描写了三个艺术家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所走的不同道路：其中宁娜是一个富于幻想的少女，梦想当一名红演员。邻庄的一个初登文坛的年轻作家特里勃列夫爱上了宁娜。可是宁娜后来又以全部热情爱上了特里勃列夫母亲的情人、作家特利哥林。她离开父亲和继母，跟特利哥林到莫斯科去了。可是特利哥林又抛弃了她，回到了老情人那里去。特里勃列夫同宁娜决裂后，在绝望中开枪自杀。宁娜在幻想与现实矛盾中，经过痛苦的熬煎，不仅承受住了精神上的巨大创击，而且终于成为一个外省的女演员。

通过宁娜痛苦曲折的生活道路和特里勃列夫的自杀，表现了艺术家只有摈弃个人荣誉的追求，同一切黑暗、庸俗的社会势力作斗争，才能在艺术和事业上获得成功的主题。

《海鸥》里之所以有那么多不幸的爱情生活的描写，除了其它一些因素，也与作家本人在梅里霍沃的爱情生活有密切的联系。

作家妹妹的女友丽卡，是个中学教师。她温柔纯朴、容貌出众、擅长音乐、热爱戏剧，是契诃夫全家的“宠儿”和常客。契诃夫与丽卡由热烈的倾慕发展到强烈的爱情。可是契诃夫两度拒绝了丽卡结婚的要求。后来丽卡爱上了常来梅里霍沃作客的小提琴家、作家波达边柯。就在《海鸥》写作的前一年，已婚的波达边柯遗弃了丽卡。同年，她的孩子也死了。契诃夫虽然对丽卡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但是他出于对少女终生的责任感，设法帮助她“冲淡了”对自己的感情。契诃夫把自己的感受写进了《海鸥》男主人公特利哥林形象之中；而女主人公宁娜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则反映了丽卡的遭际。

一八九七年，契诃夫写了另一个多幕喜剧《万尼亚舅舅》。

正当契诃夫的创作处于空前旺盛的黄金时期，病魔却无情地缠住了他的身躯。他再也无力把它驱走了。

一九0三年二月，契诃夫同病魔顽强的搏斗中，着手创作他最后一部剧本《樱桃园》。《樱桃园》是一曲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俄国贵族阶级必然灭亡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