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

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杂剧剧本。王实甫着。王实甫，中国元代戏剧家。剧本取材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和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讲述的是书生张珙和小姐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前朝相国崔大人病逝后，夫人郑氏携女儿莺莺扶柩归葬原籍，途经河中府时，羁留于普救寺中。

书生张珙赴京应试，在普救寺佛殿邂逅相国千金崔莺莺，互相倾慕，一见钟情。于是张珙租赁僧房，借故搭斋，也在寺内住下。两人暗中往来，互诉爱慕之心。

叛将孙飞虎艳羡莺莺美貌，起兵五千，重重围住了普救寺，要抢莺莺为妻。全寺僧众惊恐不已，崔夫人在危难中传令：能退叛兵者，招为门婿。张珙挺身而出，请兵退敌，解了普救寺之围。

谁知兵退后，崔夫人变卦悔婚，在庆功的宴会上，只许崔莺莺和张珙兄妹相称。崔莺莺在席间掷杯反抗，张珙气急而病，卧床不起。

丫环红娘同情他们的遭遇，激于义愤，为他们传递书信，二人感情愈益浓厚。一次，莺莺到西厢探视张珙后，两人山盟海誓，遂结百年之好。

不久，崔夫人风闻传言，大为震怒，拷问红娘，红娘将事情的前前后后和盘托出，然后晓以大义，陈说利害，迫使她承认了这桩婚事。但崔夫人又提出张珙必须取得功名，方得完婚。张珙忍痛别亲，赴京赶考，终于金榜题名。准备受封后荣归成亲，谁知崔夫人的侄儿郑恒拨弄是非，诬说张珙已在京都被招为婿，崔夫人又生变故。恰好张珙赶到，当众力辩，真相大白，郑恒羞愧难当，触树而死。崔莺莺和张珙历尽周折，终成眷属。

爱情和婚姻问题是存在于封建时代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剧本通过一对青年男女冲破封建婚姻藩篱的勇敢斗争，有力地抨击了腐朽、落后的封建婚姻制度，寄托着人民向往自由幸福生活的美好理想，表现了剧作家反封建的进步倾向。作者在剧中的安排是颇具匠心，深有寓意的，张生和崔莺莺爱情的萌生、发展的时间是在崔府举哀送葬的大孝之期。

故事发生、展开的地方是在佛门净地的普救寺内。当事人张生和崔莺莺又都是出身名门，饱读诗书的贵族子女，因此，剧本所提出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思想，更具典型性，表达的民主思想和反封建意义也更为突出。作为古典戏剧中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西厢记》不仅有深刻的思想意义，而且也有卓越的艺术成就。首先，剧作成功地塑造了鲜明而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热情忠厚，富于才华而又迂近于憨的张生；深沉谨慎、矜持多情、忠贞不渝的莺莺；机敏爽朗、心直口快、乐于助人的红娘，都栩栩如生，光彩照人。例如红娘，她虽然只是剧中的一个婢女，但却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一个在全剧中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全剧有7折由她主唱。没有红娘，就没有了《西厢记》，没有红娘的帮助，张、崔的爱情不可能发展，更不会取得胜利。

她出于同情，传书递简，推进了张、崔二人爱情的发展，她帮助他们克服性格上的弱点，增强了他们的反抗精神。当私订终身事发之后，崔、张束手无策时，红娘挺身而出，和崔夫人面对面展开说理斗争，在冲突无法回避的时候，她索性将崔张二人“经今月余一处宿”的事实和盘托出，反守为攻，指责夫人悔婚，言而无信，有违圣人之教，接着层层剖析，句句触着崔夫人的痛处，最后指出：“不和张解元参辰卯酉，便是与崔相国出乖露丑。

”抓住崔夫人害怕声誉扫地，辱没家门的心理，迫使她息事宁人，不再追究。“拷红”一折，酣畅淋漓地表现了红娘的机智聪颖、勇敢泼辣、见义勇为的性格特征。因此，这一人物成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舞台形象。其次，全剧情节曲折、生动，富有情趣，以崔张爱情和封建礼教为主线的矛盾冲突全面展开，兵围寺院、夫人悔婚、郑恒作梗等波澜迭起、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在情节合乎逻辑的发展中，充分展示人物的性格。

再次，剧作语言优美，诗意葱茏。作者将清新隽永的古典诗词语言和生动有趣的民间口语熔于一炉，使戏剧的语言既富于诗情画意，优美动人，又富于音乐感，琅琅上口，其中的不少曲词，如第2本第5折的“天净沙”、“调笑令”，第1本第4折中的“甜水令”，第4本第3折的“正宫·端正好”等早已在文坛广为传诵，历久不衰。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曾称赞“文字之佳，音律之美，未有过《西厢记》者”。此外，《西厢记》在戏曲体制上勇于革旧，大胆创新，显示了剧作家超人的胆识和艺术匠心，元朝杂剧依据传统，都是1本4折，作者根据《西厢记》的剧情发展的需要，将其写成5本21折，故事完整，结构严谨，一气呵成，开创了以多本杂剧连演一个故事的先例，这在当时剧坛上是一个创举，对后来的杂剧产生了很大影响。囿于历史的局限，《西厢记》也自然有其不足之处，剧中一些庸俗落套的描写，“状元及第，合家团圆”的结局等都是明显的缺陷。但《西厢记》问世后，深受人民喜爱，广为流传，对后世《牡丹亭》、《红楼梦》等戏剧小说和民间说唱艺术产生过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