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卡儿一生》名著鉴赏

【出版时间】：1941—1944

【原文作者】：阿葛叶

【原文作者简介】： 阿葛叶，真名萨吉达南德·希拉南德·瓦茨雅因(1911－1987)，是印度用印地语写作的诗人、小说家和文艺评论家。

他于1911年3月7日生在一个婆罗门家庭，父亲是政府高级官员。他从4岁起就在家受到严格的教育，短短10年里学习了梵语、印地语、英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阅读了大量印度和欧洲的文学名着。1925年他进入马德拉斯的一个学院，攻读理工科，同时潜心于文学，与人合作建立泰戈尔文学研究会。1927年进拉合尔的一个学院，接触政治，同年发表第一篇诗作。从1929年至1936年，一直积极参加民族独立活动。主要从事军火生产。1930年被殖民当局逮捕，1934年释放。在监禁期间，一方面潜心研读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一方面从事文学创作。诗集有《悲哀的使者》(1933)，带有幻影主义的影响，小说创作有《香卡儿一生》(1941年发表第一部，1944年发表第二部)开了现代印地语心理小说创作的先河。1936年为了谋生，他出任《战士》杂志编辑，同年还参加农民运动。1937年在加尔各答编辑《大印度》报刊，结识了许多着名的孟加拉语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他在德里电台工作。

1940年第一次结婚，不久分居，1946年离婚。1943－1946年他参加盟军在缅甸战场调查部工作。

1946年父亲病故，他辞去军队工作，专心于文学事业。这时期，他建立印地文学研究会(1942)，编着《现代印地文学》；1943年编选《七星》诗集，使现代印地诗歌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形成“新诗派”。

在创作方面，除了《香卡儿一生》外，有诗集《思考》(1942)、《道路》(1946)，短篇小说集有《误入歧路的人》(1967年再版)、《传统》(1944)、《小屋之事》(1945)、《色彩缤纷》(1946)等，这些富有个性的着作，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地位。1946一1965年的创作生活充满着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给他文学创作带来了绚丽的色彩。

1947年他创办文学杂志《象征》，这个杂志一直办到1952年，它给印度现代文学创作和评论带来了现代意识，并扶植了一批新文学家。他为了维持“象征”杂志的出版，1950年被迫去德里电台工作，所负的经济债务直到1963年才还清。

1952－1955年他周游了印度各地，用新的视角观察印度传统文化艺术并爱上了摄影艺术。

1956年与卡比拉·默莉卡结婚。

从1955年起受联合国教科文的邀请，访问了欧洲，结识了许多着名人士，开阔了眼界。1957年访问日本、菲律宾和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对日本的访问促使他对祖国文化传统进行了反思、日本技术科学高度发展，而传统文化价值仍保存着。

因此，现代化过程与优秀传统是并行不悖的。从此，他重新估价了自己的文化传统。1960年又第二次出访欧洲，对基督教文明进行深入研究，并结识亚斯贝斯。作了东西宗教思想的比较之后，他更倾向于印度教，不满萨特的存在主义，因为他无法摆脱虚无的恐惧，而印度教的虚无包含着绝对真理。

他倾向纯朴的乡间生活，厌恶城市的做作和喧哗，认为机械文明无法鼓励自由个性的发展。在文学上他接受中世纪诗人格比尔、米尔、苏尔达斯的影响，思想倾向上强调奉献，艺术上采用新的象征和意象。1961－1964年他被美国加洲大学聘请，讲授印度文学。长期侨居国外时，他内心产生一种莫名的孤独感、沮丧感，因为他始终在东西两大文化传统的夹缝中间困窘着、彷徨着。

这期间是他创作的黄金阶段，诗集有《青草上的瞬间》(1949)、《疯狂的猎人》(1954)、《蹂躏的彩虹》(1957)、《光辉的怜悯》(1959)、《庭院的门槛》(1961，1964年获印度文学院奖)；短篇小说集有《流亡者》(1948)、《胜利的摇篮》(1951)、《你的偶像》(1961)、《常青的蔓藤》(1954)、《链环》(1957)、《不可接触的花》(1960)等；长篇小说有《河上岛屿》(1952)、《各自陌生者》(1961)、评论集有《行迹》(1960)等。

这些着作主要是他内心冲突即新与旧或东与西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现实与理想之间冲突的产物。1965年他主编《昝日》周刊，这是一本颇有影响的新闻社会综合杂志。他接受主编之职的原因是，他想使自己民族语言的报刊与英文报刊相抗衡，他还认为非职业政治家也应通过周刊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1966年担任第五次全印作家大会主席，同年出访苏联和东欧国家，加深了印度与东欧国家的文学联系。这时期他不遗余力地宣传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在国内外许多学术讨论会作了《语言和自我尊严》(1967)、《语言和自我》(1969)等报告。1968－1969年又访问欧美诸国，考察世界文化与文学的新发展。1969年9月辞去《昝日》主编工作，又到加州大学研究文学理论，并讲授印度文学和潜文化的传播。

1970年回国，接受国内一所大学邀请，任比较文学系教授，1972年辞职，定居德里。1977－1979年担任《新印度斯坦报》主编。

1978年因诗集《摆渡几多回》获印度最高文学最高奖“知慧讲座奖”，用这笔奖金建立了“慈爱宝藏”文化机构，每年召开作家座谈会，评论文学，探讨文学理论，形成一股刮目相看的评论力量。1983年获南斯拉夫“金环奖”。

1984年访问中国，写下五首充满对中国人民情谊的诗歌。1986年，印度文坛为他举行诞辰75周年庆祝活动，我大使前往祝贺。这时期的主要诗作有：《金色的水草》(1965)、《摆渡几多回》(1967)、《我为什么了解》(1969)、《大海的姿态》(1970)、《我编织宁静之网》(1973)、《圣树底下》(1977)；短篇小说有《好奇》(1965)、《弃绝的道路》和《回归的小径》(1975)、《短篇小说全集》；评论着作有《印地文学的一个现代俯瞰》(1967)、《五光十色》(1969)、《乌云》(1971)、《洁白的纸》(1972)、《贞操》(1972)、《内部》(1975)、《今日》(1977)、《时间的顶峰》(1978)等。它们主要是对人生的探讨，对印度新的精神文明因素的开掘；评论上他似乎要确立个新的美学价值，探讨作家创作机因和文学传播。



1987年4月4日，阿葛叶因心脏病突发而死，印度文坛惊呼：一颗巨星陨落，称他为“廿世纪印度尊严历史的缔造者”。

。【内容概要】： 《香卡儿一生》是阿葛叶在监牢里构思动笔写的，原计划写三部，阿葛叶说，在第三部里小说主角将作为一个超越一切派别、一切思想的“独立自由和完美无缺的人而死去”，但直到临终，阿葛叶也未发表第三部。

小说的上部主要写香卡儿的童年和少年生活，下部主要写香卡儿的青年生活。外国殖民政府把我(香卡儿)推入死牢，死神来临前，我回忆着自己生活，许多不连贯的生活片断如潮水般涌在眼前。我从小就对什么都有一种叛逆心理，我不服家教出逃，不习惯学校约束而逃学，不进庙拜神而遭打，看不惯种姓隔离，不满贫富不均。一具死尸横着，腿断了，肚子开膛，还有一张充满痛苦微笑的脸，这就是战士叛逆的最后愤慨。

就在死尸旁一对恋人拥抱着，他们正亵渎着神圣的墓地，我心灵不由震颤，人为什么变得如此低卑。在上中学时，我跟别人走上街头，高呼甘地的不合作万岁，穿上粗布服，回家烧了洋货，学习印地语，写了民族主义的剧本。上大学时，我参加志愿服务者的活动，一次冲突中，我被诬告，送进监牢，坐了十个月的牢。在监牢里，结识了一些人，他们使我相信暴力，争取祖国的解放。

出狱后，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写作，并参加一个革命恐怖组织，造枪枝，发传单，组织游行……在“我”个人性格的发展里，有几位不同生活经历的女性起着重要作用。每当我叛逆受挫，灰心丧气，我姐姐萨罗斯瓦蒂的抚爱使我恢复生活勇气，但当姐姐远嫁，我又陷入孤独之中。随着年龄增大，我身体也发生了变化，一种不安经常使我产生一种渴求，渴求爱欲。正在这时，少女夏拉达闯进了我的生活。

她用歌喉和琴声迷住了我，她的美丽和甜蜜时时搏击我的心。双方萌发了爱情，但我始终有些恐惧，没有采取主动表示。命运的捉弄，使我们分手。为了进学院，我进拉合尔，投宿在姨妈家，表妹什茜料理我的生活。

我十分想念夏拉达，假期回家找她，但人去楼空，谁也不知道她去何方。我邻居有一少女名叫香蒂，患重病，卧床不起。

我经常去安慰她，读诗给她听。她往往给我以温暖而无声的抚触，以示报答。

这个美妙而柔和的抚触，使我内心不时产生一种颤动。后来少女死去，我感到自己生活里又一次失去了爱。

在马德拉斯上学时，我遇见了夏拉达，她已结婚，不美满。她责怪我，她已多次暗示爱，问我为什么不接受。

阴错阳差，我丧失了生活中最珍贵的爱情果实。由于参加社会改良活动，我被学校开除，又回到拉合尔上学，与什茜朝夕相处。我一面上学，一面参加政治活动，被殖民当局逮捕。什茜一直来探监，给我以鼓励。由于失去生活依托，什茜被迫出嫁。我听到此消息，痛不欲生。

出狱后，我从事文学事业，受到什茜精神和经济上的支持。由于创作不顺，发表困难，经济每况愈下，又产生自杀的念头。什茜来到我身旁加以安慰，这一举动招来夫家的毒打，并被逐出家门。什茜就决心与我生活在一起，而我总感到一种犯罪感。俩人为了躲开舆论非难，迁到德里。我谋取一职员工作，并继续从事文学创作。

这期间，我参加了一个革命恐怖组织。什茜不仅支持而且自己也参加了一些活动，还鼓励我不要中断创作。什茜似乎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我，自己却卧病不起，弥留之时再次向我表示了爱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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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鉴赏】： 整个小说主要写了两个人物，一是香卡儿(我)，一是什茜。

香卡儿是叛逆情感的化身，而什茜是理性的化身。小说并不是刻画一个以革命者面目出现的香卡儿，而是描绘中产阶级的一个个人主义的叛逆形象，他反叛宗教、家规、社会陋俗、经济剥削、政治压迫一直到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印度评论家说，阿葛叶写这部小说是受《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影响，但两个主人公有着本质的不同，克利斯朵夫是一位具有强烈事业心、并有向社会恶势力作不倦斗争的人物，是具有性格发展史的形象；而香卡儿只具有反叛情绪的人，所有客观景物都是为这个反叛情感或叛逆心理的开掘服务的，这个人物形象没有性格发展史，因此写法上也不尽相同，前者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后者采用心理描写手法。此外，香卡儿既是个具有反叛情感的人，又是个软弱性格的人。他在社会、政治、宗教、婚姻和爱情等问题上既表现一种不满和反抗情绪，又显示行动上的怯懦和摇摆。他参加政治斗争不是自觉的，依靠什茜的鼓励才坚持下来；他因民族事业走上断头台，并不因此自豪反而作着忏悔性的回顾。

在爱情上，他也是弱者，爱过不少女性，都由于自己的软弱而没有获得爱情的正果，比如他第一次真正爱上一个姑娘，便是夏拉达，但他始终没有勇气表达自己的心迹；而对什茜的爱，已蒙上一层理性的色彩，已经没有初恋那样震颤，而保留“犯罪感”，如影相随。这种软弱性摇摆性正是中产阶级的典型性格和典型心态。

什茜尽管冲破婚姻牢笼，倾心于香卡儿，但不免有道学家的味道。她用自己的生命塑造香卡儿或用牺牲和服务温贴着香卡儿的心，而这种牺牲和服务正是印度传统文化的道德积淀，所以什茜这个人物形象不够丰满，有脸谱化之嫌。



总的说来，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三十年代印度的风貌和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心理特征。因而，印度文学史家认为，这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

从艺术来讲，这是第一部意识流小说，没有时间连贯，没有故事情节，没有作者加入，只有香卡儿的自述，或内心独白，或自由联想。但小说的第二部似乎放弃了这种描写手段，较多地采用陈述铺叙，故事情节连贯，环绕香卡儿与什茜的爱情纠葛而展开。小说上半部用的第一人称为小说的视角，下半部用的第三人称，这种跳角，增加了叙述的变化，但小说始终没有回到监牢这个地方或绞刑前夕这个时间上，也就是说，描写不是幅射形的，而是线条形的。不过，它十分细腻地描摹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开创了印度心理小说的创作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