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三国演义》是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它只能依傍史书。
《三国演义》所包含的历史框架，从汉灵帝刘宏开始做皇帝的建宁元年(168)开始，到晋武帝司马炎派王濬攻克东吴，俘虏吴主孙晧的太康元年(280)结束，写了一百十三年的历史。其中包括黄巾起义、宦官乱政、董卓专政、各路诸侯讨伐董卓、各地军阀混战，形成曹操、刘备、孙权三集团，建立魏蜀吴三国，司马炎篡夺魏政权、灭蜀灭吴重新统一的历史事件。
字数近九十万，在当时不能不算是一部空前宏伟的巨着。
《三国志通俗演义》所载弘治甲寅年(1494)庸愚子(蒋大器)序文，既提到罗贯中依据《三国志》撰写此书，又称赞了朱熹的《通鉴纲目》，暗示此书所写的历史顺序，大体依照《通鉴纲目》，而其褒贬抑扬的态度，显然也和《通鉴纲目》有一致之处。
因为《三国志》虽是魏、蜀、吴三志的合称，实是各自独立的。
作为《三国演义》创作素材的《三国志平话》并没有采用《五代史评话》把梁、唐、晋、汉、周各写一卷的先例，把魏、蜀、吴各写一卷，而是以蜀汉为中心，大体按编年史的顺序作为结构写下去。
《三国演义》也是一样，大体上按编年史的顺序编写。明末有些刻本特别标出“按鉴”字样，表明出版家已窥见作者的创作契机。
但所谓“按鉴”，决非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而是按朱熹的《通鉴纲目》，因为司马光以曹魏年号编年，客观上承认了魏为正统，朱熹改用蜀汉编年，承认蜀汉为正统。《三国志平话》以蜀汉为中心，表明此书已接受了朱熹《通鉴纲目》的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庸愚子序文中，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所谓“评话”，当指《三国志平话》而言，事实上“评话”的框架也是出于编年史的。罗贯中抛弃了“评话”中一些神怪传说，加强了史事描写，并未掩埋“评话”的艺术创造而是加以提高，使它成为一部结构宏伟的历史小说。
在所有历史演义中，至今还没有一部可以和《三国演义》相比，这是众所公认的。
小说总是带有倾向性的，《三国演义》接受了《通鉴纲目》和《三国志平话》的传统，也接受其思想倾向中的正统观念。
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本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论，是统治者用来维护自己政权的工具，但人民也受其影响。
在魏、蜀、吴三国尚未出现的混乱时期，名义上还是“汉家天下”，皇室方面，当然是坚持正统观念的。
大多数的军阀，表面上都承认皇室的合法性。董卓压迫皇室，袁绍等各路军阀，都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来围攻董卓。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反对派说他“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他也感到自己力量不够，不敢轻举妄动。所以，他一方面把吞并北方军阀的行动，夸耀为“有功汉室”，“使天下无有孤，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一方面又说自己“荡平天下，不辱主命，皆天助汉室，非人力也”。
自称“中山靖王之胄”的刘备，因为实力单弱，更只有利用正统思想来做幌子，口口声声骂曹操是“奸臣”，要为“兴复汉室”而讨伐曹操，以“伸大义于天下”。到了三家割据已经形成，曹丕利用“禅让”形式，夺取了政权。刘备方面也就宣称曹丕是“窃居神器”，比之为“王莽篡盗”。“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刘备就由汉中王进一步“即皇帝位于成都”，以正统自居了。
孙权暂取观望态度，直到猇亭之战，诸葛瑾还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指献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的话来打动刘备，向刘备求和。又过了几年，孙权自称吴大帝，就剩下刘备所控制的地区，仍继续以正统思想为号召。诸葛亮向中原进兵，是为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而姜维弃魏降蜀，又称是“心存汉室”。直到魏兵迫成都，刘禅出降，“军前将士咸怒，拔刀砍石”。北地王刘谌，“哭于昭烈之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压台戏演得如此悲壮，说明了正统思想在蜀汉所控制的地区是何等强烈!他们是不甘心“刘氏子孙”以外的人做皇帝的。
可见三国历史本身是客观地存在着正统思想的。
陈寿作《三国志》时，因为西晋王朝承认了“魏晋禅让”的合法性，他也不敢不对曹操客气一些。
但书名叫做《三国志》，各成体系，就说明他也没有把曹魏看做正统，态度是比较客观的。到了东晋，“曹孟德、司马仲达，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的手段，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历史学家习凿齿，赶快出来为西晋王朝辩护，着了一部《汉晋春秋》，说曹魏“暂制数州”，“未曾为天下之主”，不能算正统。司马氏“混一宇宙”，“有定天下之功”，应该“以晋承汉”，避免魏晋禅让的“逆取之嫌”。
习凿齿这种苦心，当时并未发生多大作用，亦未影响后出的《三国演义》，真正影响《三国演义》的，主要是朱熹的《通鉴纲目》。朱熹在改编《通鉴纲目》时，袭用了“春秋笔法”，发展了习凿齿的主张。把《通鉴》的“魏文帝黄初元年”，还原为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并在这一年大书一条：“冬十月，魏王曹丕称皇帝，废帝为山阳公。”把《通鉴》的“魏文帝黄初三年”，改为“汉昭烈皇帝章武元年”，并在这一年大书一条：“夏四月，汉中王即皇帝位。”他认为“黜魏而以章武之元继汉”，就是“尊王”的“春秋笔法”，用以警告争夺政权的政敌。《三国演义》第八十回的回目，“曹丕废帝篡炎刘，汉王正位续大统”，显然就是朱熹《通鉴纲目》的笔法。
正统思想是封建主义历史观的一部分。《三国演义》是封建社会的作家写给封建社会中群众阅读的作品，所根据的历史资料，又带着强烈的正统色彩，它为正统思想作宣传，是不足为奇的。
《三国演义》由评话、戏曲故事到小说的全部演变过程，由北宋到元末，差不多有三百多年。
这三百多年当中，汉民族遭到契丹、西夏、女真、蒙古的压迫，直到朱元璋起义，才恢复了汉民族的统一政权。当汉民族遭受压迫的时候，人民生活非常痛苦，激起了民族自救的要求。因而在“复兴汉室”的联想下，把刘备所代表的“汉家”政权，作为汉族政权的象征。
“尊汉”的正统思想，就寄托了汉民族“还我河山”的愿望。群众为了发泄“尊汉”的思想感情，自发地、真诚地拥护刘备所代表的“汉家”政权。特别是南渡以后，民族矛盾尖锐化，汉族人民的痛苦就更深刻，士大夫阶层也不能不拥护刘备所代表的蜀汉，借以发泄“尊汉”的民族感情。大诗人陆游，“得建业倅郑觉民书，言虏乱，自淮以北，民苦征调，皆望王师之至”。
感慨地做了一首诗，开头就是“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两句，以“汉”喻宋，以“曹”喻金。这说明宋代士大夫的民族感情，和正统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
元朝统治了中国，一部分民间艺人和作家，创造三国话本和三国戏时，有意无意地发泄点“人心思汉”的感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评话《三国志平话》不用说了，关汉卿的《关大王单刀会》杂剧，描写鲁肃向关羽索还荆州，关羽的答话是：“想着俺汉高皇图王霸业，汉光武秉正除邪，汉献帝把董卓诛，汉皇叔把温侯灭，俺哥哥合承受汉家基业，则你东吴国的孙权，和俺刘家却是甚枝叶?”这在当时的舞台上，一连串唱出响亮的“汉家”、“刘家”，慷慨激昂，风云变色，难道不可以引起“人心思汉”的丰富联想吗?
《三国演义》继承评话、杂剧的传统，写得惊心动魄的地方，并不在曹丕如何篡位，刘备如何称帝，而是在英雄人物到了生死关头，如何表现“汉家”气概，这就是《三国演义》为人民喜爱的部分原因之一。罗贯中的创作时代，主要在元末红巾大起义的时代。当时红巾军的起义斗争，是以恢复汉族的赵宋政权为号召的。在一些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中，往往把北方的元朝政权比作曹操，至正二十三年(1363)，红巾军领袖人物之一朱元璋写信给明至珍，把镇压红巾军的刽子手，元朝末年唯一掌握兵权的王保保(一名扩廓帖木儿)比作曹操，说他“虎踞中原，其志不在曹操下”，与当时人民思想感情是符合的。因为自南宋以来，汉族人民早就把北方的统治者比作曹操了。
因之，《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它是从长期的民族感情中提取出来的，与封建统治者所标榜的正统思想，有联系，又有区别。
其次，民间艺人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里面，对于汉桓帝、汉灵帝，以及所谓“汉室宗亲”的刘表、刘璋之流，也并不十分尊敬。他们之所以反对曹操，也并不完全因为曹操曾经“篡夺”汉朝政权。它们正是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观点来“尊刘贬曹”的。
曹操和刘备都是封建英雄，但曹操比刘备更坏。他是一个残暴的、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者。
许多“帝魏寇蜀”论者也不得不承认这点。例如陈寿在《三国志》里，一方面称颂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一方面又指出曹操残酷地“鞭打宇内”。特别在许多活生生的事件中，躲躲闪闪地记载了曹操的残酷。如第一次进攻徐州时，杀人以万数，“泗水为之不流”等等。陈寿还记载了曹操之杀孔融、许攸，娄圭，是因为“太祖性忌”，而这些老朋友“恃旧不虔”，所以杀掉。对于崔琰的被杀，陈寿也说了“至今冤之”四字，以证明曹操的残暴。
西晋初年的陆机，很佩服曹操的才能和功业，但在其《辨亡论》里，仍指出“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北宋的苏轼在《孔北海赞》中称曹操“阴贼险狠，特鬼蜮之雄者耳”，曹操即使在“帝魏寇蜀”论的作者笔下，也是没有好感的。
封建阶级中的坏人很多，但曹操坏得十分露骨，则是“世所公认”的。至于历史人物刘备，则以“宽仁有度”的面貌载入史册。“帝魏寇蜀”论者对这点也没有否认。陈寿《三国志》就是证明。
如《蜀书》建安十二年记载，刘备被曹军追赶撤离新野，带领大队军民逃往江陵，“日行十余里”，有人劝他把人民丢掉，轻装前进，刘备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三国志》裴注引《魏书》载刘表临终时考虑到儿子懦弱，要把荆州托给刘备，刘备婉言谢绝，他说：“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他对关羽、张飞亲如兄弟，不拿架子，对诸葛亮推心置腹，毫无猜忌，这在封建君主中是少见的，够得上称“好皇帝”的。封建社会的广大人民都喜欢“好皇帝”，据《东坡志林》记载：“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这个记载表明，北宋时期的民间艺人已经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观点，把曹操的残暴加以夸张，把刘备的仁厚加以肯定，这正是人民群众的愿望。尽管历史的刘备仍然是个伪君子，但民间艺人之否定曹操、肯定刘备，决不是无中生有的歪曲，而是典型地夸张了曹操的残暴、阴险、狡诈等等品质，把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假英雄，揭示在听众面前；同时，夸张了刘备的仁厚品质，把封建社会人民意识中的“好皇帝”形象展现了出来。
此外，参加创作《三国演义》的“市井细民”是封建社会人民的一部分，他们中的“说话人”和戏曲家，都憧憬着“发迹变泰”，改变自己的卑下地位，他们用“市井细民”(包括江湖好汉)所熟悉的“结义”形式，创造了“桃园结义”故事，使之粘附于地位相对卑下的刘备、关羽、张飞等历史人物身上，充分渲染他们之间相对平等的“义气”，而又把这个“义气”与“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政治愿望结合起来，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能接受，甚至汉族以外某些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也能接受，这又是《三国演义》在清代流传更广的原因之一。
其思想倾向的复杂性，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如果单纯地从宋、辽、金、元时代汉族人民的意识来看《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是远远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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