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最早的《三国演义》刻本是明嘉靖间《三国志通俗演义》，清康熙间毛伦、毛宗岗父子改编本初刻时亦称《三国志演义》，后来有人无端于题目中去掉一个“志”字，这部小说才被通称为《三国演义》。
“演义”一词，曾见于东汉人范升对当时名士周党的攻击，说他“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后汉书》卷83)这里的“演义”指阐发经义，后有宋人真德秀《大学衍义》一类书，“衍”同“演”，引而申之，“演义”也就有了阐明意理之意。
宋元艺人或称“讲史”为“演史”(罗烨《醉翁谈录》)，“演”是“敷演”、“敷衍”，意为“铺陈讲说”。准此，着书人最初拟定《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书名，就至少包含了两层考虑，一是采用通俗小说形式铺陈讲说《三国志》这部史书，或这段历史的内容。
二是要通过这种内容的描述，阐发某种道理。也就是说作者创作的主旨是既演史、又演义。
因为罗贯中的始为作俑，后来一部二十四史逐一被小说家们“演义”了一番。但在小说史上，历史演义小说虽然竞相迭出，林林总总，却几乎大多是东施效颦，徒具形式，而少有《三国演义》之艺术魅力。这其中的原因无疑很多，不过其中重要的一条大概是后继作者无论如何也没有参透《三国演义》既演史又演义，特别是如何把演史和演义结合起来的奥秘。“鸳鸯织就凭君看，未把金针度与人”。
此之谓也。
罗贯中的小说，不是为了复述或歪曲历史的“演史”，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站在时代的立场上，以“演义”为出发点的“演史”；而所谓“演义”，在相当程度上又是罗贯中假于史事所表达的对历史的现实认识。
因此，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不过是借助于一个真实的历史框架，叙写或抒写了他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我们与其说他写的是一部“通俗的历史教科书”，实不如说他写的是一部历史抒情诗。作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成功的关键或许正在这里。
借“演史”以“演义”，以“演义”贯串“演史”，这就是《三国演义》的艺术辩证法。《三国志通俗演义》第一卷第一则是《祭天地桃园结义》，后来毛本将其与第二则合并为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无疑是其中最成功的章节之一，而作为一部大书的开端，更显示出为全书奠基的不比寻常的意义。
汉失其政，天灾人祸并作，终于引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这正是群雄竞起，导致三国鼎立的历史契机。
当此时候，镇压黄巾乃是整个地主阶级所面临的任务，于是州郡兴兵，豪强效力，以后的封建割据因此形成，这当然是历史真实。作者对黄巾起义采取了一种漫画式的虚写，而对在镇压黄巾中崛起的封建英雄，也只提到刘备、曹操、孙坚——正是后来三国基业的开创者。
而作者调动笔墨，正面详写的又主要是“贩屦织席为业”的所谓中山靖王之裔的刘备及关羽、张飞的桃园结义、白身起家、斩将立功。
这些无疑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构思。
关羽、张飞从刘备镇压黄巾也是历史事实，《三国志·先主传》中有刘备“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有功，除安喜尉”。但整部《三国志》都找不到刘备镇压黄巾的起码情节。
《三国演义》所写的刘关张战涿州，救青州，胜阳城，破赵弘、韩忠，“南阳一带数十郡皆平”的赫赫战功，几乎全是虚构或移借。特别是刘、关、张的出场戏“桃园结义”，更是没有的事。
虽然《关羽传》曾提到：“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郡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但《资治通鉴》载黄初二年魏侍中刘晔的话却说：“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可见刘关张君臣之间关系特殊密切是事实，但却不可能是“把兄弟”。
这段被罗贯中特别渲染的“桃园结义”故事，实际来源于宋元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
《三国志平话》大概是宋元“说三分”专家霍四究之类人讲史的记录本，故文字十分简略。但其名为“说三分”，实际上却主要演述的是蜀汉兴废故事，三国中的魏吴两家及其他汉末的人物和事件，只是为了与蜀汉有瓜葛才不得不连带出现。
而整篇故事基本是以虚构情节为骨架，“书史文传”的历史不过是演述虚构情节的因由和时间断限。所以凡重要热闹的情节如桃园结义、张飞杀太守元峤、刘备太行山落草、董成(承)杀十常侍携首级到太行山招安刘备等一连串故事，大多是史传无稽的虚构。
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时，虽兼祧史传和讲史，但于两者均有取舍，其匠心之独运处处可见。惟将虚构的桃园结义列为开篇，更有深意，因为即使在《三国志平话》中，桃园结义也非三国故事之开局。
罗氏的这一安排，或可看作是表明和强调其“尊刘反曹”的正统观念，但究其实质是为《三国演义》的道德观、价值观奠定基调。
《三国演义》不仅写了桃园结义的过程，还特别列出了他们结义的誓言，刘、关、张誓言中实际强调的是结义形式中包含的内容：“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桃园结义的社会背景是“黄巾倡乱”，他们结义兴兵的直接目的是镇压黄巾，用张飞的话说是“与国家出力”，用刘备的话说是“欲破贼安民”。既然刘关张结义有具体的政治目的，那么他们誓言的内容理应是属于政治的。
但深究其义，特别是刘、关、张后来为了实践结义誓言的行动更可以看出这一结义行动及其内容本质上是属于道德的，因为在中国古代，政治从来是相对的，只有道德才更多地表现出永恒性。有人认为这段誓言里的“上报国家”指“忠”，“下安黎庶”是“义”，所以桃园结义的道德内涵是“忠义”。
这大体没有错，但在这中间，作者所强调的似乎更是一个“义”字，一种涵盖了“忠”的“义”。所以誓言最后一句是“背义忘恩，天人共戮”!后来刘备三顾茅庐，敦请诸葛亮出山时亦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
备不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这里的“义”也包括“忠”的意思。
在《三国演义》中，所谓“匡扶汉室”，是一种传统的“忠”，但对割据群雄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口号，实际上他们内心对此并不以为然。“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几乎都不同程度地表达过这个意思。
在《三国演义》中，“忠”是相对的，倒戈反水，择主而事，很少被人视为不忠；而“义”则是绝对的，关羽放弃原则，放曹操于华容道，被誉为“义释曹操”，刘备不顾大局兴兵伐吴以致蜀汉力量被削弱，也被评为“为三人之义而讨孙权，岂得以此訾先主”。因此，“义”在《三国演义》中是最高的道德规范，尽管其内涵实际相当复杂，既包括兄弟之义、朋友之义，也包括君臣之义，但概而言之，则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准则。
在《三国演义》看来，君主之“义”在于爱民，臣下之“义”在于忠君，朋友之“义”在于一诺千金、知恩必报，兄弟之义在于生死与共，而见利忘义则最为人们所不齿。刘关张三人之义之所以受到崇尚，是因为他们的“义”是所有这些“义”的集中表现，用关云长挂印封金前对张辽说的话来说是：“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又君臣也。”
所谓“忠义”，对中国民族来说，是古老的道德范畴。如果说《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是其成书过程中南宋偏安江左、元朝异族入侵以及元末社会大动乱等一系列历史作用于一切三国题材的各类作品创作者的思想的结果，那么《三国演义》对“义”的某些异于往古的重新阐释，则体现了参与这一创作的“市井细民”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对道德的重新思考。
而这种道德观念既建筑在传统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又反映了某种新的社会心理。以所谓结为异姓兄弟为“义”的形式，其文化规定性无疑在于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宗法社会结构，但对“义”的内容和实践的揭示，又是为“市井细民写心”。因此，《三国演义》所强调的道德内容无形中成了社会各阶层意识的融汇和折衷。
而经过毛伦、毛宗岗父子对这部小说的修改，加强了正统观念，更使这部小说不仅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亦为统治者所容许乃至赞赏。
这就是《三国演义》在封建时代屡传不衰，以致造成一种影响中国文化的社会精神现象的原因。
“忠义”，特别是“义”，是《三国演义》的思想精髓和灵魂。
在《三国演义》中，“义”不仅是臧否人物的标准，而且小说的情节设置、人物塑造也基本上都服从于这一观念的阐发。毫不夸大地说，假若没有“义”的思想的贯串，《三国演义》或许会变成历史的刻板复述，也可能变成仅是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大拼盘，恰如后人所言：“义不必演，则此书亦不必作矣。”所以罗贯中将桃园结义的情节列于篇首，是为了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而蕴倾向于情节，又深得小说创作之三昧。
不过，《三国演义》对道德意识的强调，也使小说产生许多无法克服的弱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道德观念支撑人物性格，不少人物因此变成了道德的图示，若以近代小说观视之，不免“扁平”。而《三国演义》强调宗法群体、强调义务而漠视个体的道德观念，长期地作用于民族文化，其对历史所产生的消极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当然，我们没有权力借此来批评罗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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