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超群智慧、盖世奇才是在纷纭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逐步显示出来的。
如果说，“隆中决策”第一次表现了诸葛亮的战略眼光，“火烧博望”第一次表现了诸葛亮的军事艺术的话，那么，“舌战群儒”便第一次表现了诸葛亮的雄辩才能。
历史上，诸葛亮确曾出使江东，说动孙权与刘备联盟，共同抗拒曹操，并无诸葛亮与孙权手下的谋士展开论辩的记载。
东吴方面的薛综、程秉(字德枢)均于建安十五年(210)交趾太守士燮归附孙权以后才被任用，张温是在黄初二年(221)孙权封吴王以后才任职，自然都不可能在建安十三年(208)与诸葛亮进行什么争论。
所以，此事应属子虚乌有。然而，历史文学不是史籍的奴隶，它不权可以描写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事，而且有权虚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事。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就虚构了诸葛亮会见孙权时，当着孙权的面与张昭等东吴谋士进行战、和之争的情节，他时而高声斥责张昭等人，时而“结袍挽衣”，当众杀死曹操派来的使者，企图迫使孙权与曹操对立，显得刚武、急躁而鲁莽，而缺乏雍容儒雅的名士风度。
《三国演义》对这一情节进行了根本的改造，生动地表现了诸葛亮的雅量高致、从容气度和无碍辩才。
小说第43回写曹操夺取荆州以后，刘备败退江夏，处境艰危，诸葛亮应鲁肃之邀来到柴桑，欲与孙权共商联合抗曹大计。
孙权闻报，吩咐道：“来日聚文武于帐下，先教见我江东英俊，然后升堂议事。”显然，这位年轻气盛的雄主(按：孙权此时年仅二十七岁)不肯示弱于人，有意要让诸葛亮见识见识江东的人才。
此时，面对大兵压境的曹操，以张昭为首的江东大多数谋士都恐惧不安，主张投降。其理由，一方面是认为曹操无法抗拒：“曹操拥百万之众，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顺。且主公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既得荆州，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势不可敌。
”另一方面是认为降曹有好处：“如降操，则东吴民安，江南六郡可保矣。”而诸葛亮到江东的目的却是要建立孙、刘联盟，共抗曹操。双方的主张尖锐对立。在这关键时刻，双方都想说服孙权接受自己的主张，及早作出决断。
因此，一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果然，当诸葛亮来到孙权的幕下，与张昭等人一一相见之后，这些主降派便迫不及待地挑起了论战。
首先出马的是张昭。这位“孙权手下第一个谋士”，老谋深算，谈锋甚锐。
他避开和、战这个中心问题，而对诸葛亮的才干大作文章，企图在精神上压倒对方。一开始，他稍作迂回，明知故问：“久闻先生高卧隆中，自比管、乐，此语果有之乎?”诸葛亮不卑不亢，坦然回答：“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
”张昭自以为抓住了口实，立即大举进攻。一方面，他极口称赞：“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乐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齐七十余城：此二人者，真济世之才也。”另一方面，他大肆攻击诸葛亮：“刘豫州(按：刘备曾任豫州牧，故以此称之)未得先生之前，尚且纵横寰宇，割据城池……何先生自归豫州，曹兵一出，弃甲抛戈，望风而窜；上不能报刘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辅孤子而据疆土；乃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无容身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后，反不如其初也。”从而讽刺诸葛亮根本无法与管、乐相比。
这番话，语言刻薄，用心险恶，既然诸葛亮是累败之将，连刘备都辅佐不好，还有什么资格来说服孙权抗击曹操呢?
面对张昭的恶语攻击，诸葛亮不急不躁，沉着应战。首先，他以病重之人应当逐步调治作比喻，指出刘备三顾茅庐之前，“军败于汝南，寄迹刘表，兵不满千，将止关、张、赵云而已”；正是自己出山以后，才使刘备集团有所发展。
接着，他分三个层次驳斥了张昭对自己的攻击：第一，尽管刘备在新野时“甲兵不完，城郭不固，军不经练，粮不继日，然而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辈心惊胆裂：窃谓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第二，刘琮投降曹操，刘备并不知情，而又不忍夺同宗之基业；在形势突变的危难关头，刘备仍不忍抛弃百姓，这都是大仁大义。
第三，尽管刘备遭到当阳之败，但“寡不敌众，胜负乃其常事”，有什么可指责的?当年汉高祖不是曾屡败于项羽，最后一战成功吗?这样一来，张昭讽刺诸葛亮无法与管、乐相比的论调就完全站不住脚了。
在此基础上，诸葛亮反唇讥讽张昭等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像这样“虚誉欺人”的“夸辩之徒”，才真要被天下人嘲笑呢!这番话，理直气壮，有根有据，正打中主降派在强敌面前“临机应变，百无一能”的要害，所以“说得张昭并无一言回答”。
主降派见通过贬低诸葛亮来堵住他的嘴这一手没能奏效，不得不把论战引到和与战的问题上。
这时，虞翻问道：“今曹公兵屯百万，将列千员，龙骧虎视，平吞江夏，公以为何如?”他满以为可以用曹操的汹汹气势吓倒诸葛亮，证明投降的合理性。没想到诸葛亮丝毫不为所动，反而轻蔑地说：“曹操收袁绍蚁聚之兵，劫刘表乌合之众，虽数百万不足惧也。”虞翻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诸葛亮不惧曹操，指责诸葛亮“大言欺人”。诸葛亮则以事实说明刘备集团尽管力量单薄，却并不害怕曹操；随即话锋一转，指出江东兵精粮足，且有长江之险，然而张昭、虞翻之流却“欲使其主屈膝降贼”，岂不可耻?这有力的对比，使虞翻无话可说。
这样，诸葛亮又赢得了一分。
另一位主降派步骘，见诸葛亮议论风发，言词犀利，不由得问道：“孔明欲效仪、秦之舌，游说东吴耶?”仪、秦指战国时期着名的纵横家张仪、苏秦，二人都擅长雄辩，步骘视之为只会摇唇鼓舌的说客，欲以此来贬低诸葛亮。这种避开论战的实质，单就对方的口才做文章的手法，正好暴露了问者自己的无能和虚弱，诸葛亮接过话头，指出苏秦、张仪都堪称豪杰，二人“皆有匡扶人国之谋，非比畏强凌弱，惧刀避剑之人也”。随之又反戈一击：“君等闻曹操虚发诈伪之词，便畏惧请降，敢笑苏秦、张仪乎?”这又刺中了主降派在危难临头时只知保全自己的怯懦心理。对此，步骘除了“默然无语”还有什么办法?
主降派见强弱之势压不倒诸葛亮，又祭起“名分”、“地位”的法宝。于是，薛综吹捧曹操“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归心”，指责刘备“不识天时，强欲与争，正如以卵击石”；陆绩也声称：“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犹是相国曹参之后。刘豫州虽云中山靖王苗裔，却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屦之夫耳，何足与曹操抗衡哉!”针对这种论调，诸葛亮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以士大夫最看重的“忠孝”观念为依据，痛斥薛综吹捧曹操之论为“无父无君之言”，使薛综“满面羞惭，不能对答”。又批评陆绩之论为“小儿之见”，使陆绩也为之“语塞”。
这时，主降派阵脚已乱，但又不甘服输，只好又转移话题。严畯询问“孔明治何经典”，程德枢则指责孔明“未必真有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耳”。
对于这些无关和、战大计的问题，诸葛亮也不轻易放过。他指出伊尹、子牙、张良、陈平等安邦定国的大贤，都并非寻章摘句，舞文弄墨之徒。他把儒者分为“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指出前者是要建功立业，利国利民，“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而后者“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实在毫无价值。这番振聋发聩的见解，表现了诸葛亮高迈的胸怀和远大的目光，对那些不明大义，沾沾自喜于一孔之见的“小人之儒”无异于当头棒喝，难怪严畯、程德枢都“低头丧气而不能对”。
经过这几个回合的交锋，主降派的精神武器被一一剥夺，不禁“尽皆失色”，诸葛亮取得了出使江东的第一个胜利。
本篇情节相当简单，却十分耐读。统观全篇，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论战双方都是谋士，论战主要围绕着谋士的志向、见识、才干、如何辅佐其主等方面进行，而对于决定和、战大计的关键问题——曹操究竟可不可怕，主战究竟能否获胜——则未正面展开。这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作者有意留给随后的“诸葛亮巧说孙权”一节的。两节各有侧重，不仅避免重复，而且有利于表现诸葛亮的智慧和辩才。由此可见作者构思之缜密。
其二，诸葛亮的目的是要争取建立孙、刘联盟，所以在论战中只是在精神上压倒主降派，而不愿穷追猛打，可谓有理有节，留有余地。
其三，在这场唇枪舌剑的论战中，诸葛亮高屋建瓴，洞察全局，对于对手的根底了如指掌，因而完全掌握了论辩的主动权。
他时而义正词严，时而语含调侃，轻松自如，游刃有余，口若悬河，妙语连珠。读着这一段段音调铿锵的辩词，真是一种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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