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后半部不仅艺术地反映了魏、蜀、吴三国之间的争斗攻伐，而且表现了三国自身的国运消长、内政变化，表现丁统治集团内部形形色色的矛盾和争权夺利的斗争。
“司马懿诈病赚曹爽。”(第106－107回)就是这方面最具典型意义的一个篇章。
从此司马氏就完全控制了曹魏大权，并最终取而代之。
历史上的司马懿，本来就是一个阴险狡诈、冷酷无情的人物。《晋书·宣帝纪》说他“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并且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明帝(按：指司马懿玄孙司马绍)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按：指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按：指司马昭)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由此可见，司马懿父子篡夺曹魏政权时表现出来的凶残，连其后辈儿孙都感到羞耻。罗贯中紧紧抓住司马懿这一性格特征，浓墨重彩地予以描绘，使其艺术形象大大地深化了一层。
小说第106回后半，写魏明帝曹睿病重，乃据亲信刘放、孙资之荐，拜曹真之子曹爽为大将军，总揽朝政，并召刚刚平定公孙渊叛乱的太尉司马懿火急入朝，将年仅八岁的太子曹芳托付给二人。曹睿卒，曹芳即位，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
这两个人，一个是承受父荫、才干平平的宗室亲贵，一个是久经沙场、老谋深算的元勋旧臣。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三种发展可能：一是相安无事，维持共同辅政的局面；二是一方逊让退避，让另一方独揽大权，以求消弭矛盾；三是彼此猜忌，互相残杀。事情的发展表明，司马懿选择了第三种可能，用残酷的屠戮为自己争得了独揽一切的大权。作品以史实为线索，层次分明地表现了这场夺权斗争的全部过程。
第一层，写双方矛盾的产生。辅政之初，曹爽自居后辈，对司马懿执礼甚恭，“一应大事，必先启知”。然而，为时不久，曹爽便听信心腹何晏所谓“大权不可委托他人”之议，以明升暗黜的手法，奏请加司马懿为太傅，将兵权集中到自己手里。紧接着，曹爽任命自己的弟弟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曹彦为散骑常侍，“各引三千御林军，任其出入禁宫”，严密控制了京师的戍守和宫廷的宿卫。
对于自己手下的五个亲信，曹爽也都委以重任：何晏、邓飏、丁谧为尚书——负责日常政务的处理和官吏的选拔任用；毕轨为司隶校尉——主管京师的治安和对百官的纠察；李胜为河南尹——治理以首都洛阳为中心的地区。此外，还有号称“智囊”的大司农桓范为之出谋划策。
这样，文武并举，双管齐下，朝中大权基本上被曹爽集团所掌握。面对曹爽集团咄咄逼人的气势，司马懿先退一步，“推病不出”，其子司马师、司马昭“亦皆退职闲居”，暂时避开曹爽的锋芒。
但是，司马懿并非甘心退让，并不打算安心养老。作为一个浮沉宦海数十年，历仕曹魏三朝的世家大族头面人物，他的政治野心是逐步滋生膨胀的。如果说，在鞭挞宇内、英武雄杰的曹操手下他还不敢有非分之想，在文武兼备、政由己出的魏文帝曹丕手下他还缺乏争权的实力的话，那么，在魏明帝曹睿在位期间，他的地位日益显赫，声望日益提高，已经成为曹魏的第一能臣，明帝的托孤之人。现在，曹魏的开国元勋们凋零殆尽，已经无人能与他抗衡，更谈不上驾驭他了，他怎能容忍曹爽之辈骑在他头上为所欲为?所以，他只是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姑且含忍示弱，磨砺爪牙，窥测时机，以图再起。
这就为诛灭曹爽集团之举埋下了伏笔。
第二层，写曹爽集团的昏庸腐败。
曹爽独揽魏国大权后，既无先人创业的雄才大略，又无守成的谨慎勤勉，在政治上毫无建树，却沉湎酒色，纵情享乐。作品列举了他若干“僭越”之处：“凡用衣服器皿，与朝廷无异；各处进贡玩好珍奇之物，先取上等者入己，然后进宫；佳人美女，充满府院。
”更有甚者，黄门张当为了巴结他，竟“私选先帝侍妾七八人，送入府中。”这些并不能证明曹爽想篡国，但在等级名分森严的封建社会里，执政大臣如此胆大妄为，已经足以令众人侧目，甚至招来杀身之祸了。曹爽的亲信何晏、邓飏之流，都缺乏治国平天下的实际才能，却“以浮华相尚”，只知作威作福。桓范虽有谋略，曹爽却并不言听计从。像这样一个醉生梦死的腐朽集团，既不可能得人心，也根本不是司马懿的对手，其垮台势在必然。
第三层，写司马懿诈称病重，瞒过了曹爽。
曹爽虽然耽于享乐，但他没有忘记，唯一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就是司马懿。于是，他借李胜被任命为荆州刺史之机，命李胜去向司马懿辞行，以便探听其虚实。
老奸巨猾的司马懿当然明白李胜的来意，马上将计就计，“去冠散发，上床拥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装出一副病势沉重的样子。在与李胜交谈时，他又是假装耳聋，又是喝汤时故意让汤流满衣襟，甚至装模作样地请李胜转告曹爽，要求关照自己的两个儿子，似乎真的是“衰老病笃，死在旦夕”了。
司马懿装得如此之像，李胜竟信以为真，连忙向曹爽禀报。这个消息又是如此符合曹爽的口味，他连想也不暇多想，便高兴地说：“此老若死，吾无忧矣!”这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它充分表现了司马懿的诡诈权谲。
当曹爽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之时，司马懿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向他下手了。
第四层，写司马懿乘曹爽出城谒墓之机，发动政变。
正始十年(249)正月，曹爽兄弟随魏主曹芳到城外高平陵祭祀明帝，司马懿等待已久的机会来到了，他立即亲自出马，发动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作品交代了他采取的几项措施：首先，命司徒高柔和太仆王观分别代行曹爽、曹羲的职权，把京师的兵权抓到手里；其次，向郭太后指控曹爽“背先帝托孤之恩，奸邪乱国，其罪当废”，并与太尉蒋济，尚书令司马孚(司马懿之弟)联名表奏魏主曹芳，以便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其三，亲自领兵占据武库，以供战备之需；其四，率军出城屯于洛河，守住浮桥，防止曹爽反扑。这些措施，有章有法，老辣周密，表现了司马懿统驭全局的高度才干，也反映出他确是蓄谋已久。
面对这完全意外的变故，曹爽如遭霹雳轰顶，先是“大惊，几乎落马”，继则“手足失措”，毫无主见。桓范建议他“请天子幸许都，调外兵以讨司马懿”，在当时情况下，这堪称上策。如果曹爽照办，则可名正言顺地“奉天子以讨不臣”，而将司马懿置于叛逆的地位，那么，曹爽集团仍有取胜的可能；反之，司马懿尽管比曹爽能干得多，但根基毕竟有限，一旦被加上“谋逆”的罪名，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而失败。
然而，在这一发千钧的关键时刻，曹爽却是那样地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只是不停地流泪。司马懿深知局势瞬息万变，充满风险，力图尽快地解除曹爽的精神武装。针对曹爽贪恋家室的庸懦心理，他先是命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去见曹爽，说他的目的只是要削去曹爽兄弟的兵权；接着，又命与曹爽交厚的殿中校尉尹大目带去太尉蒋济的信，说他和蒋济指洛水发誓，只要曹爽交出兵权，决无他意。
这样一来，曹爽那本来就脆弱的意志又大大软化，终于作出了屈服的抉择：“我不起兵，情愿弃官，但为富家翁足矣!”这一层写得紧张曲折，形成了全篇的高潮。至此，司马懿完全控制了局势，而曹爽集团则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第五层，写司马懿诛灭曹爽集团。尽管曹爽已交出兵权，困居私宅，司马懿却不肯罢休。为了立威，也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威胁，他从黄门张当身上找到突破口，给曹爽等人定下了“谋反”的罪名。
于是，曹爽兄弟三人，何晏、邓飏、李胜、毕轨、丁谧五人，再加上桓范，全部被诛灭三族，一场权力斗争，终以大屠杀告终。
诛灭曹爽集团是魏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从此，曹魏的军政大权全部落到了司马氏的手中。以后，在十六年的漫长岁月里，经过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兄弟的苦心经营，经过几度废立和一次又一次的屠戮。
司马氏根基日益稳固，终于把曹氏的魏国变成了司马氏的晋朝。
综观全篇，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司马懿和曹爽这两个主要人物。
可以说，在《三国演义》的后四十回中，司马懿是仅次于诸葛亮的重要人物。在“安居平五路”中，我们看到了他善于出奇的韬略；在“克日擒孟达”中，我们看到了他当机立断的才干；在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反复较量中，我们越来越熟悉他的老谋深算、坚韧顽强；但是，只有在“诈病赚曹爽”这一篇章里，我们才洞见了他的灵魂。
为了扳倒曹爽集团，他费尽了心思，耍尽了手腕：时而推病不出，以退为进；时而诈称病危，迷惑对方；一旦抓住时机，立即大举进攻，毫不手软。为了使曹爽不致起兵对抗，他可以信誓旦旦，保证只要兵权，别无他意；一面命人包围曹爽家，一面又假惺惺地遣人送去一百斛粮食；最后则背信弃义，大肆杀戮，踩着政敌的尸骨登上了权力的宝座。
他的阴险、狡诈、冷酷、残忍，实在令人毛骨悚然!看到这里，人们的心目中才有了一个完整的司马懿形象——一个足智多谋而又阴狠毒辣的封建政治家的典型形象。
与司马懿相比，曹爽只是《三国演义》中一个匆匆来去的过客，他无德无才，完全依赖父辈余荫而骤得高位，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误会。
当大权在握之时，他既不能澄清政治，又不能推贤进士，只知呼朋引类，宴饮田猎，依然是个骄奢淫逸的公子哥儿；当变故猝然发生之际，他仓惶失措，“自黄昏直流泪到晓，终是狐疑不定”，竟至听信司马懿的许诺，拱手交权，自投罗网；直到司马懿准备将他置于死地之时，他还因为司马懿送来一点粮食而“大喜曰：‘司马公本无害我之心也!’”终于糊里糊涂地做了刀下之鬼。
应该指出，司马懿与曹爽的权力之争，毕竟只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并无是非可言。
不过，读了这一惊心动魄的篇章，人们从司马氏起家的刀光血影之中，对于封建政治之黑暗，对于封建统治者之残酷，却可以得到更深刻、更形象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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