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素有“事纪其实，亦庶几平史”之评(嘉靖本庸愚子序)。
诚然，作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主要人物的基本性格，常于史有据。如曹操“矫情任算”，刘备“弘毅宽厚”，“(诸葛)亮性长于巧思”，“(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张)飞敬爱君子而不恤小人”。(均见陈寿《三国志》本传)史籍对关羽性格的记述尤多。
《江表传》说：“梗亮有雄气，然性颇自负，好陵人”。陈《志》云：“称万人敌，为世虎臣”，“有国士之风，然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可见历史上关羽已具有“雄气”与“骄气”相参的性格特征，以及“以短取败”的悲剧性结局，史家已为作家提供了一具富有可塑潜力的悲剧英雄的骨架，艺术家终于赋予他以血肉和灵魂，一个不朽的悲剧英雄形象，于是在《三国》人物画廊中站立起来。
提到关羽，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京剧中他的脸谱。它富有审美价值，是不可一世的雄气、有眼懒看世界的傲气和不可言传的深沉痛苦的化合体。
既抽象而又具体地体现着作为悲剧英雄关羽的独特神韵。他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一生。
他的现实是悲剧英雄，他的历史是英雄悲剧。他一身系国家(他的集团)的安危，尽管他还不是他们的头号人物，然而，他兴他盛，他们亦兴亦盛；他败他亡，他们亦随之而衰而败而亡。
因之他个人的现实悲剧，也就成了他们(蜀汉)的历史悲剧。他胜也光明，败也磊落；生也英雄，死也丈夫。
在祖国传统文化的典籍中，查得到他是真英雄、大丈夫的界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关羽从一个解良逃亡汉到威震华夏的盖世雄杰，又突然从雄业发展的最高峰倒下来坠入毁灭的沉渊。
这不能不激起人们的感叹与沉思!弟兄们的创业史把关羽的生活史划为前后两期。他从对社会的反抗中出场：杀了“倚势凌人”的“本处势豪”，“逃难江湖五六年矣”；多年来已受尽社会的压抑。
桃园结义是求生存、争发展的力量的结合，是弟兄们创业史的开卷，在此确立了“共扶汉室”的政治目标，但这又是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奋斗目标。他们对战斗友谊的无限忠诚：“生死与共，祸福挡之”，成为千古佳话。
但是，又不知他们的悲剧已从这里生了根。
因为斗争着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斗争的胜利。“匡扶汉室”，在当时已超出历史条件的许可之外，是个虽有一定的号召力而无实现的可能性的空头口号。
前期，他随刘备东逃西走，身无立锥之地，处处遭人白眼。
“斩华雄”是他一生英雄战斗史的开章，为十八路诸侯讨董联军赢得了第一个胜利，为兵进汜水关、大破虎牢关打开了胜利之门。可是由于出身低微，请战时竟遭到贵族们的无理呵斥：“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耻笑。
”这对“刚而自矜”的关羽，无疑是最大的侮辱!及至战胜归来：“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是何等的神勇!何等的神速!可是人家偏偏要计贵贱，使得功者不得受赏，再次喝令：“都与赶出帐去!”他受到无名的屈辱和压抑。如果说逃亡生活是他悲剧性命运的开端的话，那么斩华雄立功受辱，便是前期这一命运的再展示。
关羽性格悲剧的深刻性，在于人物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矛盾冲突，心与身长久处于分离状态。“身在曹营心在汉”，正好是这一现象的最好说明。弟兄们徐州失散，他死守下邳，保护二嫂，不幸中计，被困土山。
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不降即死，不死即降，别无选择。
投降当然是耻辱，他已作好了死的抉择：“吾仗忠义而死。”偏偏张辽出来为他堵住了死路，指出死则有三罪：一负桃园誓同生死之盟；二负兄长嘱保二夫人之托；三负共扶汉室之义。死则有罪，不忠不义，徒成匹夫之勇耳!不死，倒有三便：可保二嫂之安全；可守桃园之约；可留有用之身。
他在求死不得，负义有愧的心理折磨下，才逼出了三约：降汉不降曹(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确保二夫人之优遇；但知刘备的去向即走。三者缺一不可。从此他开始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物质优越、精神痛苦的寄居生活。降曹本来是悲剧性行为，关羽醉后吐真言：“生不能报国家而背其兄，徒为人也!”所以曹营的优遇：小宴、大宴、金银、美女、封爵、赐袍、赠马种种，反为他增加着忧伤负担：受人滴水之恩，须当涌泉之报。
他说：“深感丞相厚意，只是吾身虽在此，心念皇叔，未尝去怀。”即所谓“新恩虽厚，旧义难忘”。“新恩”与“旧义”在他内心交逼相煎。难忘旧义，“誓以共死，不可背之”。不忘新恩，“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
这是他对尖锐矛盾于无可如何中作出的调解。
他的悲剧的深刻性还在于，他的所图与所为，常常两相背反，好心往往变作驴肝肺，遭到亲人的误解。斩颜良、诛文丑，是多么显赫威武的功绩!但此并非出自本意，只是“为报新恩”，便于早会兄长。
谁知反而致祸于兄，因此袁绍几乎杀掉刘备。备致书关羽说：“今何中道相违，割断恩义。君必欲取功名，图富贵，愿献备首级以成全功。”这岂不是天大的冤屈!挂印封金，出五关、斩六将，又是千古传扬的英雄壮举。
但究其实，原非本意，也是违心之举，斩恩者之将，于心有疚，矛盾重重。不斩走不了，斩了负义心亏。于是表面上的英雄行为，骨子里实是无可奈何之举。他感叹道：“吾沿途杀人，奈事不得已也!曹公知之，必以我为负恩之人矣。”他重义如山，轻命若纸，正是他悲剧性格的心理基础。表面上轰轰烈烈，内心里窝窝囊囊，在英雄壮举的后面则是无限的凄楚苍凉。古城与张飞相会，这位三弟见他挥矛便搠，破口大骂：“你既无义，还有面目与我相见!”左一个“降了曹操”，右一个“负义之人”。关羽有口难辩，有苦难言。
原来古城壕边斩蔡阳的英雄壮举，也是出于万般无奈，用杀人来为自己辩白。斩一员曹将，无异在他心头压上一个沉重的人情包袱。偿还这笔人情债的机缘便是以后华容道上的“以私废公”。
现象与本质的矛盾也往往存在于人物的性格之中。
林黛玉弱不禁风的外在，却包藏着一躯身倒心不屈的坚强傲骨，外弱内强构成了她的特征。而关云长威风八面令人震慑的外在，却包藏了一副慈软心肠。观其单刀赴会，胆识惊人；刮骨疗毒，铁骨铮铮，非常人也。但他既有英雄之奇，又有常人之俗。华容道上，程昱向曹操说：“素知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着。丞相旧日有恩于彼，今只亲自告之，可脱此难。
”这对关羽性格的再申述，已见“释曹”的结果。立了军令状，口称：“奉军师将令”，“岂敢以私废公”的关羽，毕竟还是放走了“汉贼”曹操，干出了“以私废公”的勾当。
其过程是①“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②“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③云长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④“张辽纵马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去”。“许多恩义”与“五关斩将”的内疚，是“释曹”的首要因素，然“垂泪”、“哭拜”、“故旧之情”，无不起着软化关羽的作用。
说到此，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他战长沙时不斩落马将黄忠的举动。
毛宗岗评说：“云长不杀黄忠是好胜处，不是慈悲处。”其实，不必把两者对立。慈悲与好胜作为小生产者的社会性，这在关羽身上是统一的。
我们有理由说，关羽性格刻画上的成功，切入了时代的社会文化的深层。他曾欲入川与马超比武，孔明用一纸颇具幽默感的回信，投好顺说，把事情化了。
他还“省书大悦，以示宾客”。孔明高人之雅，更衬出云长常人之俗。用现代话说，在这一点上，他便是一位十足的个人英雄主义者，骨子里带有小生产者意识。缺乏政治头脑，便成为他的悲剧的主因，越到后期越明显，而在华容道已大加显露。
“以私废公”当然是对“共扶汉室”政治原则的背叛。可是他又置军令状于不顾，报恩心切，重义如山，轻命若纸，超越了封建君臣伦理观念与个人功利思想，又显现一种人性的纯良，因而又增加了人物的深度和力度。
人物弱点反为人物增加了血肉。
作者用“义释”二字肯定了他的人物行为的正义性，正好标明封建社会所谓“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前期关羽的悲剧性，和生活里有了曹操这个亦敌亦友的社会关系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后期的悲剧性，则在破毁与孙权的联盟，化友为敌。如果说前期认敌为友，那么后期则是认友为敌。
在三国争鼎的斗争中，他身当关系蜀汉前途命运的重任，镇守三强必争的战略要地荆州。可是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战略方针问题，他始终未弄明白。
尽管他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但他毕竟不是战略家，却担当了超出他负荷限度的战略重任，失败成为必然。
三足之势既成，弟兄们有了根据地，结束了往日奔流生涯，关羽的生活，进入后期。他不断开疆拓土，战功显赫，擒于禁，斩庞德，逼樊城，威震华夏，逼得曹操欲迁都以避其锐，可谓盛矣!随着功业的发展，环境的变迁，他“刚而自矜”的性格弱点亦随之而恶性膨胀，于是刚愎自用，骄傲轻敌，在胜利的高峰一下坠入失败的深渊，酿成失地杀身之祸。从此，他的国家亦由盛向衰，可谓惨矣!
荆州之败，与其说失之军事，毋宁说失之于政治。
首先是违背了孔明嘱咐他的“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八字方针。他不解联吴的政治意义。东吴求亲，拒之已足，何竟出恶言“虎女焉配犬子”来伤人!既骄且妄，恶化两国关系，招致吴魏联军的夹击，终至一败涂地。其次是用人不当，内部反叛。
误用傅士仁、糜芳分守公安、南郡，埋下隐患。同时，随着形势的变化，心理消极因素亦日益增长，以至武勇与骄纵，自信与自恃，威猛与狂妄，果敢与逞强，坦荡与无谋，正直与偏执、憨厚与愚鲁等等，在他身上相与交混，无从分解。
轻视陆逊为“孺子”，吕蒙才得以白衣渡江；素好受人奉承，才轻上东吴卑词厚礼之当；也由于心底过于纯良，不相信人竟会如此地不讲信用。在阴谋诡计面前，则近于愚；愚则愚，愚中见憨。
深信徐晃往日之交，以为人皆念旧。当徐晃宣令：“若取得云长首级者，重赏千金”时，他似乎是不相信自己耳朵地惊叫起来：“公明何出此言?”致遭大败。在危急时刻，他拒王甫不走小路(恐有埋伏)之谏，仍斩钉截铁回答：“虽有埋伏，吾何惧哉!”自恃到此，迹近愚妄。然硬汉子气概，却为人物的性格化增色。
悲剧性的结局使人物性格进一步深化，英雄本色得到集中表现。困麦城，已走投无路，面对死亡，大义凛然。正色回答诸葛瑾的劝降说：“吾乃解良一武夫，蒙吾主以手足相待，安肯背义投敌国乎!城若破，有死而已。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
身虽殒，名可垂于竹帛也。”其言也金声玉振，其骨也铮铮挺立。
败则败矣，豪气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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