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说，作品的故事情节应该成为“各种不同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和青年作家谈话》)而我国早期的小说却只着重于故事情节的编撰，缺乏人物性格的刻画。作为《水浒传》之“先声”和“雏形”的《大宋宣和遗事》，对于《水浒传》成书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但它主要的也只是为《水浒传》提供了一个故事梗概，并未能通过这些故事情节，刻划出生动的人物性格和英雄形象来。
这个任务是由《水浒传》作者在吸取其他有关水浒故事的传说、话本和戏曲等材料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完成的。
由着重于编故事，到通过编故事来为刻划人物性格服务，这在小说史上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和发展。我们不妨拿《水浒传》和《大宋宣和遗事》中有关智取生辰纲的故事作一比较。
在《大宋宣和遗事》里，写杨志在失陷了花石纲之后，即跟李进义、孙立等“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去也”，押送生辰纲的不是杨志，而是县尉马安国。我们把《大宋宣和遗事》与《水浒传》中有关“智取生辰纲”的描写加以对照、比较，看看《水浒传》跟它有哪些不同?《水浒传》在思想和艺术上究竟又作了哪些加工和提高?《水浒传》又是怎样把“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情节和刻划杨志、晁盖、吴用、阮氏三雄等人物性格结合起来的呢?
首先，思想高度是人物性格的灵魂。
晁盖等智取生辰纲，在《大宋宣和遗事》里强调的是“劫”，而在《水浒传》中突出的却是“智取”。它不仅是“劫取”和“智取”的一字之差，更重要的是由此表现出人物的思想高度，对取生辰纲这场斗争性质的认识，以及一系列故事情节的安排上。
由于《大宋宣和遗事》作者把它看成是“劫取”，又写晁盖等人上梁山泊是去“落草为寇”，因此晁盖等取生辰纲完全是属于匪寇抢劫的行径。这样，岂不是往晁盖等正面人物身上泼污水么?其人物性格还有什么光彩、高尚之处可言呢?而《水浒传》作者则通过晁盖等智取生辰纲的描写，竭力要写出他们采取“智取”行动的正义性。
在这之前，无论是少华山的陈达、朱武，桃花山的史进、周通，梁山泊的王伦、杜迁，他们的落草都不外乎是“打家劫舍”，对过往客商谋财害命，而只有晁盖等智取生辰纲才第一次跟盗贼寇匪的行径划清界限，因此智取生辰纲的描写对于《水浒传》全书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自智取生辰纲开始，才使水浒英雄与盗贼寇匪划清了界限，走上了“反抗政府”(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道路。
刘唐对晁盖等人说：“小弟打听得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物，送上东京，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去年也曾送十万贯金珠宝贝，来到半路上，不知被谁人打劫去了，至今也无捉处。今年又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早晚安排起程，要赶这六月十五日生辰。
小弟想此一套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便可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作者写刘唐强调“此一套是不义之财”，这是很有见地的。梁中书哪来十万贯金钱，收买金珠宝贝?这还不是搜刮民脂民膏得来的么?他为什么要以这么巨额的礼品送给蔡太师庆寿呢?还不就是以送礼之名行贿赂之实，捞取更大的好处么?做官的手段不是靠才干，而是靠货财，做官的目的就是为了搜刮货财。这正是那个社会政治腐败的突出表现。揭露其为“不义之财”，诚如袁天涯刻本《水浒传》在刘唐的这段话上的眉批所指出的：“有此论头，才是义士，不是劫盗。此等处是作诗人大关目。
”
后来晁盖和吴用等人商议此事，作者又写晁盖对吴用说：“此等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这绝不是无意的重复，而是反映了作者的匠心。当吴用去动员阮氏三雄参加之时，吴用说道：“如今打听得他有一套富贵待取，特地来和你们商议，我等就那半路里拦住取了，如何?”阮小五还误以为这是拦路抢劫说：“这个却使不得，他(指晁盖)既是仗义疏财的好男子，我们却去坏他的道路，须吃江湖上好汉们知时笑话。
”吴用说：“我只道你们弟兄心志不坚，原来真个惜客好义!我对你们实说，如有协助之心，我教你们如此一事。”然后他说明这十万贯金珠宝贝是“一套不义之财”，领他们到晁盖那儿，晁盖“去后堂前面列了金钱、纸马、香花、灯烛，摆了夜来煮的猪羊、烧纸。众人见晁盖如此志诚，尽皆欢喜，个个说誓道：‘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钱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庆生辰，此一等正是不义之财。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地诛灭，神明鉴察。
’六人都说誓了，烧化纸钱。”作者强调这些英雄好汉的行为不是“有私意”，不是爱财，而是“群雄聚义”，来跟封建官吏的不义行为作斗争。这就不仅指明了这场斗争的正义性质，而且使智取生辰纲的英雄们的思想性格得到了升华。
其次，《水浒传》作者还把《大宋宣和遗事》中押送生辰纲的人由“县尉马安国”，改为杨志。
这样不仅使人物更集中了，而且使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情节和刻划杨志的复杂性格统一起来了。杨志为名将之后，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官，因失陷花石纲丢官，到东京谋事不成，反因卖刀杀了泼皮牛二，刺配大名府。
杨志受到梁中书的赏识，被派押送生辰纲。对于一心要“博个封妻荫子”的杨志来说，生辰纲之得失自然是马虎不得的。
而且他对完成此项任务所面临的困难了如指掌：“今岁途中盗贼又多，此去东京，又无水路，都是旱路。经过的是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岗、白沙坞、野云渡、赤松林：这几处都是强人出没的去处。
更兼单身客人亦不敢独自经过，他知道是金银宝物，如何不来抢劫?”为此，他建议：“把礼物都装做十余条担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货；也点十个壮健的厢禁军，却装做脚夫挑着；只消一个人和小人去，却打扮做客人，悄悄连夜上东京交付。”杨志的这套计谋，表现出他不愧为是个“英雄精细的人”。可是他如此精明，终究还是失败了。这种失败，不是由于杨志的无能，而是由于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决定的。
——挑担子的厢禁军不肯为主子卖命，途中不听杨志指挥，又加上梁中书用人不专，派个监视杨志的老都管从中作梗，使晁盖等人的智取生辰纲有机可乘，这就注定了杨志以此邀功达到向上爬的美梦的幻灭。
再次，《水浒传》作者把杨志押送生辰纲和晁盖等智取生辰纲的矛盾，杨志与老都管及众厢军的矛盾，几条线有机结合，交叉发展，使故事情节的安排，更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和情节的生动性。
《大宋宣和遗事》是按时间顺序，先写马县尉押送生辰纲；然后写途中遇到八个大汉卖酒，马县尉等吃酒中毒，生辰纲被窃；最后是对晁盖等人进行追捕。《水浒传》除了把马县尉换成杨志以外，故事情节大致也是这么回事。然而《水浒传》作者却不是像《大宋宣和遗事》这样按时间顺序来平铺直叙，而是采取一正一反、纵横开合的办法，先写晁盖等如何下决心要夺取这一套不义之财，至于是“硬取”还是“软取”，则留作悬念，按下不表，然后便写杨志早就料到途中必有人劫取，而精明地设计了一套对策，使读者更加急于要知道晁盖等的智取。究竟是怎么个“智取”法?能否识破并战胜杨志那一套狡猾的诡计?在展开杨志的押送与晁盖等人的智取这一主要矛盾的同时，杨志在途中要求紧急赶路，又遇到了天气炎热，挑担的众厢军极度疲劳、口渴，要求休息、解渴的矛盾，再加上老都管又跟杨志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使杨志与厢禁军、老都管的矛盾更加激化，迫使杨志不得不让大家在黄泥岗休息。
晁盖等也不同于《大宋宣和遗事》写的那样，“八个大汉，担着一对酒桶”，而是由七人扮作贩枣子的客商，一人挑担卖酒。杨志更不像《大宋宣和遗事》中马县尉那样，一见到酒就“买了两瓶，令一行人都吃些个”，而是写他深知：“路途上的勾当艰难，多少好汉被蒙汗药麻翻了。
”他根本不准买酒喝。
扮做客商的晁盖等亲自喝了一桶酒，又在另一桶里也喝了一瓢，杨志始信酒里没有蒙汗药。
老都管又来向杨志说情，杨志这才表示：“既然老都管说了，教这厮们买吃了便起身。”喝酒后，杨志等皆“一个个面面相觑，都软倒了”。“十五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七个人都把这金宝装了去，只是起不来，挣不动，说不的”。直到最后作者才交待晁盖等人如何利用喝酒兜瓢的机会，把药倾在酒桶里的经过，点明“这个便是计谋”，“这个唤做‘智取生辰纲’”。
作者通过如此正反错综，纵横捭阖，使故事情节既反映了深刻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又给人以惝恍迷离、曲径通幽的无穷魅力，使读者得到久思不得而后恍然大悟的极大快感。
最后，更重要的是《水浒传》作者通过如此对故事情节的加工、改造。
使之达到了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高度。作者既不是孤立地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复杂，也不是以贬低反面人物来抬高正面人物，而是使故事情节既反映了人物性格，又合平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矛盾规律。
如晁盖等人智取的是不义之财，目的是为了对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进行惩罚，反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正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斗争是正义的，他们便能同心协力，契合无间。而杨志尽管刁钻谲诈，凶狠残暴，然而他跟他的上司毕竟是奴才与主子的关系，他跟众厢军又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这种矛盾重重的阶级地位，必然使他上下受掣，难以招架。
像《大宋宣和遗事》那样安排智取生辰纲和杨志的故事情节，我们自然也不能说它不真实，然而那种真实，毕竟未脱生活实录的形态，故事情节显得十分简单、直接，人物形象显得非常幼稚、渺小，使人读之如同嚼蜡，平淡无味。
经过《水浒传》作者的加工、提炼，把真实和伟大结合起来，则使故事情节蕴藉深邃，人物形象也增姿添彩，使人读之意酣如饴，韵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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