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良和焦赞,都是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
两人都是“草寇”出身,后又成为杨六郎手下的得力部将,始终患难与共,但两人的个性又有明显不同:孟良精细乖觉、机敏过人,能随机应变,似《水浒》中石秀、时迁一流人物;焦赞豪爽、朴实,耿直而少机变,犹如《水浒》中李逵一流人物。两人双峰对峙,成为小说中最精彩的人物形象之一,赢得读者的喜爱。
孟良是佳山寨附边可乐洞的“草头王”,邓州人,“力大如山,无人敢敌”。
杨六郎任佳山寨巡检之后,要他“归顺朝廷”,抗辽立功。可是孟良对朝廷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责问六郎:“汝父子投降于宋,不得正命而死,手足异处若禽兽然,有甚好处?”再三申言“我以居职享禄为辱”,占山为王“何等尊贵”。只是六郎三次擒住他不杀,被六郎的“义”所感动,“某虽为盗,良心岂尽丧乎!”于是“感恩无任”,决心“倾心以事将军”。
孟良一生以“忠义”为本,这不仅成为他归顺杨六郎的动因,而且说服在芭蕉山落草的焦赞一同辅助六郎,“忠勤报主”,不辞艰险,出生入死。正因为孟良对“朝廷”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所以,当真宗听信奸臣谢金吾的谗言,受奸细王钦的播弄,将杨六郎发配汝州,并要置于死地时,孟良就说:“今本官遇祸,我等守此无益,不如各散去吧。”在他倡议下,岳胜等“反上太行山,称为草头天子”。他们聚众五、六万,又开始打家劫舍,以至强抢民女为妻。然而对于杨六郎,孟良却绝对服从。可见,在孟良身上,所谓“忠义”,更多的是江湖义气和感恩报主的内容。
他的“忠”,表现为忠于杨门众将的抗击外敌的事业,为此,他不仅与朝廷奸臣作不懈的斗争,而且敢于违抗君命;他重“义”,更体现出草莽英雄的本色,出乎江湖义气,他甚至与焦赞同死。如孟良前往幽州望乡台盗取杨业骸骨,不想焦赞先到,黑夜中将焦赞误杀。
他仰天叹道:“今为本官干事,而伤本官干事之人。”就将杨业骸骨托人送回南方。
作者对孟良的悲剧结局充满同情和惋惜,着力表现孟良的忠勤报主和江湖义气,这与杨六郎的“素怀忠义,出力匡扶王室”是有所区别的。
读者喜爱孟良这个形象,重要原因是有关他的一些富于民间传说色彩的情节,表现他的性格中机智诙谐、善于随机应变、精细乖觉、有胆有识、能言善辩的一面。小说写他“力大如山”,勇不可当,可是他甚至斗不过穆桂英,在战场也无突出战绩。倒是他常常接受一些机密或紧急的使命,完成特别困难的任务,往往愉快胜任,马到成功。他曾两次潜入辽国取杨业骸骨,三次盗马(两次在幽州,一次在汴京),多次冲出重围求取救兵,突围夺取敌军粮草,甚至用计偷取萧太后的头发。即使在战场上,他也往往以机智、善于应变取胜。如他去木阁寨求取降龙木,敌不过穆桂英,即灵活地设法脱身,木阁寨的小喽啰嘲笑他:“才逞英雄,如今缘何就小心了?”喝令留下买路钱。他隐忍不敢发作,把自己的金盔作买路钱,第二天再用计盗取了降龙木。
再如宋军被辽国萧天佑困于双龙谷,前堵后截,只能“坐以待毙”。孟良自告奋勇,机智地混出山谷。
接下去写孟良到了五台山,杨五郎以“我出家之人,誓戒杀生,岂可临阵”为由,不肯出战,孟良也以佛家常理回答:“乞师父以慈悲为本,此行救活众军,阴功浩大,胜念千声佛也。”终于使五郎无法推辞。
孟良的精细乖觉,往往与能言善辩联系在一起的。
孟良的机智伴着诙谐,因而时时表现出乐观和信心。
再大的困难,他也充满自信,应付自如。在执行“细作”任务时,他曾多次遇险,总是转危为安。出色完成任务。
长期的“草寇”生涯,使孟良具有惊人的胆识。当辽军传言“六郎被擒,枭首号令”时,边关宋军诸将无不信以为真,唯独孟良认为“此是假事”。他分析六郎身边的虎将岳胜、焦赞没有下落,又无一兵一卒逃回,不可能“杀得这般干净”。
又如辽国将领谢留自恃箭术精湛,欲与孟良比箭,相互“缚于柱上,连发三矢”。孟良“慨然应诺,自令人缚于柱上”,八大王等“面面相觑,皆有惧色”,而他却从容应付,化险为夷。轮到孟良试箭,小说写道:“孟良心生一计,头一箭遂将坏翎之箭,射之不中。谢留自思此人只会舞剑,不会射箭,不甚着意防备,乃曰:‘凭汝射那两箭,吾何惧哉!’孟良暗忖:‘这贼合该死矣!’遂取过好箭,指定咽喉一射,谢留应弦气绝。
”他的不同寻常的胆识,使他能出入虎穴而不受伤害。正因为此,有关他的一些故事情节无不绘声绘色,引人入胜。
还要指出,有关孟良的一些情节和细节,有的与《水浒》的石秀、时迁故事相似,但是,孟良的机智诙谐、随机应变和能言善辩,又与石秀、时迁有所不同,是一个塑造得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当然,囿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传统观点,作者写他第二次落草后,“掳掠民财,为害极大”,强抢民女,套用《水浒》假宋江“宋刚”强抢民女一节,使杨六郎骂他“弃理灭义”,则是不足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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