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梅原是月娘房里的丫头，潘金莲再嫁西门庆以后，被派到金莲房中，伏侍金莲。
为了笼络西门庆，潘金莲创造机会让西门庆收用了她。从此，因她“性聪慧，喜谑浪，善应对，生的有几分颜色”，所以西门庆甚是宠她，一直把她“当心肝肺肠儿一般看待，说一句听十句，要一奉十，正经成房立纪老婆且打靠后”。春梅对于主子的宠幸也格外自鸣得意，这便使之有一种特殊的优越感，从而形成她心高志大气傲的性格，平日不仅不把孙雪娥这样的下等主子放在眼里，而且即使是对正妻吴月娘与宠妾李瓶儿这些上等主子，也时常越分顶撞，颇怀不敬。
然而，心高志大气傲的春梅，毕竟只是奴婢而不是主子，因此她的高傲便难免不带有自以为是的成分，显出拿班做势儿的姿态。
这里，不仿以骂乐工李铭为例。按说，李铭是乐工，春梅乃家乐，同样都是奴婢者流，不过是内外之分罢了。李铭以师傅的身分教春梅弹唱，因为喝了酒，把春梅的手拿起按重了些，也算不得什么违礼犯分之事。但春梅却大呼小叫，有意扩大事态，不仅把重按一下说成“捻我的手”，又进一步升级为“调戏我”，而且还四处宣扬自己不是玉箫她们那样“雌牙露嘴”、“不三不四”的人，着力表白自己的清白，以抬高自己的地位，这便实在不能不令人有无病呻吟故作娇态之感了。
詹姆斯·瑟伯曾说：“自傲往往是内心的一种防护剂，是自卑的一种变换形式。”信然。
春梅骂李铭时，特别强调“你还不知我是谁哩”，强调“你错下了这个锹橛了，你问声儿去”等等，内心就是担心李铭小视了自己；她对潘金莲责备玉箫等人“狂的有些褶儿怎的”，又说“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货”云云，也正是暗示他人不要把自己同那些卑贱的奴婢辈一视同仁。显然，春梅对于自己的奴婢身分是极为沮丧的，故而才常以故作娇态的狂傲来掩盖、改装其自卑心态。
心高志大气傲的春梅，灵魂深处实则隐藏着自轻自贱的心理。
对自己的奴婢地位自轻自贱并极力掩饰的人如果稍一得势，就一定会贬斥、卑视、打击与自己同等的其他奴婢，来借以夸大自己拥有的优势，获得心理上的补偿。《金瓶梅》描写春梅的贱他行为，是十分突出的。潘金莲曾对人夸耀说：“你问声家里这些小厮每，那个敢望着他雌牙儿笑一笑儿，吊个嘴儿?”玳安也说：“如今春梅姐，又是个合气星，天生都出在他(潘金莲)一屋里。
”都可见春梅对待奴婢仆妇极不客气。尤其是对待秋菊，就更是如此。秋菊不过是更低一等的奴婢，春梅打她，竟嫌“没的打污浊了我手”，甚至指派小厮，扯去底衣拿板子狠狠打她。身为奴婢，骨子里却卑视自己，于是便在残害同类的肆虐中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西门庆死后，不甘人下的春梅，由于偶然的机遇，终于成为作威作福的守备夫人。
然而，地位已有显着变化的庞春梅，对旧时主子潘金莲的忠义之心却始终没有改变。春梅嫁给守备不久，得知金莲也被月娘打发出来在王婆家聘嫁，当天晚夕便哭哭啼啼极力劝说守备把金莲娶来“俺娘儿们还在一处过好日子”，还明确表示：“他若来，奴情愿做第三的也罢。”潘金莲被杀后，暴尸街头，春梅听说，又整哭了三四日，茶饭不吃，还即刻拿出十两银子，派人将她装殓安葬，埋在守备老爷的香火院里。
此后，每到清明，都亲到坟前烧纸祭奠，其哭诉之状，痛惜之至，难以尽言。春梅待潘金莲如此忠心，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春梅本不过是个地位低下的奴婢，她不甘人下，心高志大气傲，强烈要求改变自己的地位，毕竟包孕着冲击主尊奴卑礼数以及自我人格价值承诺的合理追求。但是，在西门庆家中，真正能够为之创造人格价值、认知机会和条件的，则只有潘金莲一人。
春梅自己就曾对吴大妗子说：“好奶奶，想着他怎生抬举我来!”可见，正是潘金莲从心理和行动上充分满足了春梅的追求，才使之萌生出所谓“把我当亲女儿一般看承”的由衷感激和对金莲母女般的亲密情义。同时，另一方面，在他制他律的封建社会中，“百年苦乐由他人”的潘金莲，其人生道路也是极其复杂的。在她嫉妒争宠的生涯中，践踏他人的罪孽，隐含着人身权利的追求；凶残泼悍的行为，交织着压抑与屈辱；以色市宠的欲望，也常常伴随着孤独与痛苦。春梅与之朝夕相处，深知她的处境，也不可能不产生共鸣。
而且，尤其是在西门庆死后，潘金莲完全成为受大妇支配的小妾，并进而聘嫁遇害，她的悲惨遭遇，也势必更加激起春梅的极度怜悯。因此，这对在封建高压下孤立无援的妇女，便必然由于同病相怜的情感因素而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春梅与吴月娘的关系，则似乎不应如此亲密。她被月娘发卖时，月娘对她的态度是十分冷酷的。
然而，曾几何时，怀着对月娘的一腔愤懑而被赶出家门的春梅，做了守备夫人以后，在永福寺与日趋败落的月娘邂逅相遇时，却对月娘表现出极度的宽容，不仅没有刁难，没有报复，反而以诚相待，以礼相见。后来，巡检吴典恩诬陷月娘，勒掯刁难，也是春梅让守备出面相助，使之化险为夷，并从此交往不绝。一个曾经敢于越礼犯分的奴婢，当其地位改变以后却反倒对旧时主子恭敬起来，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呢?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在春梅的意识中，除了包孕着冲击主尊奴卑的自我人格追求外，同时也大量充斥着轻贱奴婢地位的封建等级观念。
前所述自轻自贱的心理以及凶残狠毒的贱他行为，就是这种观念的突出表现，而且由于封建礼制文化的长期蔓衍与薰陶，后者还似乎更带理性化的特点。如春梅责罚秋菊时就曾教训她说：“做奴才，里言不出，外言不入”，绝不能“骗口张舌，葬送主子”；春梅在永福寺见到月娘时，也明白表示说：“尊卑上下，自然之理。”然而，与这种理性化的封建等级观念相比，春梅对主尊奴卑礼教的冲击，则主要是由于自我人格价值承诺的本能追求所致，因而也势必带有明显的情感化色彩与短期化行为的特点。所以，当其地位低下身受压抑歧视时，由于不平之气的冲动，对主尊奴卑礼数的冲击尽管也会以盲目的形式迸发出来，但一旦地位变化，外部压力减轻或消失，这种冲击也便随之消失，而其意识中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封建等级观念，则自然实现出来并左右其言行。
春梅心态的变化，就是如此，从而也鲜明地体现出这个婢作夫人根深蒂固的奴才性。
春梅在《金瓶梅》中，不仅是第三号女主人公，而且也是第三号“淫妇”。
《金瓶梅》所写奸夫淫妇之多，不可胜数，但直接死于过度纵欲者，却只有一男一女，那就是西门庆和庞春梅。笑笑生写西门庆纵欲身亡，是颇含深意的，这在小说的叙事层次中，已通过形象本身和借说话人之口，向读者频频点示，即以淫说法，借西门庆之死奉劝世人戒淫。
然而，西门庆之死，尚不足以明作者之苦心，故于80回后，笑笑生又取西门庆家中丫头春梅，作为贯穿后20回的中心人物，并通过其因淫而死的人生经历，进一步深化和加强小说的戒淫意旨。春梅与西门庆有许多不同，地位、身分、性格、经历都无不有各自的特殊性，但作品通过他们的命运所昭示的人生况味却又是那么惊人地相似：心高志大气傲的春梅，由奴婢迅速上升为守备夫人，过着锦衣玉食威福日增的安乐生活，这种人生的奇遇，与西门庆由一介小民迅速上升为官僚、富商、恶霸三位一体的暴发户，如出一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暴发户都同样在短时间内因纵欲而迅速走向死亡。这便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诫大千世界的善男信女们：人类对于情欲的本能冲动，属于生命的主观方面，是无限的；而生命的载体，即客观方面的七尺之躯，从时间和空间来说，则都是有限的。
以有限的客观来负载无限的主观，就会失去平衡，造成崩溃。人类如不通过自律的办法来自我调节，便会如无限自我扩张的暴发户商人西门庆和婢作夫人庞春梅一样，导致生命内在平衡的破裂，酿成亡身败家的人生悲剧!
但是，也必须看到，如果撇开上述哲理底蕴，仅就笑笑生绳之以封建礼法而谓之“淫”的道德判断而言，则又显然失之偏激。因为，旧道德本身就是不道德，它的性观念和妇女观主要是表现为偏责女性摧残女性的禁欲主义。
在封建社会中，婚姻被强调到这样一个程度：它希望彻底掩盖住婚姻中所包含的性的意义，而只认做是人类上承祖宗下延子嗣的一种需要，即所谓“为后，非为色也”。从而，人类性生活被彻底异化，夫妻间的关系，不再是男女间的关系和爱情关系，而是协作生产“人”的联合体。
尽管男人们可以借助各种既合法又堂皇的理由放纵情欲，但性之对于女人，却不再是一种需要，女人只是性的对象、性的客体而不是主体。女性任何言性的要求，都将被认为是“淫”，是犯罪——道德的犯罪。
春梅的情形，也大体如此。春梅嫁给守备时，守备已是五十开外的年纪，他娶春梅，主要是因为春梅年轻，要图她生养。
春梅进门，小说写守备“在他房中一连歇了三夜”之后，从此竟无一处再提到他与春梅的性生活。尽管他对春梅百依百随，并不久将她册正为夫人，但那也只是因为春梅为他“生了个哥儿”罢了。
显然，对于春梅来说，嫁给周守备，实无异于做一台雍容华贵的生殖机器，而她的精神和感情，则陷入极度的空虚。加之守备公务繁忙，时常外出镇守巡视，“房帏之事，久不沾身”，故而春梅便唯余享受“清心寡欲，好生看守孩儿”的权利了。
因此，尽管春梅“每日珍羞百味，绫锦衣衫，头上黄的金，白的银，圆的珠，光照的无般不有”，但也只好默默忍受“晚夕难禁孤眠独枕，欲火烧心”的痛苦凄凉。所谓“欲火烧心”，如刷去笑笑生因谴责春梅而涂抹的封建伦理的色彩，难道不正可反证她所忍受的身心两方面的巨大折磨吗!惟其如此，所以我们看待春梅的通奸偷情，便不可仅从封建伦理观念的价值判断出发而目之为“淫”，而是应当看到其中所包含的抗拒封建道德与追求自然人性的某些合理因素；同时另一方面，还应看到，正如罗素所言，“性的欲望越是压制就越是强烈”，春梅所以成为一个嗜欲狂而最终死在情人周义的身上，则无疑是由于禁欲主义摧残女性所导致的畸变，无疑是由于封建道德逼迫女性所导致的一场社会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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