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逑传》一名《侠义风月传》，题“名教中人”编次，十八回，书成于清初。
有独处轩大字本，藏北京图书馆；凌云阁本，藏大连图书馆。阿英《小说三谈》云，其所藏诸本，“以好德堂本最精”，首有维风老人叙，为其他诸本所无。
《好逑传》曾被称誉为“十才子书”之一。在国外，它也颇有一点影响，早在18世纪，《好逑传》就被译成英、法、德三种文字出版，流行于欧州文坛，到本世纪初，它的各种外文译本，已达十五种之多。
大约出现于清雍正、乾隆年间的才子佳人小说《驻春园小史》开首说：“历览诸种传奇，除醒世、觉世，总不外才子佳人，独让《平山冷燕》、《玉娇梨》，出一头地，由其用笔不俗，尚见大雅典型。《好逑传》别具机杼，摆脱俗韵，如秦系偏师，亦能自树赤帜。
其他则皆平平无奇，徒灾梨枣。”鲁迅先生更具体精到地指出，《好逑传》与其他才子佳人小说相较，“惟文辞较佳，人物之性格亦稍异。”
确实，《好逑传》高出于当时一般才子佳人小说的主要之点，就在于人物性格别具特色。
《好逑传》中的两个男女主人公铁中玉与水冰心，不是一般才子佳人小说中公式般出现的那种“惟在能诗”的才子佳人，而是一对儿向着邪恶不断地进行反抗和攻击的性格刚直的青年男女，敢于捍卫自己人格的青年女子水冰心的形象，更有其独特的意义。
《好逑传》中的女主人公水冰心是兵部侍郎之女，不料“人有旦夕祸福”，水侍郎一旦被朝廷削职，遣戍边庭，水冰心就失去了她可以依赖的家庭，而那位过公子却自以为有了新入阁的父亲做靠山，更加上叔叔水运的为虎作伥，水冰心就处于危险的地位。
但是，水冰心沉着应变，显示了一个勇敢的“弄潮儿”的形象。
当水运前来议婚的时候，冰心小姐声色不露地使出“调包计”，并且接二连三地战胜了对方的诓骗、强抢的阴谋诡计，她以勇敢和智慧捍卫了女性的人格与尊严。
小说还刻画了女主角对邪恶与强暴的反抗精神。当她无路可退时，宁为玉碎，将一把有鞘的解刀，暗藏在袖中，准备与对手拚一死战。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使她对无论来自何方的迫害都毫无惧色，镇定自若，应付自如。使敌人一一败在她的手下。
书中的秀才铁中玉也不同于一般的才子，而是一位侠士。
这与那些醉心于风流韵事的才子们显然是大不相同的。铁中玉的形象也有着下层人民那种勇敢正义、相互救助的行为品质的影子。
与一般才子佳人小说不同，《好逑传》中不仅没有那些风流佳话，相反，却突出地描写了这一对青年男女在长期患难交往中不违“名教”的“贞洁自持”的品质。这一方面固然由于作者拘于传统礼教的男女防闲非礼勿为的观念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明清之际大量渲染色情之作的反动。
这是一些才子佳人小说不涉及色情描写的共同倾向，《好逑传》只是对守礼法这点更为强调而已。
明清之际的这类小说如《平山冷燕》、《玉娇梨》等都摘取书中人物的姓名来做书名，就知显然是承袭《金瓶梅》而来的。
《金瓶梅》多方面地暴露了明中叶以来腐朽黑暗的现实和堕落糜烂的社会风气，“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着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些效法《金瓶梅》的“末流”小说，专在庸俗下流的性描写上用力，“而在当时，实也时尚”(鲁迅，同上书)，它迎合了日益腐化堕落的统治阶级的低级趣味，而同时也把小说创作送上了绝路，“其尤下者则意欲媟语，而未能文，乃作小书，刊布于世”(鲁迅，同上书)。这就引起了一些小说作者要探索创作的新出路，于是如《平山冷燕》、《玉娇梨》等才子佳人小说就应时而生，其内容弃绝猥亵，致意风雅，未始不是与那些唯作下流描写的小说对抗而发。
《平山冷燕》与《玉娇梨》等小说，对于当时那种视女子如玩物的观念来说，虽不无进步意义，但又津津乐道于一夫多妻，仍是对男尊女卑思想的肯定。这样的情节为其后许多才子佳人小说所承袭，成为俗套，有的女子还为自己的丈夫去物色别的佳人，其描写虽以“文雅风流”替代了低级猥亵，但男女不平等的思想依然。
《好逑传》连这种文雅风流也不写。
它所着意描写的一对青年男女不违礼教，宁失爱情，不失伦常的行为，固然是为了维系封建道德。对此，《好逑传》世德堂本的维风(维护风化)老人叙说的最明白：“爱伦常甚于爱美色，重廉耻过于重婚姻。是以恩有为恩，不敢媚恩而辱体；情有为情，何忍恣情以愧心，未尝不爱，爱之至而敬生焉；未尝不亲，亲之极而私绝焉。甚至恭勤饮食如大宾，告诫衾裯为良友，伉俪至此，风斯美矣。
”但这对男女的克己工夫，在迂腐之外，比起一见异性就神魂颠倒，人生的一切就在于情爱的才子佳人来，似乎另有一种执着和自制的品德。而且，《好逑传》作者的思想虽然被传统的封建观念紧锁着。
然而，作者仍然是不仅对男女双方的婚姻必须美满，必须同心。以势以财而强占异性，是他所反对的。只是这种结合，必须合于礼法，爱情必须纳入封建伦理道德的轨道。在这一点上，它和其他才子佳人小说一样，都没有超越出当时的封建道德体系。
德国文豪歌德也注意到了《好逑传》这种谨守道德的爱情描写。他说，这部“中国传奇”，“有一对钟情的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洁自持，有一次他俩不得不同在一间房里过夜，就谈了一夜的话，谁也不惹谁。
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歌德接着说，“我看见贝朗瑞的诗歌和这部中国传奇形成了极可注意的对比。贝朗瑞的诗歌几乎每一首都根据一种不道德的淫荡题材，假使这种题材不是由贝朗瑞那样具有大才能的人来写的话，就会引起我的高度反感。
贝朗瑞用这种题材却不但不引起反感，而且引人入胜。请你说一说，中国诗人那样彻底遵守道德，而现代法国第一流诗人却正相反，这不是极可注意吗?”(《歌德谈话录》)
值得我们注意的倒是，歌德也是在与当时的“不道德的淫荡题材”作品比较中，对《好逑传》的那种“彻底遵守道德”的描写，表示赞赏，“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
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同上书)歌德的着眼点与《好逑传》作者的本意以及维风老人的观点不是不谋而合了吗?稍有不同的是，歌德是从普遍人性论出发，去谈论人类的道德。
在文学领域，当“不道德的淫荡题材”的作品泛滥之时，人们便要从不同角度去呼唤“道德的归来”，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外文学的共同现象吗?当然，如果歌德当时知道中国在《好逑传》之前不久，也曾出现过那么一大批“淫荡题材”的作品，那么，他也许会对书中的“道德”，做出更全面深入的思考。
《好逑传》在艺术上，和同时代的其他才子佳人小说比较，也有出色之处。
《好逑传》塑造出了水冰心、铁中玉、过公子、水运等几个性格还算鲜明的人物形象。作者有意地把情节的安排、矛盾冲突的编织用于人物主要性格的刻画。悬念迭出的情节为刻划人物性格服务，是《好逑传》在艺术上的突出特点。它使《好逑传》避免了一般才子佳人小说千篇一律、见事而不见人的弊病，小说中的人物至少还给读者留得下印象，不是符号式的。
小说的中心矛盾是过公子、水运合谋频频逼娶水冰心，而水冰心则依靠自己的智和勇，进行反抗斗争，屡屡战胜对手。矛盾是由过公子、水运制造挑起的，但是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却是按照水冰心的“神机妙算”展开的。
正是水冰心的预见和智谋，推动着矛盾的发展，统摄着矛盾的结局。
围绕上述中心矛盾，作者又巧妙地穿插安排了另一条情节线索：铁中玉的正义助人。
小说一开始就先声夺人地写出铁中玉仗义打入禁地养闲堂救出被大夫侯沙利强夺去的穷秀才韦佩之未婚妻的故事，其实这热闹的开场只不过是一场序幕，矛盾并未沿着此一线索发展下去，而是在展示了一下铁中玉的主要性格特征后，就先让他退居幕后，然后让他随着中心矛盾的展开，再相机上场。常常是当矛盾发展到尖锐对立、扭结不开时，铁中玉出场了，以他的见义勇为，解决了矛盾，同时又引发出新的冲突。
例如，当过公子假借圣旨，闯入冰心小姐内室来抢亲时，无退路的水冰心，准备拚将一死了。此刻矛盾的发展看来已到山穷水尽，谁知，半路却杀出了一个铁中玉，救下了水小姐。
随着铁中玉的出现，又引出了铁中玉与过公子、水运间的矛盾，使中心矛盾进一步复杂化。
小说这样来安排铁中玉的关目，真有一处落笔，数处奏功之妙。
即如上举铁中玉的出场，至少有以下三层功用：第一，用最经济的笔墨，使铁中玉再次亮相，淡淡几笔便把铁中玉引到了矛盾的中心，凸现了铁中玉路见不平、好义勇为的性格特征。铁中玉的出场虽属偶然，但由于有开头的序曲做铺垫，却表现了铁中玉性格的必然，情节的转折虽出人意料，却在情理之中。
第二，铁中玉的出场，使处于白热化状态中的矛盾得以解决，使情节富有曲折回环之妙。
第三，铁中玉作为一个新出现的矛盾因素，又进一步推动了下面矛盾冲突的展开。
《好逑传》的作者不仅善于从大处布局上，让戏剧葛藤为表现人物性格服务，而且从具体的情节发展上也巧于制造波澜。
小说作者在构造情节矛盾时，前后有预伏，有照应，环环相扣，嬗递自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处理情节时，又善于把握平与奇、张与弛的艺术辩证法，使故事的演进，抑扬顿挫、节奏入妙。
作者用一系列奇平交互、张弛相间、充满了喜剧情调的小故事，成功地调动了读者的兴味，表明了他说故事的才能。
《好逑传》在艺术上也有明显的不足。它的后半部失去了它原先的生动性，显得平板而缺少变化。究其原因，是由于前面有关双方斗智斗勇的矛盾冲突的设置，虽属曲折离奇，但不背艺术结构的内部逻辑，还是真实可信的。
一到铁中玉与水冰心遵父命成婚，由皇帝派人验身后团圆看来似乎别出心裁，细节的变化不能使它脱出一般才子佳人小说的俗套。特别是小说写到后来，作者愈来愈多地转入对封建名教的鼓吹与宣扬，大段大段的充满说教的奏章，使人物几乎成了作者说教的传声筒，情节也成了概念的演绎而显得枯燥，并且把前面男女以礼自持的情节也拖累得更显得迂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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