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琼枝是那个污浊世界中的奇人。
她虽然没有杜少卿那种礼乐救世的热情与悲戚，也没有市井奇人那“变徵之音”的遥深寄托，但在争取人格独立这点上，她比他们更勇毅卓绝。她可轻易地挫败盐商，却无法征服那个社会。
算上杜少卿五个男奇人与现实的矛盾只是观念上的对立，并没有多少具体的磨擦和斗争，只要他们有了那种人生追求，就可以自得其乐地贯彻到底。
而琼枝却有具体的反抗对象，需要进行激烈的斗争才能保全自己的“真素”，兑现自己的追求。
就这一点而言，沈琼枝比他们更“奇”。
她身上包裹着一团不自知的时代精神——争取人格独立自由的心火，但她还只能依据那些既成的观念、古已有之的“现成思路”进行叛逆性的思考。当她抗拒盐商的婚骗时所标举的道理只是“张耳之妻”一类的名分思想，然而“衣冠人家”的女子又罕有她那种形式的逃婚之举。同是逃婚，甚或同是因为不甘为妾而逃婚，但因个性不同方式也会不同，如果真是映现了一种时代精神，则蕴含着新的文化信息。
她的出逃是对“才女嫁俗商”这一不公平的命运的反拨、矫正。
她最不能接受的当是才女与俗商间的人生旨趣的牴牾。假如她得遇杜少卿那样的“豪杰”，她也许就不计较“老大”“老二”的名分了。她事先是否知道“扬州宋府”是盐商，作者语焉不详，我们也不宜再作推测。
作者清楚地交待了沈琼枝对宋为富情趣、修养的蔑视：“这样极幽的所在，料想彼人也不会赏鉴，且让我在此消遣几天。”这极虚的闲笔却写出了沈与宋具有两种不同的人性水平，宋只为铜臭和纵欲而奋斗，哪有人之雅趣?沈的物质财富贫乏至极，而精神上却拥有高级情愫。宋是“粗鄙文化”的表征，沈是“精致文化”的表征，也就是说宋过的是一种肉欲的人生，沈过的是审美的人生。正是如此，小妾的身分才使她从观念到情感都感到是不能忍受的人格侮辱，一种完全彻底的侮辱。
尤其可贵的是她的审美情志能转化成斗志，能通过自己的奋斗、努力、冒险扭转“乾坤”，而不是那种心境大于处境，言语代替行动，永远不能现实地改变命运的所谓“雅人”。当她被幽闭起来时，唯有她的性格是她的朋友。
她勇毅赤身担当起一切，就是不肯屈服。
她很辣，对南京无赖子的调戏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跟“拿囮头”的人“支支喳喳的嚷”。
生活磨就了她“以恶抗恶”的风度。她不是“犯勿校”的儒者，而是自己保卫自己的豪宕的“侠女”。作者赋予了她独立生存下去的力量，让她在必要时能使出武术。这种泼辣，以及离开盐商家时“穿了七条裙子”的举动，都使她与那些同时有着新旧感觉、新旧观念的内在冲突的悲剧性的性格有了遥远的距离。
她的性格也不是喜剧的，她身上没有什么不相称的矛盾之处。
她，干练机警，意志集中而坚决，一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脾气。
与惯见的男人和女人中的畏葸、苟安大不相同，她是好斗的，几乎有些孙悟空式的“以战为戏”的脾气。
她本来可以看见是娶妾的兆头而不去，她之去既像成婚，又像是兴问罪之师。
还有兴趣欣赏竹树亭台、走廊月洞，安之若素，不忧不惧。最后带有报复性的“将他那房里所有动用的金银器皿，真珠首饰，打了一个包袱，穿了七条裙，扮做小老妈的模样，买通了那丫环，五更时分，从后门走了，请晨出了钞关门上船”。
俨然如赵云闯敌阵，从容镇静，如入无人之境。
然而，她到南京靠“精工顾绣，写扇作诗”谋生，虽然同样是自食其力，却比“四奇人”付出了加倍的努力和艰辛。不仅因为她有奇异的追求，而且因为她是个女的。
作者通过武书的不断变化的评论，逐层写出了她在有些教养的人眼中的形象。如果她不追求人格独立，在“开私门”的地方“开私门”，也就不可笑了!“一个少年妇女，独自在外，又无同伴，靠卖诗文过日子，恐怕世上断无此理!”平庸的好人也无法理解一个奇女子的情怀和艰难。武书终于承认“这个女人实有些奇。若说他是邪货，他却不带淫气；若说他是人家遣出来的婢妾，她却又不带贱气。看她虽是个女流，倒有许多豪侠的光景”。作者是故意用人物的评论完具对琼枝的精神风貌的勾勒，这还是表象的勾勒。对琼枝精神品格的评价，只有杜少卿有资格、有条件说得准确、深入：“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因为他不但自己追求人格独立，也理解、支持别人的同样性质的努力。他俩之间是“惺惺惜惺惺，好汉知好汉”。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契合，使二人成为陌路知己。
在整部《外史》中与琼枝“同气连枝”者唯少卿一人而已。所以，这个几乎是怀疑、蔑视一切男人的高傲的女性，终于在知己面前敞开了心扉，倾诉了满腹悲酸：“凡到我这里来的，不是把我当作倚门之娼，就是疑我为江湖之盗。”同样是靠卖诗文为生的杜少卿，那四个靠“贱行”维持生计的市井奇人，只要不受名利诱惑就可以保持目己的生活意志和人格状态，她却还得承受那个社会惯见的男人对女人的压迫，调戏以至于欺凌，还得迎接随时都可能到达的捕快。尽管她付出了比上述奇人多两倍的努力，她的迅速消逝也是终不可避免的。
作者写她的结局是真实而深刻的。杜少卿钦佩她，却无力救援。
她没有、也不可能有更好的斗争武器，她因有“才”而追求人格独立，从而卷入斗争，亦因有“才”而获释。假若她碰上的不是袁枚般的风流才子型的知县，而是古板的一丝不苟地公正地体现那个社会的法律原则的清官海瑞，她的命运也难以逆料、难以乐观，更莫说碰上王惠那样的“能员”了。这更反衬了她的坚毅果敢，她的奇行侠骨。
她的性格很单纯，完全受她全部内在的天性所左右，对那个社会始终抱着闯着瞧的探索姿态。仅此一点，琼枝就是令人敬佩、令人羡慕的，令那些奴性的男女能够忍受任何缓慢而均匀的压迫的柔弱人种汗颜的了。
鲁迅说娜拉走后，要么饿死，要么回来。琼枝呢，不会饿死的，她能自食其力，但她还是被“押解江都县”，可能被“断还伊父，另行择婚”。就算是胜利，也是极偶然的胜利。
何况终究还是个未卜，这个未卜也包含她的未来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丈夫。她的这个结局，再次让我们看到《外史》的一个卓异立意：它既不是纠纷喜剧，也不是性格喜剧，而是生活戏剧。
作者之所以让各色人等只领风骚两三回，就是因为他关注的更是那不受任何剧中人所左右的共通的生活背景。这个生活舞台，给予沈琼枝的只有狭窄、低矮和气闷。
这块土地，既不惩罚恶棍，也不处分被害人。这个环境就是这样，人无法在其中获得完满而正常的发展。它是沉默的，只允许沉默的灵魂合法的“自由”的走动。
有的因越位而串演了喜剧，匡超人、牛浦就是；有的因“越轨”而承担起悲剧，杜少卿、沈琼枝便是启示性的显例。
而作者又告诉人们：不越轨就是沉沦，越位者是犯了方向性错误，而那些认同了环境的沉默的灵魂，连同那环境本身不是木乃伊么?
一部《外史》几乎是一个“博喻”。用不同姓名、不同个性的不同历程，反复地譬喻一个中心。
许多人物都可以说是其“中心”的比喻性人物，他们既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社会的普遍性。如范进、马二、鲁氏父女都是映照揭发八股举业的“喻象”。
并非喜剧形象的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等贤人“互见而相赅”，共同表达了作者的贤人政治的理想，是这个中心的“喻象”。三大名士集团更是自成段落，沽誉邀名，表现出寄生性格生存之荒谬感。诸喻象群之间又“激射回互，旁见侧出”，“以完作者考镜之意”(刘咸炘《小说裁论》)。唯独沈琼枝是奇花独放，同气连枝者有之，而同类相形者并不明显。
这并不仅仅因为她是个女的。或曰：“云仙，豪杰也；琼枝，亦豪杰也。云仙之屈从于下僚，琼枝之陷身于伧父，境虽不同，而歌泣之情怀则一。作者直欲收两副泪眼，而作同声之一哭矣”(闲斋老人评语)。
这，解释作者倾注的感情是准确而深刻的，但沈与肖并不是“器等”的人，形象的蕴含没有相似之处。或曰：“凤与沈，类也”(刘咸炘《小说裁论》)。
将凤四与琼枝并举，这当然对沈很有贬损。于是，又有新说：沈琼枝乃中国之娜拉。
评价可谓高矣，然又高得难以置信，遂成挤出来的夸张。
论者责备作者没将这个形象写足，使中国的娜拉逊了色。其实，中国当时根本就没有跑出娜拉的土壤，作者能写出个沈琼枝已是一个有相当民主思想的发现了。我们想想上述在她前后左右的各类“喻象”便知道她表现出来的那份“奇”是多么不容易出现的一个很有前途的萌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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