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灯》是产生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一部长篇小说,共一百零八回,六十余万字。
它描写主人公谭绍闻少年时为“匪人”所诱,荒废学业,腐化堕落,成为败家子;后来又在正派人物的辅助下改邪归正,重振家业的全过程。小说以此为主线,描写了各阶层的人物和广泛的社会生活。
《歧路灯》的情节结构可分为三大部分:第1-12回为第一部分,先介绍谭氏旧宦门第和谭孝移为人处世、交友读书、功名举业情况;然后叙写谭孝移赴丹徒敦睦族情,被保举为贤良方正,赴京候选。
告病回乡后,一病不起。临死嘱咐儿子谭绍闻“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这是全书引子和故事情节初步展开部分。第13-82回为第二部分,写谭绍闻的堕落过程,是故事发展和高潮部分。第83-108回为第三部分,写谭绍闻改邪归正,家业重振,是故事的结束部分。
小说着重描写的是谭绍闻如何一步步堕落下去的。
谭绍闻生于一书香门第,祖上做过河南灵宝县知县,以后数世“书香相继,列名胶庠”。
父亲谭孝移是选拔贡生,为人端方耿直,学问醇正。谭绍闻七岁读书,由于父、师的严格要求和悉心教育,到十二岁已会背诵《五经》。
学院的经书考试,名列前茅。这个将来可做“阁部名臣”的少年十二岁时,父亲进京候选,良师离去,母亲王氏没有见识,为他请了一个品行不端的教师侯冠玉,对他放纵,而且施以不良的教育:主张把八股文“读熟,学套,不愁不得功名”;还叫他阅读《西厢记》、《金瓶梅》,从中学习各色“文法”。
在父亲死后的三年时间,侯冠玉的不良影响越来越严重,使谭绍闻荒废了学业。到了十六岁时,他“人大心大,渐渐的街头市面走动起来,沾风惹草,东游西荡,只拣热闹处去晃”。
这是开始堕落的阶段。十七岁起,他与表兄王隆吉、公子盛希侨、无赖夏逢若结拜为兄弟,便开始了嫖赌。起初“总觉心下不安”,以后便乐不思蜀,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虽经父执程嵩淑等正派人物的匡正和县令的教诲,自己也曾立志改过,但在“匪人”的引诱、母亲的护短和贪官的包庇下,终于完全堕落。这是堕落越陷越深的阶段。从二十五岁起,到三十岁止,谭绍闻家境败落,债台高筑,穷极无聊之际,受夏逢若的怂恿,他在自己家里开赌场,窝娼妓。后来又引来一个道士烧丹灶,想点石成金,结果被骗走二百三十二两银子;还在夏逢若的怂恿下找来一个小炉匠在家私铸铜钱。这是他完全堕落,走上犯罪的阶段。
作者描写谭绍闻的堕落,虽然观点是封建正统的,但是描写真实,因为符合封建地主阶级没落的趋势,有其社会历史的根据。对于父母如何教育子女,子女应如何严格要求自己,也有普遍的启发教育意义。至于谭绍闻后来改志换骨,奋发读书,又加上本族兄长的提携,谭绍闻父子功成名遂,家业重振。
作者在这后一部分倾注淑世的主观意图,发挥了封建“纲常彝伦”教科书的作用。
小说的发生时间虽然放在明朝嘉靖年间,但实际上反映了18世纪中后期清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首先,作品宣扬了封建的教育思想、纲常伦理和为人处世之道。
第11回谭孝移有一段话说道:“子弟初读书时,先叫他读《孝经》及朱子《小学》,此是幼学入门根脚,非末学所能创见。王伯厚《三字经》上说的明白:‘《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是万世养蒙之基。
如此读去,在做秀才时,便是端方醇儒;到做官时,自是经济良臣;最次的也还得个博雅文士。”他还反对“专学八股”、“急于功名”,这段话很有代表性,是针对不正派教师侯冠玉的教学方法而说的,因为侯的主张恰恰与他相反。侯还叫十一、二岁的孩子读《西厢记》和《金瓶梅》,谭孝移暗自凉呼:“杀吾子矣!”侯冠玉的教学方法固鄙陋荒唐,谭孝移的“幼学目不睹非圣之书”的正统教育方法也不见得合理。苏霖臣作了一本《孝经图说》的书,不但谭绍闻及其子兴官喜欢看,而且家中妇女个个喜欢看。作者此刻也忍不住而要站出来说话了:“这不是苏霖臣的书好,只为天性人所自有。”忠孝节义是纲常伦理的根本内容,作品为之描画了一些忠臣、孝子、节妇、义仆的形象。作者对君臣大义极为重视,描写谭孝移被保举为“贤良方正”,进京候选,就是为了尽忠。京城的房主人柏永龄也给他说君臣大义,引罗仲素的话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又说:“韩昌黎云:‘天王明圣兮,臣罪当诛。’这九个字都说到文王的心窝里。
”这已是宣传愚忠愚孝。宗族的人伦关系是封建地主阶级极为重视的内容,小说一开始就写丹徒老家的谭绍衣派人来请谭孝移去修家谱,以敦睦族情,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和扩张家族的势力和权益。二十年后,谭绍衣做了荆州知府,谭绍闻这时家道败落,便想前去打抽丰。小说在以后的情节中描写了谭绍衣对谭绍闻父子一再提携。
作者对于科举制度并不否定,只是揭露其弊端。最显着的弊端是“专弄八股”,作品中所写凡是“专弄八股”的人都是不学无术的人,如侯冠玉就是;还有祥符县副学陈乔龄不会拟四个字的匾额;张类村是个优等秀才,不会撰写屏文。另外是考试作弊,如盛希侨为其弟希瑗迎亲时脸面好看而在乡试时“开发枪手,打连号谢仪共花费一千有零”,果然中了个副榜。作者通过正派人的言论表现了重视读经史,穷经致用的主张,这在科举盛行的时代,比那些腐儒和品行不端的人主张专弄八股还是略胜一筹的。
作品对清官是歌颂的,对官场的贪污现象给以无情的揭露。在描写清官时又往往与理学联系在一起,因为清官往往是崇奉理学的。娄潜斋做官以后,人人说他是青天老爷,他又是“正经理学”。程县尊有“县包爷”之称,崇奉理学,亲祭韩节妇,以振纲常。
卢学政不但“是个理学名儒”,而且是个“秉公校士”的清官。其他清官虽不明言其与理学的关系,但其崇奉理学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理学在明清时代是官方哲学,是统治的思想。
如荆县尊“爱惜民命,扶持人伦”;边玉森能为死者申冤,勤于政事;谭绍衣“慈祥居心,狷介励操”;季伟勤劳辛苦,为民爱戴等等。
至于官场上下贪污受贿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保举贤良方正要看被保举者的家底是否丰厚,因为这“是很花钱的营生”。谭孝移被保举后,王中和阎楷拿了五十两银子先在各衙门的礼房书办处一一打点。
巴庚酒馆赌博出了人命案子,谭绍闻怕牵扯到出官受审,转托邓三变向知县行贿:谢仪二百两,礼物价一百九十七两。衙门受贿不论地方和朝廷,都是一样。谭绍闻参与防倭寇有功,得到保举引见,因为“银子不到书办手”,遭到种种刁难。盛希瑗为他暗垫二百四十两行贿,才得到引见。
书办小吏如此,大的选官补缺,贪污行贿已是公开化了:“称那银子,不说万而曰‘方’,不说千而曰‘几撇头’”,由此可见吏治的黑暗。
作品对于社会黑暗现象的揭露,特别对市井无赖邪恶行为的揭露,也是令人注目的。
市井无赖是社会的渣滓,他们中有帮闲、篾片、流氓、赌棍等,以坑骗、偷窃为生。像夏逢若、张绳祖、王紫泥这些官僚地主破落子弟也加入了这帮蛆虫的队伍。他们窝娼开赌,引诱良家子弟去赌,弄得倾家荡产。谭绍闻被他们诱骗得债台高筑,而且被逼得两次出外逃债,一次上吊寻死。
巴家酒馆是“赌博的剥皮厅”,布商的儿子窦又桂偷着到那里去赌,输掉一百三十两银子,被父亲打了一闷棍,虽未致命,但羞愧难当,上吊而死。谭绍闻开赌场,土豪恶少管贻安来赌,还把霸占的良家妇女雷妮窝藏在谭家,雷妮的公公寻找雷妮,自缢在管家门楼。
这些蛆虫扰乱了社会秩序,制造了种种罪恶,作者愤怒地谴责了他们。
在艺术上,《歧路灯》是有相当成就的。
它描写的人物形象,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不少,如谭绍闻、盛希侨、夏逢若、张绳祖等,他们都是世家的堕落子弟,但性格又各有不同:谭优柔寡断、意志薄弱,盛粗鲁骄纵、奢侈豪爽,夏刁钻坑骗、卑鄙无耻;张老奸巨滑、心狠手辣。谭孝移、娄潜斋、程嵩淑、张类村、孔耘轩、苏霖臣六人是好朋友,他们各具性格特点,程嵩淑曾对之有所评论:“类老慈祥处多,断制处少;耘老冲和处多,棱角处少;我便亢爽处多,周密处少;即如移兄在日严正处多,圆融处少;惟娄兄有咱四人之所长,无咱四人之所短。”他没有评论苏霖臣,从苏的为人看,当是谦虚处多,爽快处少。这些特点都很确切,也可见作者对其艺术成就的自负。
作品的情节结构也有特色。
首先是以主要人物为主线来反映广泛的社会生活,因此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很少有散漫之处。其次是情节的发展也相当曲折生动,如谭绍闻一步步走上歧途,日趋下流,颇为读者担心;夏逢若、张绳祖对谭绍闻的诱骗手段每次各有不同,对读者都有吸引读下去的力量。再次是在情节的发展中常有心理的描写,也很显着。
此外作品描绘了18世纪的商业活动、婚丧礼仪、科举考试、官场宴饮、戏曲演唱等等场景,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作者李绿园,名海观,字孔堂,绿园为其号。
祖籍河南省新化县,其祖父李玉琳迁居宝丰县,是个秀才。其父李甲,也是庠生。
绿园生于康熙四十六年(1708)年,卒于乾隆五十五年(1791)。十三岁应童子试,但不知何时成为秀才的。
三十岁考中乾隆丙辰(乾隆元年,1736)恩科乡试举人。四十二岁开始撰写小说《歧路灯》,连续写作近十年,以出仕辍笔。从五十一岁起,舟车海内三十年,足迹遍及冀、鲁、川、黔十个省份,官位很低,至六十六岁时始任贵州印江县知县。六十八岁返乡,又开始续写《歧路灯》,两年后完成。
前后历时三十年。书成,以各种抄本流行。
1924年洛阳出现清义堂石印本。1927年由冯沅君标点、冯友兰校阅,北京朴社排印本只刊出二十六回。至1980年始有栾星校注、中州书画社出版的一百零八回全本。此外他的着述尚有《绿园文集》(佚)、《绿园诗钞》(四卷)、《拾捃录》(十二卷,佚)、《家训谆言》(一卷)。
李绿园深受程朱理学影响,因而主张文学要“道性情,裨名教”,“惟其于伦常上立得足,方能于文藻间张得口”(《绿园诗钞自序》)。可见他是一个载道派,把文学作为宣扬宗法伦理、纲常名教的工具,这在《歧路灯》中表现得很明显。在他载道思想中也有一些积极的因素,如民本思想和德治的主张,因而关心民瘼,爱国爱民;如穷经致用,尚实求真,因而见解通达,重视现实,在艺术创作方面,便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忠实于现实生活的反映。
李绿园写作《歧路灯》晚于《儒林外史》,而早于《红楼梦》。这三部长篇小说都产生于清代乾隆年间,表明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发展至此达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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