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图公案》是明末产生的白话短篇公案小说集。
其中包含一百个断案故事，大多数是写包公断案的公正与神奇。其实，那里面只有一篇《割牛舌》的本事见于《宋史》包拯传，九十九个都是别人的或虚构的。所以，人们常说，戏曲、小说中的包公形象是一个“箭垛式人物”，“滚雪球式人物”。
包拯生于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卒于仁宗嘉祐七年(1062)，庐州合肥人。
从《宋史》、《宋史新编》、《东都事略》、《隆平集》、《名臣碑传琬琰集》、《包拯集》乃至包拯墓出土的墓志铭等信史资料来看，戏曲、小说中如数家珍的诸多包公故事都是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如包拯出生后并未因怪胎被父母抛弃，因而也没有被嫂子拾回抚养之事，更不曾干过很多粗活。他生于官宦家庭，自幼受父母钟爱，几乎是一帆风顺的。他六十岁时，因长子先卒，未留后人，感到年老难望有嗣，乃放其妾自由，此妾其实已怀身孕，只得告诉长媳，于是另行安置，不久果然生子。从这里倒可以看到有关包拯的童年传说的一点影子，这不正是老嫂救小叔么?又如：戏曲舞台上的包公只在开封府衙里大显威风，其实他只在“首都市长”任上干过几个月。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只要我们翻翻他的信史资料，就会明白，在象征的意义上，这个黑脸画得确实恰切，当时人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以后的“过阴”判“冥案”，恐怕就是这么来的。)例如：他弹劾宋祁时指出，高级官吏贪赃枉法要罢官；尸位素餐，无所建树，也应当免职，或调任降黜，或光荣退休，意见尖锐得很。他弹劾张尧佐时，指出张尧佐是张皇后的伯父，飞黄腾达，掌实权，居要职，不仅不利于朝政，就是对皇帝本人，也因“私于后宫”而“有损圣德”，意见异常犀利，甚至为此与皇帝当面争吵失态。他一生留下的唯一的一首诗说：“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遗来者羞。
”
就这样，早在南宋时期，说话人就开始“滚动雪球”，演说包公的故事。现今可见的最早的包公断案故事是《三现身》。此后，“包待制”在元杂剧舞台上大显身手，“智斩鲁斋郎“、“三勘蝴蝶梦”、“陈州粜米”、“合同文字”……上管皇亲，下管黎民。
入明，今可见最早的包公故事是《成化说唱词话》，那里面的包公上承宋元话本、杂剧，下开明代公案小说之风，中心内容仍然是打击皇亲国戚恶霸豪强，为国护法，为民申冤。但这一时期的包公故事有了新的倾向，着重描写复杂的刑事案件，包公成为一个明察秋毫的清官形象。到了晚明，出现了一大批公案小说专集。
这批专集的时间顺序现在还不能完全排定，根据传世的版本看，较早的就有万历二十二年(1594)刊行的《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安遇时选编，10卷一百则，目录前题作《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增像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书口则出现“包公传”字样，通常简称为《百家公案》。全书包含九十七个故事，有四十八个故事被晚出的《龙图公案》因袭。
《百家公案》继宋元话本、杂剧之后，以包拯一人为中心人物，统领十六万言、一百篇故事，成为现今最早的一部公案小说专集，开风气之先，应大书一笔。唯文字极为粗糙，人物乖张失度，情节此差彼错，见出作者筚路蓝缕之艰，兼功力不逮之窘。
小说中的包公较前后诸书更神化，凌驾于人间帝王、天地神鬼之上。
这当中，比较晚出且较为优秀的包公断案小说是上承《百家公案》，下启晚清章回体长篇小说《龙图耳录》、《三侠五义》、《七侠五义》诸书的《新评龙图神断公案》(简称《龙图公案》，或《包公案》，上述四部包公题材小说往往也被如此简称，常易混淆)。
《龙图公案》是包公小说的顶峰。小说一问世，立即掩过其他公案小说，广受欢迎，历久不衰，至清末，刊本已在二十种以上。
这些版本大体分为两个系统：一百则本和六十则本(六十仅为概数，有六十二、六十六、七十二之别)。部分本子附有“听五斋”评语(或谓“听五”为“听玉”之误，非是。按《周礼》有“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语。取此斋名批书，意在鼓吹“慎刑”思想)。
《龙图公案》较诸专集晚出，实为多书之集纳，计：选抄自《百家公案》四十八篇，《廉明公案》二十二篇，《详刑公案》十二篇，《律条公案》三篇，《新民公案》一篇，共八十六篇。其余十四篇多为公案形式的社会问题讽刺小说，风格与八十六篇迥异，或为编者补撰。编者对采自它书的篇什作了不少润饰，判官一律改为包公，文题改成两两对仗。
《龙图公案》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塑造了一个具有无限权威与睿智的审判官形象。
刚毅无私，公正廉洁，是这个清官形象的前提。一个贪官，必然也是一个昏官，本来不昏也只得昧着良心装昏了。可是，“廉洁”之官，却未必就是一个“明察”之官。应当看到，“明察”是在“廉洁”基础上更高的要求，“明察”型的包公形象是“廉洁”型的包公形象的深入发展。元杂剧中的包公，主要是刚正无畏，明代的公案小说中的包公，主要特征是睿智明察。《龙图公案》中的包公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富有人情味。
包公对那些因爱情发生“私情”的青年男女充满了同情，总是站在他们那一边，谅解他们或庇护他们；公正地处理了遗产之后，不像“三言”中那位滕大尹，赶紧把一千两银子装入腰包，而是留给那位可怜的侧室出身的遗孀，备养老之需。这些实际反映了市民的愿望与要求。
第二，题材丰富多采。小说中有许多触及社会重大问题的题材，如行贿受贿，杀边民冒充杀敌以请功，科举考试中有才落榜、无才高中等等。
小说着重描写包公智破奇案的种种故事，虽然比不上反映现代社会生活的侦探小说那样错综复杂，但在明清时代，人们读了是够味的，好奇心的满足，智慧的增益，都使人产生审美快感。就是今天，人们欣赏这些先哲前贤的睿智，也是十分有趣的。
总之，无论从案情角度，从断案角度，《龙图公案》题材都是多样化、够质量的。
第三，结构简单明了。
小说中的一百则故事大部分都是正叙，先写案情，后写破案、判案，末尾判词或有或无。少部分使用了倒叙、插叙手法，先写破案，案情随破而出，结构一清如水，而不是令人眼花缭乱。例如第74则《木印》，先写包公旅途发现浅埋无名男尸，当场仔细勘验，发现尸身腰间有卖布盖戳记的小木印，乃取下带回。然后写包公假作大量用布，命布商广泛持布供挑选，从中发现了盖有尸身木印之布，案破。这是一起图财害命案。
《龙图公案》曾被查禁一次。
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将《龙图公案》列为榜首。其理由大约是它写了“奸盗诈伪”。实际上，《龙图公案》着重写的是破案、判案过程，并不过分渲染案情，性描写极少。与同一书目中的“媚史”、“艳史”、“浪史”之类并不相同。但丁日昌下达命令的背景是太平天国刚刚亡国，清政府对于“近来兵戈浩劫”正多方搜求原因，故而特别敏感。江苏是传统书业重点地区之一，丁日昌怎能不格外费心呢?于是，黑脸老包就与张生、莺莺、宝二爷、林妹妹同遭了一次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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