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包拯成了清官中的“珠穆朗玛峰”。
他以后的清官往往与他有瓜葛，明朝就有两位，前后辉映：一位是于谦，当河南山西巡抚时，人称“于龙图”，一位是海瑞，海南岛人，又多在南方做官，人称“南包公”。
“南包公”的辐射力，主要存在于戏曲里，剧目很多，剧种很广，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由于《海瑞罢官》，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海瑞罢官》不但是好戏，而且是几十出“海公戏”的“珠峰”。
但小说的价值也不可低估。过去主要是三部书——《海公案》、《大红袍》、《小红袍》。这三部书艺术水平都不怎么高，但流传很广，影响仅次于“三大公案”(包拯、施世纶、彭鹏)，本身构成海瑞题材的小说系列；同时，大体上也可以说它们是编剧的重要依据。
《海公案》是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万卷楼首刊的短篇公案小说集，全名《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4卷七十一回(实际是七十一则)。很多书目都题“李春芳编次”。李春芳在《序》中说：“余偶过金陵，虚舟生为予道其事(指海瑞事)，欲付诸梓而乞言于予。”作者虚舟生，是不是李春芳的笔名呢?并没有证据。以后，在明代又有天启间郁郁堂本，焕文堂重印本，清有文锦堂复刊本，郁文堂重印万卷楼本，嘉庆十四年《龙图刚峰公案合编》本。
七十一则断案故事有的显得荒诞不经，但其中部分以智慧断案的故事饶有趣味。
例如第12回断赝金，叙匠人以赝品骗换顾客真黄金，经月始被发觉告官。拘审，坚不招供。
海瑞以“金”字写于匠人手腕，告诫不得损灭，否则重笞。后当匠人妻之面问“金’字在乎?”匠人答“在”。
海瑞乃对匠人妻说：“金子在，可持来!”其妻误以为夫已招供，又无串供机会，乃持赃物黄金来，案破。又如第15回决弟匿兄产，叙兄在世之日，曾以二千两银交弟，嘱其置产，待己子长大后，分给一千银之产。
弟背兄嘱托，霸占遗产，分毫不予，侄告官。海瑞令狱中大盗诬扳此弟乃由同伙作案窝赃而致暴富，弟只得供出实情，案破。
这些故事并非来自海瑞断案的实际，而是从早出的公案小说等书中抄来。计抄自子部小说《耳谈类增》者十七则，《百家公案》十八则，《廉明公案》九则，《新民公案》七则，《诸司公案》二则，《折狱明珠》(判词)十三则，共六十六则。把原来属于许多审判官的断案故事，都抄归刚刚辞世二十年、而且声望越来越高的“海青天”一个人名下。这是很有号召力的。
它从《百家公案》的“包公”那里“借”来十八则之多，后来又被《龙图公案》“要”了回去，重归“包公”。公案小说就是这样地抄来抄去。
《大红袍》全名《海公大红袍金传》，清嘉庆十八年(1813)二经堂刊印，后有道光二年书业堂本，道光十年本，道光十三年乾元堂本，道光十九年本，道光二十年的经纶堂本、经国堂本、聚星堂本，咸丰十年宝文堂本，同治六年聚盛堂本，光绪十九年上海书局排印本，上海铸印书局石印本。鸦片战争前十年是《大红袍》的全盛时期，问世百年间有十多种版本。
近年又有宝文堂校点排印的“戏曲资料丛书”本《大红袍》，附有参考资料。所有版本均为六十回。
题“李春芳编”，显系假托。
全书可分为三大部分，第16回以前为第一部分，演述海瑞、严嵩矛盾的构成。海瑞进京赶考误期，住张老儿豆腐店；严嵩预言未来的嘉靖帝当贵为天子，被嘉靖皇帝钦赐状元。
严嵩家人迫害张老儿，海瑞尽微力救助。严嵩家人挟嫌将张老儿之女报官列入选妃，不料竟然选中骤贵。海瑞应考，被严嵩故意黜落，却被张贵妃奏明皇帝，特赐进士，授县令。
第二部分(17回至49回)写海瑞与严嵩之间矛盾的展开。严党张志伯巡查来到海瑞的淳安县，海瑞拒绝行贿，当面责张，迫张离境。张回京反荐海瑞廉介，宜升为京官，阴谋伺机杀害。海瑞谒见严嵩，门房索贿，海瑞巧言讥刺，严嵩深深怀恨。此后斗争围绕张贵妃命运展开。张妃生子，晋为皇后。
严嵩将己女进献为妃，使皇帝废张皇后，囚太子于冷宫，立嵩女为后，有弹劾严嵩者皆被杀，海瑞进言，使皇帝赦免张后、太子，复位正宫。严嵩欲置海瑞于死地，幸赖太子救助，出狱得为县令。不料海瑞到任后，竟将严党土豪正法。严嵩又举荐海瑞平抚安南之乱，意欲乘机置之死地。海瑞又大获全胜，立功而回。严嵩乃故意制造行刺皇帝事件，诬陷张后、太子。
海瑞主动奏请担任此案的审理官。严嵩惧怕事情败露，奏请海瑞出使安南，途中派人暗杀不成，又奏请外放海瑞为湖广巡抚，反使他得以做出杀恶棍、平民愤的好事。第三部分(50回至57回)写海瑞对严世蕃的斗争。
严世蕃兽行无忌，竟至凌辱定亲王内侍。定亲王大闹严府，被诬告下狱。海瑞调任户部尚书、左都御史，为定亲王鸣冤平反。
严世蕃接任湖广巡抚，胡作非为，知府与正直生员逃京报告。海瑞奏请提审严世蕃。
严嵩授意太监王淳保奏。嘉靖袒护严家，轻罚世蕃了事。海瑞乃借故奏准，打击王惇等太监，使其收敛。严嵩为此忌恨海瑞入骨，又奏准海瑞任南京户部尚书。
严家父子更加肆无忌惮，横行逆施。末数回叙嘉靖病死，海瑞忧国，参奏严氏，郁郁而死。身后仅留大红布袍一领遮尸。隆庆帝见其遗章，将严嵩父子党羽下狱。
可见，这部书没有多少公案内容，它叙写的是历史上不曾存在的海瑞与严嵩的忠奸斗争。把海瑞写成张皇后的亲信，嘉靖帝依重的忠臣；严党一方除真人之外，或虚构角色，或将历史上并非严党者派入充数。
双方一正一邪，一廉一贪，一明一昏，此起彼伏，升黜荣辱，斗得不可开交。直到第60回写海瑞亡故，遗章弹劾严嵩，隆庆帝才将严嵩父子党羽在海瑞身后剪除。
事实上，海瑞作为户部云南司主事给嘉靖皇帝上《治安疏》的时候，严党已经彻底完蛋了。
第三部书是《海公小红袍全传》，四十二回，道光十二年(1832)厦门文德堂刊印。
这部书带有明显的《大红袍》续书性质。小说写海瑞退休在家，奉旨再度出山。
第32回以前为小说的前半部分，写海瑞与“奸相”张居正的斗争。小说写张居正几乎篡夺万历帝位，但由于作者是民间的见识，写海、张忠奸斗争竟围绕着张家窃据的外国进贡宝物展开，以武术乃至武力的方式进行争夺。
最后，海瑞将隐居海南的宋代杨家将搬来兵谏，迫使万历帝罢黜了张居正。后八回书为小说的后半部分，写海瑞在审理三个贪官豪绅欺压百姓的案子后，又着重写了周文桂兄弟极其复杂的大冤案，终在海瑞手中平反。
这部书的版本不多，尚有咸丰七年同安徐管成本，为残本，缺第36回以后。书中主要反面人物张居正，在历史上建树不小，功大于过。他在《大红袍》里先当严党，这里又当了“奸相”，如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一样，也算是一桩“冤案”了。
综观《海公案》、《大红袍》、《小红袍》三书，虽然题材有区别(一部公案，两部政治斗争)，体裁也有区别(一部短篇集，两部章回长篇)，但颂扬海瑞，刻画海瑞的创作目的却是共同的。颂扬与刻画的办法就是过分地铺张扬厉，实少虚多。小说中移花接木，无中生有当然不可少，但虚到连历史重大事件的时空框架也扭曲颠倒的程度，值得研究。这样的海瑞虽不是一尊神，却也是一个神人了。最突出的就是他可以搬出宋朝佘太君的兵来打张居正，他可以用军队迫使皇帝屈服，如同相声里关羽打秦琼一样。
至使本没赶上反严嵩而写他成为反严嵩的砥柱，他并没大反张居正而写他大反“奸相”张居正，作为小说的基本线索，也都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这种创作路数与《三国演义》不甚相近，与“杨家将”、“说岳”诸小说的写法比较接近，且有过之。这种写法似乎不如“七实三虚”妥当，当然也有利有弊。其利在于一定程度上写出了海瑞那种为国为民敢说敢做的精神。
在鸦片战争的前一年，龚自珍曾把中国当时的沉闷腐败写成“万马齐暗究可哀”。《大红袍》的“出版热”是否想借古讽今，企图打破这种局面?再就是小说中人物正反黑白，二色分明，关目简单易解，富有戏剧性。
这些都使得初级水平读者容易于接受，悦目醒心，也受到较好的影响。其弊在于传播了一种“牛头不对马嘴”的“历史知识”，塑成的人物也嫌浅薄简陋。
说到“南包公”形象的浅薄简陋，似乎可以与历史人物真迹作一对比，以证明海公系列小说连原型的涵蕴也还没充分发掘出来。海瑞一生七十四岁，可分六个阶段：一是求学科考；二是作南平教谕、淳安知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均徭，断案公正清明，曾借胡宗宪、鄢懋卿谕令，制裁、抵制胡公子、鄢懋卿本人，不给他们分外的供给，不向他们进贡行贿(这一点，小说、戏曲都吸收了)；三是调北京作官，因上疏而下狱，这是海瑞一生最关键的阶段，“上疏入狱”的经过充满戏剧性，《治安疏》所包涵的思想丰富而深刻；四是出狱并受到重用，曾任应天巡抚，以工代赈，疏浚吴淞江、白茆河，干得意气风发，眼光远大，果断明察，至为感人。坚持推行一条鞭法，曾迫使大学士徐阶退田(吴晗《海瑞罢官》就是着重写这件事)；五是矛盾激化，革职家居十六年六是再度起用，任南吏部右侍郎、南右佥都御史，力主严惩贪污，打击豪霸，在一片毁誉交加声中辞世。
海瑞生活在明末将乱之世，他的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在保守的外壳中隐涵着深刻的改革见解。
例如，他不但坚定地推行一条鞭法，而且向往古老的“井田制”。实际上他看到了封建社会最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最根本的改革是平均地权。经他解释过的皇帝专制独裁的封建集权制，也在理论上趋向于民主立宪。海瑞本身的深刻性与戏剧性(悲剧性)，在旧小说、戏剧中被描绘为浅薄的喜剧性。
在《海瑞罢官》出现的同时，曾经出现过一批刻画海瑞的戏剧节目，主要是京剧，比旧京剧着实提高了一大步。海瑞——中华民族“脊梁”上的一节，在人民处于无权状态只能仰赖清官伸冤的日子里，他的业绩总在默默地召唤着人们，去认真地研究它，去高水平地运用小说表现它。
何时才能在群众中铲除唯清官是赖的思想，大概就是人民真正站起来真正获得精神解放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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