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是宋元以来负心汉类型故事中流传很广的一篇，收入冯梦龙编纂的《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说》)。
金玉奴是杭州城“团头”家的女儿。“团头”就是乞丐的头子，乞丐们要向乞丐头交常例钱，没处叫化时，团头养活他们。
金玉奴的父亲金老大是第七代“团头”，已成富户。
他想改换门庭，“不与这丐户歪缠”，“把这团头让与族人金癞子做了”。
金老大丧妻无子，只有金玉奴这一个女儿。金玉奴不但生得十分美貌，而且诗赋俱通，“更兼女工精巧，亦能调筝弄管，事事伶俐”。金老大倚着女儿才貌，“立心要将她嫁个士人”。但由于金玉奴生于团头之家，没人相求，直捱到一十八岁，尚未许人。
这时，邻翁介绍她与穷秀才莫稽结合。莫稽读书饱学，刚刚考中，补上太学生，符合金家的要求。莫稽由于家贫，也顾不得别人耻笑，只得俯就。二人初婚时，倒也事事称怀，但相处之中，金玉奴的门第始终成为莫稽心中的阴影，众丐户搅闹了他们结婚满月的宴席，街坊小儿称莫稽为“团头家女婿、都使莫稽觉得这是“终身之玷”。
随着莫稽地位的提高，心中更是闷闷不乐。莫稽连科及第，得授无为军(治所在今安徽无为县，军比县高一级)司户的官职，便产生一个恶念，在赴任途中，船行至采石江边，竟借船头玩月之际，将金玉奴推堕江中。
事有凑巧，新上任的淮西转运使许德厚泊舟采石北岸，救起金玉奴，问明情由，收为义女。无为军隶属淮西道，许德厚恰是莫稽的上司。许德厚有意招莫稽为婿，莫稽“正要攀高”，自然一拍即合。许德厚事前声明：“下官夫妇，钟爱此女，娇养成性，所以不舍得出嫁。”又说：“须是预先讲过，凡事容耐些，方敢赘入。”莫稽要当转运使的女婿，无不应允。许德厚向金玉奴说明情况，于是二人重入洞房。莫稽正“如登九霄云路，欢喜不可形容，仰着脸，昂然而入”，不想被老妪、丫环手执篱竹细棒劈头劈脑打将下来。莫稽才知新人即故妻金玉奴。许德厚向他讲明真情，历数他的罪责。
金玉奴更是放声大哭，斥其薄幸。莫稽闭口无言，只顾磕头求恕。
自此，莫稽与金玉奴夫妇和好，并迎接团头金老大到任所，奉养送终。莫氏与许氏世世为通家兄弟。篇尾诗歌将这些归之于“姻缘前定”。
本篇中的职官、地望完全符合宋制，莫稽赴试、中选也都在杭州，故事应产生于南宋。
但小说开篇明明白白提到“故宋临安”，又说：“如今且说杭州城中……祖上到他(指金老大)做了七代团头了。”又是元人口吻。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冯梦龙编纂的《情史》卷二“情缘类”《绍兴士人》，也记载了这个故事，二文大致相同，详略各异，细节也有不同。《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兼有二文的内容，可以推知，我们所见到的这篇作品应完成于明代。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篇世代相传的累积性作品。
小说刻划的主要人物是莫稽。
莫稽即无可稽考的意思，不必认真追究，这只是世上负心汉的一种代表符号而已。作者写这个负心汉，没用任何夸饰的词语，只用平实的文字揭示生活的本来面目，在事件发展过程中描摹莫稽的心理活动，步步推进，自然写出莫稽走向负义绝情的道路。
作者通过邻翁向金老大介绍莫稽：“一表人才，读书饱学。”这是说莫稽的好话，但这八个字根本没有涉及到他的品德，这是作者的伏笔。
双方的婚姻所以一拍即合，是因为双方各自满足了自己的条件。金家“立心要她嫁个士人”，莫稽“近日考中，补上了太学”，又情愿入赘，可以算得上理想的佳婿；莫稽父母双亡，“衣食不周，无力婚娶”，“白白的得了个美妻，又且丰衣足食”，自然是喜出望外。
然而，这里已埋藏了危机，因为金家曾做过团头，门风不好，莫稽是俯就，金家是攀附，双方心理自然不平衡。莫稽只因家贫，“顾不得耻笑”。
“俯就”，“顾不得耻笑”，几个字准确地描绘出莫稽这时的心态。满月宴筵被金癞子领着丐户搅扰，玉奴气得两泪交流，金老大“自觉出丑，满面含羞”，“莫稽心中未免也有三分不乐，只是大家不说出来”。这一段文字生动细致地刻划出三个人的心理活动，正是：“哑子尝黄柏，苦味自家知。”随着莫稽才学日进，名誉日起，矛盾更为突出。
科试及第，琼林宴罢，骑马归家，一些街坊小儿的话刺痛了莫稽的心。他为了顾及脸面，不好搅事，只得忍耐。但这时他已经有反悔之意，全然忘记了贫贱时节妻子资助成名的一段功劳。他内心的一段独白，把这个势利之徒心底的隐秘和盘托出：“早知有今日富贵，怕没王侯贵戚招赘成婚?却拜个团头做岳丈，可不是终身之玷!养出儿女来，还是团头的外孙，被人传为话柄。如今事已如此，妻子又贤慧，不犯七出之条，不好决绝得。正是：事不三思，终有后悔。”劈头便是自问，以考中后的身份重新考虑自己的婚姻，已经流露出他高攀权门的投机心理，进而悲叹这份亲事是“终身之玷”，又苦于找不到借口处置金玉奴，这就为后面恶念的产生做了铺垫。最终莫稽把金玉奴看成了自己富贵之路上的绊脚石，做出了杀害妻子的事情。他把金玉奴骗出船舱，推堕江中，又吩咐舟人赶快开船离去，成为丧心害理的罪人。
作者不动声色地叙述，读者随着事件的发展，更深刻地洞察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品味起来，真让人对世态人情感慨万千。
作品写到这里已应该终结了。
死的死了，杀人者已走到了负义绝恩的极端。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文学受封建伦理观念的支配，一定要制造一个团圆的结局。这两位主人公，即便能重新走到一起，也只能是场悲剧，而戏曲、小说又偏偏给这个题材冠以喜剧的形式，这是很值得思索的。冯梦龙《绍兴士人》的评论说：“天遣转运使为结此一段薄情公案，不然，严武、王魁之报恐不免矣。”这说明连冯梦龙也认为这个故事已走到严武、王魁类型的不可救药的地步。王魁负桂英是人们很熟悉的故事，不再赘述。严武就是唐代曾任西川节度使、与杜甫有交谊的那个人，他青年时代曾诱一邻家女出逃，对方家长告官追捕时，他竟将那个女孩子用琵琶弦勒死，三十年后受死报。莫稽故事的主要情节与严武、王魁相同，但由于转运使许公的出现，只用“棒打”便重新了结了这段公案。
应当说，转运使许公的出现和金玉奴的获救是一个十分偶然的情节，但在这篇作品中却联接得十分自然，它不仅进一步揭露了莫稽联姻上司、攀高媚上的行径，而且，莫稽不知道所娶即故妻金玉奴，那种欢喜不尽的情态与洞房遭到棒打的丑态构成了十分强烈的戏剧效果，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的戏曲都把“棒打”作为高潮，没有“棒打”，作品就会改变面目。应该说，按照情节的发展，“堕江”应是高潮，但作者却集中笔墨来写“棒打”。许公收女择婿，莫稽高攀上司娇女以及联姻后莫稽的皮松骨痒和结婚时不可形容的欢喜，都是用来蓄势，用以突出“棒打”的位置，淋漓尽致地嘲讽了莫稽，也给莫稽一个转变的机会。
作品写得入情入理，“棒打”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关目。所以，没有人把“棒打”看成强加上的尾巴。无论从思想方面或艺术方面衡量，它都是一个完整的作品。1950年，京剧曾将它改写为金玉奴父女弃莫稽而去，这个改写本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出现是很自然的。但在宋元明时期却是不可能的。这也从反面证明，这篇话本小说正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性产物。
这篇作品虽然是鞭挞嘲讽负心汉莫稽，对当时社会人情作了如实的描述，但作品的主导思想却离不开封建社会妇德的范畴。作者用“棒打”改变了矛盾的性质，但由于作品是从道德角度来剖析世情的，它也无法掩饰封建道德观所带来的局限。作品开宗明义的《弃妇词》就说道：“妇人之随夫，如花之附予枝；枝若无花，逢春再发；花若离枝，不可复合。”金玉奴怎么可能离开丈夫出走呢?朱买臣妻和莫稽同样是嫌贫爱富，但是入话讲朱买臣故事，却意在宣扬妇德。正话中金玉奴也曾向许公夫妇剖白，讲了一番从一而终的道理。篇尾还强调了“试看莫生婚再合，姻缘前定枉劳争”的宿命论思想。
由此看来，金玉奴如果活下去，夫妇和好便是惟一的出路了。这样的结局在封建社会有它的必然性，今天也没必要重新改写。但我们应该认真思索这种文学现象，这大概就是鲁迅所说的“瞒和骗”。我们不应该苛责古人。
作品所描述的形象世界已经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罗网，使我们得以了解封建社会，并听到那时人们的心声。白话小说作者写实的本领实在是值得称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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