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说给读者展现了一个被纷繁的生活所掩盖的社会角落:一个盗匪和窃贼活跃的黑社会。
小说写偷儿宋四公、赵正等凭借自己高超的本领,在东京惩治豪商和欺压百姓的公差衙役,官府对他们又无可奈何。小说中的人物及其行为都和社会秩序相抵触,所以,如果按照世俗的价值观来审视小说中的人物,确实只能对他们作出否定性的评价。
然而,由于窃据社会权力和财富的上层人物的行为更为恶劣,相比之下,本来是社会渣滓的黑社会人物倒值得原谅了。更因为这些盗贼游民所攫取的往往是那些奸商和贪官污吏们的财富,加上他们的点滴善行,反而使人觉得可亲可赞。
正是这些因素,黑社会的人物作为正面形象进入了小说的审美视野。除此之外,盗贼们神秘莫测的特殊生活方式和超凡的本领也是这类小说的魅力所在。
社会不同层次的人物以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同台献艺,展现了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极大地满足了市民群众的好奇心理。
要真正塑造好这些黑社会的人物形象并不容易,因为在普通群众的眼里,这些人物总是灰色的,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正统的道德原则束缚,带上有色眼镜评价这些人物,使他们的真实性受到损害。可是,这篇小说的作者尽可能避免这种道德评价,力求多层次、多侧面地展示盗贼们的生活和个性。这种不抱偏见的表现方法,增强了人物的真实感,无论在宋四公身上,还是在赵正身上,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们性格中的多重性。黑社会的首领宋四公形象最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创作原则。宋四公的性格中有仁爱的一面,这一点在人物出场时就体现出来了:吝啬成性的张员外见仆役拿出几文钱给乞丐,非但立即讨回,还强行夺取乞丐其余的钱。
这时,一个汉子出来慷慨解囊,从而平息了这场纠纷。此人便是宋四公。此刻出现的宋四公是仁慈的、好善的。可是,一到晚上,他大闹张府,为盗窃钱物而残杀无辜,毫不留情。这种血淋淋的场面又表现了他性格中凶残的一面。善与恶的交融混合,显示了这类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使人物形象显得真实可信。
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作为群体形象出现的,作者在表现他们不同个性时采用了传统小说惯用的对比方法。宋四公、赵正、侯兴、王秀都是贼人,都有贼人所特有狡诈的共性,小说在展示这一共性的同时也展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宋四公诡计多端,赵正机智精明,侯兴粗鲁野蛮,王秀憨厚可爱,他们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说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颇具魅力,也是这篇小说为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
作者大量渲染了这些盗贼的偷盗活动,既有单独的偷盗,也有合伙的偷盗;既有外偷,也有内偷。小说通过这些偷盗场面的描写,使读者见识到那种巧妙的偷盗技能,从中也看到他们应付危急的才智。
在这些描写中,最令人吃惊的是赵正的行窃本领,他与宋四公斗技的过程更叫人拍案叫绝。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并不单纯地追求情节的奇特,而是把情节的描写同人物性格结合起来,使人物个性通过这些奇妙的情节展示出来。赵正的机智正是在与宋四公等人的斗技以及合伙偷盗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开始,宋四公并不看重赵正,没想到第一回就吃了赵正的亏。第二回,他吸取了上回的教训,以走为上策,结果还是丢了包儿。第三回,他则想借侯兴之刀除掉赵正,最后又被赵正识破。
这里不但显示了赵正的智慧,也说明黑社会内部也是龙争虎斗,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复杂多彩的。
在风格上,整篇小说洋溢着一种幽默的喜剧情调。
聪明的赵正男扮女妆,使宋四公信以为真,他私藏在王秀内屋,这些细节都十分滑稽可笑,尤其是他们合伙愚弄张员外和官府差人,使这些人物大出洋相的情节,更令人忍俊不禁。在他们的聪明机智面前,那些富豪显贵则表现得如此的愚蠢和颟顸。
这种对照无不渗透着作者对这些大人物的嘲弄,这种鲜明的“卑贱者聪明,高贵者愚蠢”的态度,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观念中的进步倾向。
本篇收入了冯梦龙的《古今小说》。
从小说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社会习俗和语言风格来看,应该是宋代人的作品。在冯梦龙改写此篇前,小说名为《好儿赵正》,在《宝文堂书目》中又作《赵正侯兴》。元钟嗣成《录鬼簿》载:“陆显之,汴梁人,有《好儿赵正》话本。”一般认为,这篇小说的作者是元人陆显之,陆显之当是宋代底本的扩写者或定稿人。
这样,此篇小说也就成了现存宋元话本中唯一作者可考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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