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待诏生死冤家(明清小说鉴赏)

《崔待诏生死冤家》见于《警世通言》第8卷,题下原注:“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碾玉观音》见于缪荃孙1915年影印的《京本通俗小说》,文字与《崔待诏生死冤家》大同小异。缪荃孙在《京本通俗小说》跋语中说此书是“影元人写本”,但关于此书的产生年代甚至真伪问题,学术界尚有争论。

不过,关于本篇为宋人之作,学术界却是一致公认的。



《崔待诏生死冤家》是宋代话本小说的代表作。小说通过主人公璩秀秀对于人身和爱情自由的大胆追求及其惨遭迫害,真实地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跟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

小说描写南宋高宗时,三镇节度使咸安郡王韩世忠一次游春归来,在临安车桥附近看到一个民女璩秀秀身上系着一条绣裹肚,知道她会绣作,即命手下人要她“入府中来”。璩公不敢得罪郡王,即刻写了一张献状(即卖身契),“郡王给与身价”,从此她便成为郡王府中的婢女。后来因为王府失火。

人们四出逃散,秀秀在外逃中碰上府中青年玉工崔宁,便主动追求崔宁并随他一起逃走,在远离临安二千里的潭州开了个碾玉铺子,夫妻二人过起自食其力的小康生活。这就跟严酷的封建统治发生了冲突。暴戾的郡王得知他们逃往潭州的消息,立即吩咐临安府公人把他们捉回,把崔宁解往临安府治罪,把秀秀捉入后花园活活打死。璩公璩婆听说女儿被害,痛不欲生,也一块跳到河里自杀了。

在这里,小说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南宋时期如此黑暗的社会现实: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可以随便占有下层劳动人民子女,供己驱使,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惩治和虐杀他们,这是多么残酷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啊!

小说中的璩秀秀是裱褙铺主人璩公的独生女儿。璩家作为小手工业者,属于典型的市民阶层。

在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相当庞大。但就阶级关系来说,他们跟农村的广大农民一样,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压迫、欺凌的对象。

可是他们比农民思想活跃,较少受传统的封建思想的影响,对爱情和自由的追求更自觉,反封建斗争也更坚决。这些在秀秀身上都有着程度不同的体现。秀秀被卖进王府,就像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被关进牢笼,她时刻都在想冲出这王府的樊篱,重新过那自由自在的生活。王府偶然失火,为她提供了机会,她成竹在胸,“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贵”逃出,刚巧碰上前来救火的王府玉工崔宁。因为当初郡王曾随便说过把她嫁与崔宁的话,此时她就利用这个时机和这个因由主动追求崔宁。

她先让崔宁带她回家,接着就紧逼崔宁当夜跟她做夫妻,并心甘情愿地随着崔宁逃往二千里外去安家落户。秀秀泼辣大胆的性格和行为是基于对爱情和自由的执着追求,并具有蔑视封建秩序、反抗封建礼教和封建统治的意义,是新兴市民阶层进步意识的反映。但封建统治阶级是决不允许它的反抗者存在的,咸安郡王始则出赏钱四出寻觅,后则因郭排军的告发而把他们拿来治罪,并残忍地把秀秀打杀在后花园里。

这本来是一个爱情毁灭和阶级压迫的悲剧,但作者为了进一步表现秀秀对于爱情和生活的执着追求,以及对于封建势力的坚决反抗,遵循秀秀的性格逻辑,让秀秀的鬼魂显形,跟随崔宁一起到建康,回临安,重新过起自由自在的夫妻生活。而且,当他们再次被郡王的走卒郭排军发现时,还让秀秀的鬼魂惩罚了郭排军,戏弄了咸安郡王。这段情节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和当时人民群众对于小说主人公的同情和愿望,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秀秀这个反封建形象的悲剧性格,富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

崔宁是郡王府中的碾玉工匠。

因为他比较受宠,所以容易安于现状,很少有反抗性。这也就铸成了他胆小怕事、平庸懦弱甚至有些自私自利的思想性格。

当初咸安郡王把秀秀许嫁他,也是因为看上了他的服帖和手艺。他对秀秀虽也“痴心”,但王府失火后,秀秀主动追求他,他却处处显得被动。

他最后虽也跟秀秀一起逃往潭州,但被郡王捉回来时,为了开脱自己,竟把责任全部推给秀秀,使人感到他非常自私和卑微。但他毕竟也是受害者,所以读者在鄙弃他的怯懦自私的同时,也对他的不幸遭遇感到可怜和同情。

在作品中,这个人物很多地方跟秀秀形成对比,特别是他的麻木和懦弱,非常鲜明地反衬了秀秀的热情、大胆和勇于反抗的精神。

小说中的咸安郡王韩世忠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

因为他是抗金名将,所以小说作者没有丑化他,甚至对他还有些敬畏和回护;但从如实的形象描写中,我们仍可以看到他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专横、残暴的面影。他可以随意把人家子女收来为奴,还可以一怒之下把奴婢随便打死;他可以指示临安府去潭州提人,还可以在自己家里行凶杀人,杀人之后还可以逍遥法外。

总之,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窥见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封建制度的罪恶。

郭排军在小说中是一个奴才和爪牙的形象。

这是封建社会的畸形产儿,这种人一般出身都比较微贱,但长期的奴化教育使他们只知道效忠和讨好主子,这甚至成了他们的本性。郭排军在潭州崔宁家中曾经立下保证,回临安不向郡王泄露,但回去一看到郡王就奴性大发,情不自禁地向郡王报告了崔宁和秀秀逃往潭州的事。

在咸安郡王虐杀秀秀的事件中,他实际上起了侦探和帮凶的作用。此外,这个人物在小说结构上还起着牵针引线的作用。



宋元白话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突出之点,是在情节发展和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较少有细节刻画和心理描写,这是为这类话本小说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说话人”只能靠生动的情节、激烈的冲突、引人的人物行动和生动的个性语言招徕听众,不宜作含蓄的细节描写,特别是静止的心理剖析。

这一点在《崔待诏生死冤家》中表现得也很突出。璩秀秀趁着郡王府失火的机会,收拾了一包贵重物品向外逃出,不期撞上青年玉工崔宁,于是便抓住这个时机,主动而大胆地向崔宁展开追求:“崔大夫!我出来得迟了,府中养娘各自四散,管顾不得。你如今没奈何,只得将我去躲避则个!”二人一路上走过去,她又推说脚疼走不得路,有意识地向崔宁撒娇表示亲近。等到坐在崔宁家里,她又说:“我肚里饥,崔大夫与我买些点心来吃。我受了些惊,得杯酒吃更好。

”这简直是在以主妇的身份支使崔宁了。

接着,她就单刀直入地说起郡王曾许她配与崔宁,并要崔宁当夜就与她做夫妻。崔宁胆小不敢,她则进逼一步:“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迫使胆小怕事的崔宁只得表示屈从。于是二人当夜就做了夫妻。小说通过秀秀几个步步进逼的行动和几句简单明了的话语,就把秀秀的热烈、大胆、泼辣、执着的思想性格突现了出来。以后又通过她在潭州对郭排军的招待,以及她的鬼魂跟随崔宁到建康、回临安并对郭排军施行报复等行动,进一步发展并完成了秀秀形象的塑造。其他如咸安郡王韩世忠、崔宁乃至郭排军的形象,也都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语言来完成的。

《崔待诏生死冤家》跟所有话本小说一样,它的语言是在“说话人”的口语基础上提炼而成的,通俗、生动、简捷、明快而富有表现力,其中人物对话尤为生动、形象而富有个性特点。

突出的如秀秀来到崔宁家里,一步步逼着崔宁表态时二人的一连串对话,把秀秀的聪明机智、热烈大胆、坚决果断的思想性格表现得非常充分,而崔宁的胆小怕事、顾虑重重、欲爱不敢、欲罢不能以及最后孤注一掷的思想性格和心理变化也在极其简短的答话中得到恰当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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