觚賸(明清小说鉴赏)

《觚賸》是文言小说集。

清钮琇撰。钮琇(1641?一1704)，字玉樵，江苏吴江人，约生于明崇祯十四年前后(据〈临野堂集》诗《述哀》、《悼五郎》等估算)。世业农，父名宏儒，明诸生，明亡后隐居教子。

钮琇九岁拜吴宗汉为师，十五岁开始诗文创作，便崭露才华。

康熙十一年(1672)，简上(字谦居)视学江南，钮诱得以拔贡生入北京国子监就学，并宾游于公卿间。后放弃举业，于康熙十六年至二十四年间(1677－1685)，出宰河南项城，并署(兼理)沈邱县事，因丁艰去官。

约于康熙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间(1688－1693)宰陕西白水，并一度署蒲城县事。康熙三十三年(1694)初，在京约五年(主要似候补)。康熙三十七年(1698)补广东高明知县，康熙四十三年(1704)卒于任上，享年六十五岁左右。

钮琇为官清正，颇有政绩。卒后入祀高明名宦祠。因无力归藏，其次子等人在高明滞留约十年以上。

他交游很广，但“纵谈天下土，臭味多差池”，除达官徐乾学兄弟等人外，交谊较深的还有明季遗民和具有民族意识的文士，其中较着名的有顾炎武、潘耒、朱彝尊等数十人。钮琇学识富赡，才名颇着。

所着《临野堂集》、《觚賸》二书，《四库全书总目》等均予着录。

前者包括诗十三卷，文十卷，词二卷，尺牍四卷。文集中也有小说类作品。姜宸英在题词中称其诗作“惊才绝艳”，潘耒在序文中对其各体作品均有很高的评价。



《觚賸》较早刊本有两种，一为临野堂家刻本，是为足本；一为吴震方《说铃》本，仅选录一卷。后世刊印多据足术。

足本分正、续两编。

正编自序写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共八卷，以其生平所至之地归类编次，分吴觚、燕觚、豫觚、秦觚、粤觚五个部分，约二百零四篇。

续编自序写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共四卷，分害觚、人觚、事觚、物觚四个部分，约一百十七篇。如按文体分类，全书包括传奇小说和准传奇小说近二十篇，志怪、杂事性的笔记小说约一百五十余篇，其他则为诗话、考辨、博物等摘记性文字。

《四库全书总目》叙录云：“琇本好为俪偶之词，故叙述是编，幽艳凄动，有唐人小说之遗。然往往点缀敷衍，以成佳话，不能尽核其实也。”《郑堂读书记》叙录云：“其文词皆哀艳奇恣，而记事多近游戏，故不免喜谈神怪，以征其诡幻，间有禆于考据者，亦百中之一二耳。”都较为准确地把握了此书的性质，但完全忽视其史料价值也未免有些偏颇。下面主要从小说的角度对本书做些评述。

乾隆年间，本书曾被军机处奏禁，其口实是“语多违悖”。

尽管军机大臣们不如四库馆臣高明，但还是看出了此书的鲜明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就主要内容说，本书大体上写出了两个互相联结而又有所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某些重要侧面。

第一个时期是明清角逐的天崩地解的年代，其主要社会矛盾是民族矛盾。

第二个时期是天下已基本统一，清朝已开始走向巩固统治的年代，民族矛盾仍较尖锐，但阶级矛盾已逐渐突出。

对于这两个时期中的历史的、政治的、军事的事件和有关人物的是非善恶，作者当然会有自己的判断原则及由此而来的情感倾向。这个贯串全书的判断原则究竟是什么呢?似乎可用“内圣外王”四个字加以概括。

在这里，所谓“内圣”就是以道德立身处世的意思，而在上述的历史大环境中，忠节义勇、清正仁爱等就不能不成为作者的“内圣”的主要内容，实现“内圣”者就不能不具有悲剧性的英雄品格。所谓“外王”，就是以道德经国临民的意思，在当时，主要的不是什么“教化”之类的问题，而是如何对待平民百姓的身家性命，如何对待敌对势力的问题，或者说是进行义战还是非义战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时期，书中写到了明朝、清朝、农民义军、抗清义军、三藩、盗贼等政治、军事集团力量。而明清角逐是当时的主要的历史线索，明清易代则是当时的主要的历史事件。作者就是围绕这两个“主要”展开描写和评述的。对于明清历史，作者是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的，到写本书时(亦即晚年)已承认这是“天命”所归。《十力前知》篇写道：“朋党乱于朝，盗贼乱于野，大事去矣，不久且将革命。”《李通判》篇写大和尚、二和尚奉天命转世一事。

后来，同这两个和尚一起转世的李通判认出了二和尚即清军将领、顺治皇帝之弟裕王硕塞，从描写大和尚转世时“极驺从之盛”等情况，并联系顺治出家的传说来看，这个大和尚非顺治皇帝莫属。

作者这样写，当与明末崇道有关。含有物极必反之意，这本身便带有对明朝进行批判的性质。还有《笠泽古柏》、《白鸽红豆》、《海天行》、《癸未榜》、《栖梧阁》等篇，也大多以神道设教的方式表明了同样的意思。

书中也不时的称清朝为“圣朝”，对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玄烨亦不无好感。但遗憾的是，顺治皇帝虽是和尚转世，他所推行的却并不是什么内圣外王之道，而是霸道；他进行的战争也不是义战，而是不义之战。作者的不满之处，主要就在这里。书中对于不义之战的谴责，几乎是一触即发，随处可见。对于满人将领所统帅的清军，一般只做概括性的叙述，如“杀人无算”，“大掠子女而还”，“覆巢之下，已无完卵”，“兵燹所被，诸郡县皆陆沉”等等。对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即三藩)等汉人所统帅的清军主力则展开了具体描写。

在写本书时，三藩已被清朝剪除，这样写可能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而采取的一种“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巧笔。《五华山故宫》、《白石狮》等篇写三藩站稳脚跟之后，大兴土木，穷奢极欲，劳民伤财。

满人的帝王将相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至于杀戮之惨，从《共冢》篇中的一小段，即可见一斑：“顺治庚寅(七年，1650)正月，耿继茂、尚可喜兵入广州，屠戮甚惨，城内居民几无噍类。其奔出者，急不得渡，挤溺以死，复不可胜计。

(有)号紫衣僧者，乃募役购薪，聚胔(这里指腐尸)于东门隙地而焚之。累骸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

”这是何等的残酷和恐怖!这种不义之战，势必激起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顽强抵抗，正如顾炎武所说，在明朝末年，国器人表，比比而是，岂肯束手待毙或自亏大节。书中有五十篇左右是写抗清、反清的汉族民族英雄或志士仁人的。写到的历史名人有张煌言、顾炎武、陈子龙、傅山、归庄、黄周星、黄淳耀、吴易、张孝起、杜浚、李因笃、阎尔梅等几十人。他们有的战死于疆场，有的自杀殉国，有的被俘后不屈被害，有的佯狂骂世，有的以诗文抒怀，有的自甘草莱，终身不与清廷合作。

着名学者黄淳耀与其弟伟恭、学生侯道云，慷慨投笔，同日自杀殉国。二十余年后，其幼弟应诸生试时，家庙神主震动，并有叹息之声传出。

其学生陆元辅应博学鸿儒试时，恍惚见黄淳耀大书“碧血”二字相示，便投笔而出(《碧血》)。他们正是孟子所说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也正是作者的理想人格。

作者也不隐讳自己对这些人的崇仰之情和肯定态度。《浮桶》篇写吴易抗清，径称“举义旗”。

《张将子》篇写抗清将领张孝起跟随永历帝四处播迁，则连书“从幸”，对其安抚内部的言行则称“责以大义”。与此相对照的是，对钱谦益等人则予以讥讽(《虎丘题诗》)。

《牡丹述》实为一篇关于自然博物的文字，但在篇尾写道：“盛衰无时，代谢有数，后日之谯(毫县)，安知不为今日之洛?则繁英佳卉，泯灭无传，是花之不幸，又甚于余。”这里把作者自己也拉了进来，表现了一种兴亡之感，黍离之悲。牡丹，在唐代以洛阳最盛，在明清却以毫县最盛。翻译成政治性的语言，可能是这样：明朝已亡，清朝未必不亡，因为“多行不义必自毙”。

这就是在承认“天命”的同时，作者对这次历史巨变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的道德判断。

对于上文所说的第二个时期某些方面的描写和评述，在作者的目中，明清满汉的界域更为模糊，所强调的仍是“内圣外王”，对孑遗之民的命运尤为关注，敢于为民请命，表现了一种“民为邦本”的思想。《鬼徒》篇写的是崇祯年间事，冥间蒙师对阳世蒙师说：“吾亦师也。所训诸徒，皆三十年后公侯将相。

上帝悯其目不识丁，欲使稍习文学，略知仁义。天下将乱，孑遗之民，不至被其卤莽啖噬也。吾身微少隐，适奉帝命来此，分方授业。”这里又提出了“天命”问题。所谓“三十年后”正相当于这里的第二个时期，而“仁义”则是“内圣外王”的核心内容。“庄氏史案”是清朝的一件有关文化人的命运问题的重大事件，书中有五、六篇作品都写到此事，对清廷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内实行血腥的高压政策深为不满。

《雪遘》篇顺笔揭露了这是一桩冤案，并在某些篇中为受到株连的人“树碑立传”。《虎林营唱和》篇写受到株连的吴炎和潘柽章，说他们“才望相埒”，大量引述了他们在押中的诗作，其中有“抱膝年来学避名，无端世网忽相婴”等句。最后写道：“是岁五月，吴与潘具磔于杭之弼教坊，同死者二百余人。先一日，吴语其弟曰：‘我辈必罹极刑，血肉狼藉，岂能辨识?汝但视两股上各有一火字者，即我尸也。

’闻者无不流涕。”这里，写得相当沉痛，也十分大胆，可谓是对霸道的一种抗议。

作者对本朝着墨较多的是官民关系，亦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问题。

《训吏名言》篇引述了徐元文的手书，这封信要求作者作为一个“父母官”应经常记住程子的“节用爱人”这句话，并说：“无论更弦而张，仍贯为治，要实有与民疴痒相关之意。”《五瘴》篇引述了宋人梅挚的《瘴说》一文，其主要内容如下：“仕有五瘴：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废王事，此饮衣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妻妾，以娱声色，此帷簿之瘴也。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殒，虽在毂下，并不可免，何但远方而已。

”基于这种正反两个方面的认识，作者不分满汉，凡是好官良吏，都加以表彰；凡是赃官恶吏，都加以抨击。《呼名批颊》篇写已上年纪的满人终凤彩勤于政事，时至五更仍燃烛办公，如打瞌睡，便批颊自责。

巡抚河南，秋毫无犯，得到当地人的爱戴。《预草典礼》篇写于成龙，《公归集》篇写陆陇其，都是曾被称为“天下第一清官”的人物。《程公引》篇写程汲，他本是以棋酒自豪的人物，官同知后，不仅屏绝楸枰杯勺，而且“临以权势不为屈，诱以贿赂不能通”，家居室冷如冰。清官的真正好处应在“泽民”，《泽民实事》《徙民》等篇写的就是这方面的事例，揭露赃官恶吏及为富不仁者的有《鹤癖》、《狨》、《孙家庄》、《季氏之富》等篇，《金银变化》篇说，天下之溺于富贵者，取之既非以义，守之又无其道，而欲据为子孙百世之业，不亦颠乎?《家国同慨》篇引元人诗云：“一沼曾教役万民，一峰曾使九州贫。

江山假设方成就，真个江山已属人。”然而说，“家国之理，虽大小各殊，而无德以居之，劳民伤财，转瞬易主，同一可慨也”。这是《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两句话的绝妙注脚。

本书写到闯王义军的约有五六篇，也值得玩味。

这就是，几乎没有一篇是旨在痛斥“闯贼”的，而是别有立意。只要把《圆圆》篇与陆次云、沙张白等人的《圆圆传》相比，就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来。

后者化费许多笔墨来暴露“闯贼”，而《圆圆》篇对于义军只是几笔带过，主要是写吴三桂的大节屡亏和陈圆圆的明哲不凡。《于家琵琶》篇写于孝廉与红桃夫妇同时陷身闯营。于被牛金星(官至宰相)聘为塾师，后来他偶然发现红桃去某将领的帐中，当即痛苦欲绝。牛金星等人知情后，大摆筵宴，送夫妇二人还乡。

写得还颇有义侠气和人情味。《仇驴》篇写州民黄鸣梧之父被闯兵袁三所杀，黄用计将袁捉回，剖腹剜心，为父报仇，极其残酷。后袁转生为驴，自称即是袁三，又将黄啮得体无完肤，黄欲将驴杀死。有人劝他说：“冤冤相报，何时了也?不如含之。”作者并没有因闯军是“贼”便一味谴责，也得有因黄某是民，便予以偏袒，而是如实描写，主持公道。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曾对本书中的某些篇章，做过引申性的解释。在写到明末农民起义时，他认为是乱自上作，明朝覆亡是咎由自取。他也反对冤冤相报，并认为大善和大恶是可以改变“天命”的，大恶者当然要自吞其苦果的。

“天命”并不完全可靠，还必须辅以事功。纪昀的这些思想似可与本书互相印证。按照他们的逻辑，要消除冤冤相报的现象，必须人人归心向善，这也就是一种“内圣”的境界。

家国同理，大而言之，所谓冤冤相报，也就表现为“劫数”，表现为国运兴衰，朝代更迭。



描写妇女的篇章，是本书中最有文采的部分。在作者所写的妇女群像中，较为特出的有下面几种人：一种具有较为鲜明的政治色彩，如柳如是、陈圆圆、舒氏、云娘等人，她们对让会政治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在被卷入政治事件中时，也有自己的独特对策。

另一种可称为“名教外人”，如睐娘、宛在等人，她们的遭遇是不幸的，这种不幸表明了她们是“才女”，而不是所谓贤妇、烈女。还有双双、姜楚兰等人，她们始终身为“下贱”，更不知名教为何物。

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追求言行自主，人格独立，堪称为侠女奇媛。

作者对这些人是持肯定的、同情的态度的，这表明作者接受了明末新思潮的影响。

因而，读来颇可新人耳目。

写到这里，需对上述各种问题做一下归纳和辨析。

本书的主导思想，究竟是民族意识，还是“内圣外王”之类的道德观念或政治信仰呢?似不能否认作者具有一定的民族意识，但在作者的头脑中，道德原则等要比民族意识高一个层次。这也不难理解。满汉两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本来就有许多共同之处。在作者写本书时，上距甲申之际，已将近六十年了，清廷实行的是“满汉一体”的政策，几乎完全接受了汉族的传统文化。

作者本人是清朝的贡生和官员，这本身就表明了他对清朝的承认。在他自己的学生中也有旗人，他对这个学生的品德还十分推许，以“贤”称之(《李生孝友》)。

《张羽军》篇是写满人、汉人之间的生死之交的。吴六奇本是民族叛徒，但作者却从另一角度对他赞扬备至(《雪遘》)。持别是《两大文章》篇，写两件事一是明代遗民李因笃上疏辞官，一是署布政使司叶映榴遭遇兵变，自刎前上表自白。所谓“两大文章”，就指的是此二人的疏表。一个忠于明室，一个忠于清廷。作者则说：“近日李征君陈情辞职，叶方伯见危致命，忠孝之诚，洋溢楮墨，洵天地间两大文章也。”据以上可见，在作者看来，道德信念和政治理想(在本书中可以概括为“内圣外王”)，是高于一切的。当然用这种尺度来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未必全面，也未必适宜。但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强调道德，追求美好的理想是应有之义，至少应当承认这样的作品是一朵不可或缺的鲜花。

上引《四库全书总目》及《郑堂读书记》都对本书的艺术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清诗纪事初编》钮琇小传也说：“《觚賸》晚岁官高明时所作，遗闻轶事，往往而在。至于人物俊伟，笔墨修洁，同时撰述，殆难比数”。

三家的评述，都较中肯。下面，再做一点发挥。作者在诗词、古文、骈文等方面都足以名家，而且深得唐人小说的神髓。从总体上看，本书写得不野(粗鄙)不史(浮夸)，文质彬彬并非一般“札记”性文字，而是一种文学性很强的创作。但除了几篇传奇小说外，给人的印象是，作者是不讲究什么章法技巧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两句话，也许最能概括本书的艺术特点。

但作者并不是不懂为文之道，而是“庾信文章老更成”，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进入了一种“无技巧的技巧”的境界。《郑堂读书记》说“其文词皆哀艳奇恣”，实际上也有清丽淡远的，或质朴无华的。但不管文词具有什么色调，都是“修洁”的很美的文学语言。《四库提要》说本书“幽艳凄动”，这主要是就“情”说的，但也有写得幽默风趣的(如《英豪举动》、《黑漆漆》等篇)，或慷慨悲壮的(如《虎林军营唱和》等篇)。

本书写得真诚、坦荡，敢怒敢喜，敢颂敢骂，敢哭敢笑。总之，不拘一格，情动于中，便挥洒成文。

所谓“人物俊伟”，当主要指书中描写了许多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清官良吏，侠女奇媛等人物形象。连吴六奇，陈圆圆这样的人，由于作者调换了角度，也写得有些俊伟。人物的言行多用工笔来写，还有大段的诗意盎然的景物描写，对人物起到一种正的或反的烘托作用。有的景物还是通过人物的视角写出来的，人物与景物融为一体。但有些篇章似乎是率意写成的，有的只是一种简洁的白描，有的只是剪取人物生平的一个小小片段。聊聊儿笔，就把人物写活了。

说本书情节诡幻新颖，也确是这样。但作者似乎并不愿在情节结构等方面化费脑力，只是信笔所之，如实记载，便完成了一篇佳话或妙文。不少篇章虚实参半，甚至全篇都是理所当有，事所必无的假定性的情节。这种虚的、假定性的内容，大多出自作者的奇思妙想。如上文所引吴炎所说的，他死后双股上当各有一个“火”字，这当是作者因他名炎而联想出来的，而且还寓有身死名传的意思。这是一种锦上添花的文字，既诡幻新颖而又意在言外。还有，上引的和尚转世、阴间鬼徒等，虽然是小小情事却含义重大，并非一般的志怪文。以“小小”表现“大大”，而又写得文笔浑成，不露痕迹，这是不容易的。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作者的独特的高超的艺术创造力。

总之，本书写得如行云流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是文言小说中的精品。它同《聊斋志异》等书一起，曾对清代的文言小说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

最后，简单地说一下本书与后世文学作品的一些联系。

第一，它为后世的某些作品提供了创作素材。《圆圆》篇曾被改编为三种古典戏曲，《于家琵琶》篇曾被改编为两种古典戏曲。《蛟桥幻遇》的狐女故事曾有许多人写过，立意各有不同，并衍生出传奇小说《后会仙记》，主人公已是狐女的侍女。后来，又发展为日记体小说《叙事解疑》(即《扶风传信录》)，有些人还认为这个故事是弹词《义妖传》的素材之一。笔记小说《沉香街》在《夜雨秋灯录》中被改写为同名传奇小说。《新搜神记》中的简上事，似直接抄自本书。《谄虎》的故事，又见《儒林外史》。还有人据《睐娘》篇创作了长篇叙事诗。

第二，有些篇章可与他人的作品互相参证。

如《邵邑侯前生》、《雪遘》、《啖石丐》、《神僧》等篇，可与《聊斋志异》、《池北偶谈》、《香祖笔记》等书中的有关作品作比较研究。

其中邵邑侯事写的人很多。《圆圆篇》可与陆次云、沙张白、沈虬等人的《圆圆传》又吴梅村的《圆圆曲》等做比较研究。

第三，本书还为小说研究提供了某些资料。如《玉剑讹》、《文章有本》等篇是辨析某些小说作品的素材或立意的。《英豪举动》、《月涵》、《红娘子》、《樵隐》等篇，则是记载小说家的生平或逸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