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城》是《聊斋志异》描写爱情的优秀篇章之一。
这篇小说突破了“一见钟情”、“郎才女貌”、“男女欢恋”的旧有框架，把爱情建立在互为“知己”的基础上，热情歌颂男女主人公为情而死，为情而生，倾心相爱，生死不渝的坚贞爱情，抨击了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制度。其思想的深刻和艺术的圆熟，都令人叹赏。
委曲动人的情节是这篇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征诗择婿、割肉疗疾、殉情冥追、还魂自尽……，故事情节委曲复杂，引人入胜，令人泣下。
通过几经反复、曲折，出生入死，把一对倾心相爱，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青年男女写得十分动人，使读者为之感动不已。乔生对爱情的热烈、深沉、执着追求和不惜牺牲的精神品格被写得酣畅饱满、淋漓尽致，同时又层次分明地写出了连城性格的发展：由既追求爱情又不敢违背封建礼教，到在冥间先结夫妻、还阳后以死抗争，从而使一个血肉丰满、真实感人的“大家”出身的钟情少女活现纸上。生动的情节造成了生动的人物，情节引人入胜，人物栩栩如生，事与人相互辉映，达到了人物与情节的高度艺术统一。
在这篇小说里，情节不仅是作品的内容，而且是刻划人物、表现主题的主要艺术手段。
每一个重要情节同时牵动几个人，使其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征。例如在征诗择婿这一情节里，史孝廉的爱女与贪利、连城的爱才与对爱情的追求、乔生的过人才学与重知遇之感，都各自表现了出来。
割肉疗疾的情节更具表现力。在这一重要情节里，不仅乔生的性格表现得充分、突出，其他几人的性格也得到了相当突出的展示。
乔生的割肉和怒斥表现了他对连城真挚深沉的爱、自我牺牲精神和斗争的勇敢坚决。王化成的见死不救还嘲笑岳丈、连城愈后又仗势争夺，暴露了他的无情、自私、占有欲强烈的商人市侩本性。史孝廉在王化成面前的退让和以金钱赔偿乔生，显示出他的软弱与迂腐。连城无可奈何地“托媪慰谕”，反映了她既爱乔生、不满包办婚姻，但又受封建礼教束缚、缺乏强烈反抗精神的“大家闺秀”的性格特征。在一个情节里，将乔与王、史、连城的性格作了不同的对比，使各自的性格特征分外鲜明，从而塑造出几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发展，经历了由叙述故事为主，到以刻划人物为中心的转变。
如果说唐传奇是以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为主要特色，多为“一人一事纡徐委备，详其始末……”(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的故事体小说的话，《聊斋》则多在完整的故事的基础上精心刻划人物性格，塑造了更为鲜明、生动、复杂、完满的艺术形象。虽不乏纡徐委曲、扣人心弦、感人肺腑的故事情节，但其意不在“作意好奇”、以事引人，而在以事感人，在曲折复杂的情节中展示、充实、发展人物的思想性格，是以刻划人物为中心，以人物形象感动读者，小说的审美功能主要体现于人物形象的艺术感染力。
《连城》就是这样，其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就在于以委曲生动的情节塑造出乔生、连城这对感人至深的有情人形象。
这篇小说的创作是以刻划人物性格为中心的，从人物性格出发来组织材料、安排结构。为了刻划人物的需要，作者打破小说情节按故事时序发展的惯例，在小说开头先写了乔生的两件事。一是乔生与顾生友善，顾生逝后常周济其妻、子。
二是前县令器重乔生文才，县令死在任所，遗属困在异乡，乔生变卖家产护送县令灵柩和家眷回老家，往返两千余里。第一件事尚为乔在冥间得顾生相助留一伏笔。
第二件事则与后面所写爱情故事的情节毫无关系。作者为什么放在作品开头来写呢?是从人物性格刻划出发，一开始就写出乔生重知遇之感。而他之所以重“知己”，是因为“少负才名”，“年二十余，犹偃蹇”。因为怀才不遇，有志不得伸展，所以对器重、赏识他的“知己”，就能倾心相报。
这样，一开始就写出了重知遇之感是乔生最根本的性格特征。这样就揭示出乔生对连城倾心追求，以死相报的原因，揭示了乔生在爱情上重知己的基础是人际交往中“士为知己者死”的道德观。
这样，前两件事与后面的情节便在人物思想性格的内在联系上贯通起来了。
乔生由于怀才不遇而尤重知遇之感，当连城“赠金以助灯火”时，便在知遇之感的基础上产生强烈的爱情：“倾怀结想，如饥思啖。”及至割肉疗疾、殉情而死、魂追冥间，都是“聊以报知己耳”、“士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所以冯镇峦指出：“知己是一篇眼目。”(《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363页)这种知己之感是乔年生生死死、倾心相爱的情的核心，正如何守奇所评：“连城爱文士，乔年重知己，乃可死死生生。”(同上书第367页)这种知己之感已经剔除了荆轲、鲁仲连式的作为工具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内涵，而变为对怀才者无路的社会现实的不满之情。这种建立在双方相互了解、倾慕的知己之感之上的真诚相爱，是对“父母之命”、“门当户对”、“以貌取人”等婚姻观念的否定，大大升华了《连城》爱情的思想境界。因而《连城》所讴歌的这种以不满现实的知己之感为内涵的爱情就超越传统的“士为知己者死”的道德观念，而具有了批判黑暗现实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新的时代气息。
作品通过乔连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几经磨难的曲折情节，着力渲染他们倾心相爱的真挚热烈的感情。这样的描写，明显受到了汤显祖《牡丹亭》的影响。
所以王渔洋指出：“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冯镇峦说：“《牡丹亭》丽娘复生，柳生未死也，此固胜之。”(同上书第367页)汤显祖塑造的杜丽娘形象充分显示了人的“真情至性”的动人力量，给予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和宋明理学狠狠一击。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热情赞颂：“如杜丽娘者，乃可谓有情人耳。情不知之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
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连城》的写作可以说正是贯穿了汤显祖这一题旨的精神，通过乔生连城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反复磨难，写出了真挚爱情之动人、之伟大，有力地鞭挞了黑暗现实和封建礼教的罪恶。
汤显祖说“情不知之所起”，丽娘的情起于怀春梦梅，尚且缥缈。乔连之情则起于实在的知己之感，更为情深，且二人均历经死生反复，比之《牡丹亭》，确实“此固胜之”。应当说，《连城》继承了《牡丹亭》以情反理的精神，且更为深刻切实。曲折动人的情节使知己之感与一往情深契合无间，大大深化了作品主题，使《连城》放射出明清民主新思想的耀眼光辉。惜宾娘作妾一笔画蛇添足，泄漏出作者头脑中同情蓄妾的落后观念。
为了充分显示情的力量，作者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
割肉疗疾这一幻想的情节使乔生对连城的一片赤诚和痴情得到充分的艺术表现；魂追冥间更是表现了乔生对连城生死相随的一腔深情；连城的“先以鬼报”反衬出阳世的残酷压制、男女不能自由结合，是对摧残青年、扼杀爱情的封建礼教的强烈控诉。这些浪漫主义的描写把主人公倾心相爱的深情写得如火如荼、酣畅淋漓，有力地突出了人物性格和作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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