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鸿渐》虽不是《聊斋志异》里最好的一篇,却是代表性最强的一篇。
因为全书一些重要的主题,这一篇都触及了、包括了,或者关连到了。《聊斋志异》主要的题材,所提出的重要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所反映的时代、作者自己的政治倾向、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以及艺术表现上、情节结构上和描写上的一些特色,此篇都可作一典型。
《张鸿渐》的内容,总的说,就是以政治斗争作背景,来写夫妇关系和男女爱情的问题,从侧面写一次政治斗争,而从正面写封建社会中夫妇关系的问题。政治与爱情,是从古至今的一个大问题。
不要以为《聊斋》取了怪异故事的形式,就不能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相反,它用的是狐鬼故事的形式,而反映的却是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作者是以现实主义的方法提出这个大问题,并且进行了生动的描绘。
作为故事背景的政治斗争,发生在17世纪下半叶十分黑暗的时代。一个年轻的书生张鸿渐向社会恶势力奋起挑战。
所谓恶势力,主要是贪暴的官府和地痞无赖。全篇为我们塑造了三个主要的正面人物形象,张鸿渐、张妻方氏、狐仙施舜华。张居于全篇的中心,笔头跟着他走,他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方和他在一起时,即写方,写方与他的关系;施和他在一起时,即写施,写施与他的关系。
一个短篇,抓住一个主人公,跟住他不放,就可以主次清楚,脉络分明,给人以集中而完整的印象。否则就会头绪分散,手忙脚乱,顾此失彼。《聊斋》的作者,很懂这个道理。鲁迅所说的“叙次井然”,亦当包括此点。这不是《聊斋》的独创,而是中国史传文学传统的叙事方法。司马迁的《史记》即如此。
本篇一开篇,先以短短四句,简要地介绍张鸿渐的籍贯、年龄等概况。这是史传体的方法。
随后即提出问题,这就是书生们与县令的矛盾斗争。
将矛盾的性质、斗争的焦点,一一点明。卢龙令赵某,贪暴;矛盾的对方呢,“人民共苦之”。在被压迫、被鱼肉的人民中,“有范生被杖毙”,“同学忿其冤,将鸣部院,求张为刀笔之词,约其共事。
张许之”。这里只用了八九句,就交代了县令、范生、同学、张鸿渐等许多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为了写张鸿渐,写张鸿渐的故事所牵涉的斗争。青年书生联合结党,与官府作斗争,这在中国历史上有悠久的传统。汉朝有太学生的政治斗争。明朝有东林党的斗争,东林党之斗争,实质上反映了民主主义思想萌芽与封建主义统治的矛盾斗争。
到了清初,在统治者残酷统治下,这种斗争已日渐衰歇,不易抬头。本篇所写的斗争,虽然是一个地方的余波,虽已处于斗争落潮阶段的清初,但矛盾斗争的性质,与明末仍然是相同的。
写张的才能、名望和正义感,写他是一个见义勇为的有血性的书生,都只简单几句,概括叙出。因为这不是重点,仅为张、方、施的故事提出背景与条件。
以下跟着介绍方氏,写她对丈夫的影响。先概括地说她美而贤,随即通过对话,即对丈夫所进谏言或劝告,具体地、深入一步地描写了她的美而贤的性格。
先是有识见的一番拖后腿的道理,而后说:“今势力世界,曲直难以理定,君又孤,脱有翻覆,急难者谁也!”像这样的对话是写得很好的。对话中有口吻,有语气,有神态,是文言的口语,口语化的文言,从那声口语气中,表现出人物性格和神情态度,内心精神。使我们具体感觉到方氏有识见、有脑筋,想得深入周到。她心性温柔,说话宛转,而且充满了关心丈夫,爱护丈夫,忠实于丈夫的深厚缠绵的柔情与热情,她非常焦急,无限忧虑,一心只为丈夫着想,不为自己着想。
她不说:“你在外面闹,闹出事来,倒霉的是我。”若如此,就不能给人“美而贤”的印象。《聊斋》中写人物,最大的成功之一,就是对话传神,从对话中深入内心,透出神情状态,以写出性格与个性。唯其方氏如此美而贤,话又说得如此有情有理,才足以成为张的牵制力量,使张改变了主意,接受了方氏的劝告。“张服其言,悔之”。
方氏所讲的一番道理,实际上是作者要说的。全篇也正是通过人物、情节表现了这样一个主旨:反对书生参加反贪暴的政治斗争,而宣扬家庭夫妇的伦理关系。这样作者完全从世俗之见来看书生的此一缺点,故其深刻的“见地”,只成为“世故”,即所谓明哲保身者是。
此在蒲松龄的当时是很难免的。
作者在书生与坏官府的斗争中,显然是以最大的同情站在书生与人民一边,而以最大的仇恨反对贪暴官府的。篇中虽未正面写出来,但从那一笔两笔的勾勒,已可见其倾向性。
“赵以巨金纳大僚,诸生坐结党被收”。
这就攻击到县令赵某以上的官府。到第二次离家,即张跟地痞无赖的恶势力斗争,杀了甲,而后自首时,“赵以钦件中人,姑薄惩之。寻由郡解都,械禁颇苦”。明了非钦件,而坐以钦件;且真的由郡解都。
这就攻击到最高统治权力的附庸。
凡此等侧面几笔,攻击得很中要害。而且在全篇中主要是写张的受迫害遭磨难,张是个诚笃正直的书生,方是个贤淑能干的妇女,这样的好夫妇,弄到家破人亡,受尽磨难,自然引起我们痛恨那矛盾的对方:县令、大僚及最高统治政权。作者是以巨大的同情来处理张、方的遭遇的,是在同情的前提下反对张参与政治斗争的。
但官府如此贪暴,人民何以聊生?作者又同情仗义执言的义举。这怎么办?这就是作者的思想矛盾,是作者的苦闷,当然也反映了时代的思想矛盾与精神苦闷。解决此矛盾,平服此苦闷,就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看,有两条途径:一是像本篇结尾所表现的:儿子得了功名,自己爬上统治集团中去;有了此条件,就可以把书生与宦官的矛盾转为内部的问题,于是可以调解。“许即以金帛函字,致各宪台,父子乃同归”。
被杀的无赖甲父那边如何呢?“甲父见其子贵,褐心不敢复萌”。这是以势压,当然不能满意,故又说:“张益厚遇之,又历述当年情状,甲父感愧,遂相交好。”于是一团和气,什么矛盾也没有了。但这只能概念地写,因为以此来解决矛盾,显是幻想;以此来平服苦闷,显亦不能。
所以另一条出路便是寄幻想于佛道世界。篇中写了施舜华来去无碍、法力无边,还有什么现实的矛盾与苦闷呢?由这样的佛道超世思想,以否定现实世界,这样就得到了最彻底的解决。
《聊斋》中提出了种种社会问题和政治性问题,作者都不肯止于摆出矛盾,且要一一解决矛盾,以得结局。其解决的方法,就不外上述两途。
执着于现世,即由前一法,他所同情的受难者、悲苦者、良善者、正义者,自己也大富大贵;另一途即以否定现实的出世思想,或凭藉佛道超现实的力量,来平冤苦、救解祸难。因此作品的结局多是美满的。
前一条是阶级的烙印,后一条是时代的限制。
《聊斋志异》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它塑造了几百个有很强的现实性、很高的艺术性的活脱新鲜的男女人物形象。
这些人物形象都是属于三百年前特定的黑暗时代的,通过这些正反面人物形象所组成的丰富的彩绘的画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时代面貌和人们的生活理想。《张鸿渐》也是这样。
先说主要人物张鸿渐,作者寄予他以很高的爱护和同情。在当时黑暗政治与贪暴官府的压迫下,当其他同学仗义执言,发起斗争,约他创词共事,他见义勇为,慨然许之。
当迫害临头时,他即刻逃亡他省,不行贿以自免。
他是个有正义感,有热血良心的人,作者对他的同情和爱护,即从这里出发的。
在民间神话传说中,有个共同的规例,即在好人、可同情的人、不幸者、落难者,即当时黑暗时代与社会的受害者走投无路,没有了指望时,便有超现实的力量出于意外地来给以搭救。这种神话传说的主要的情节,反映了走入绝路的受害者的幻想,也同时反映了广大受害的人民的善良的愿望。
张鸿渐正是如此。在他绝望中,眼前忽见小村,有个老妪正出来关门。张向妪求宿,妪说不便留客,张说但容寄宿门内,以避虎狼。妪方答允,说是私容止宿,未明宜早去,恐主人闻知,将便怪罪。
张入门,倚壁假寐,忽见女郎出。这时张“急避暗处,微窥之”。
他十分体贴答允寄宿的老妪,怕她受连累怪罪之责;他努力收敛自己,正合其可同情的身份与具体处境;表现了他的诚笃,不因其“家无男子”,“一门细弱”,而稍有放肆越轨行为。这在当时社会是不可免的,故妪始说“不便留客”,女再说:“何得容纳匪人!”当时上层社会的男子就对女性而言,不是匪人是少有的。女问“其人焉往?”被逼于形势,故“张惧”。
这“惧”字,是他好品质的表现。并且“出伏阶下”。因为他犯了这人家的规矩,连累了别人。
等到受到女子另眼看待,引入舍内,摆出精洁的酒浆,设了锦裀,“张甚德之”。但还不敢放肆,也未得意忘形,只“私询其姓氏”。
看到几上有《南华经注》,“因取就枕上,伏榻翻阅”。
这也是简单的一笔细节描写,但其中是有丰富的内容。张的逃亡的痛苦和前途茫茫的繁重情绪都可以包括在内。忽然女主人推门进来,这完全出于意外,“张释卷,搜觅冠履”。
见出其慌慌张张,无可措手足的窘态。他此时的心情是多么严肃,他的为人多么本分,多么尊重女主人。
从这里,也可知上面就枕伏榻读《南华经》的细节描写,为后文此处“搜觅冠履”的情节发展留了余地;并且这些细节,也同时描写了舜华。因为《南华经》是主人的,舜华见其搜觅冠履,“即榻按坐”,说“无须,无须!”且“近榻坐”。到舜华提出“以门户相托”的话,张在流离之境,无路可走之时,见到这样一门细弱的人家,见到这样美貌多情的女子,却绝未想到这上面来,也决无半点苟且的念头。舜华的话,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思想中竟毫无准备,所以,“显然不知所对”。
但说:“不敢相诳,小生家中,固有妻耳。”在此具体考验中,张的诚笃不欺的好品质,有力地打动了读者,也正是这样诚笃的人,正在受着政治迫害,直到弃妻别家,走投无路。
但张在此逃亡苦痛之境,流离失所,内心孤凄,对此孤女所提要求,自不能不受感动,亦不能无情。所以当舜华言毕欲去,张即“探身挽之”。
是在榻上未离,故云“探身”。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的男性中心的思想也是有的。
从此,张的内心在施与方之间,入于矛盾之境。这种内心的矛盾,也充分表现了张的品质与性格。
但张在此矛盾中,并非没有倾向,妻的力量,对他还是更为巨大的。他不是没想到家中案情未了,迫害和祸难并未解除;但他不计自己的安危,情不能禁地难在舜华这个温柔之乡、安乐之家安住下去,一心只想到患难中的家里的妻子。这种心情一直存在着,但难于向舜华开口。他也决不瞒着舜华私逃,那是有负恩义的。
所以在心情实在难安时,他只好向舜华开口。他说得很老实,很诚朴,没有花招,也不绕弯子,只以乞求的口吻说:“卿即仙人,当千里一息耳。小生离家三年,念妻孥不去心,能携我一归乎?”舜华听了不高兴,话说得非常尖锐,压力很大。但对此张并不含糊其词,也不软弱;他义正词严,以指责而又十分委婉多情的口吻说:“君何出此言!谚云‘一日夫妻,百日恩义。’后日归念卿时,亦犹今日之念彼也。设得新忘故,卿何取焉?”
下文写了张一次假回家夫妇相见,两次写了真的久别重见。具体描写中都见出张之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即对夫妇恩义,看得比政治斗争更为重要,更为悬心。先叙儿女之情,非常缠绵悱恻;对政治斗争,对遭难的战友,也不是不关心悬念,但显然置于夫妇关系之次。
只在叙了家庭的温情之后,才“问及讼狱”,“问讼案所结”。
这正是作者思想的反映。但可注意的是张并非怯懦之人。他的接受妻的劝告,他的逃亡在外,都不完全是为了自己。
到了同村的恶少某甲狎逼其妻,他即“忿火中烧,不可制止,把刀直出,剁甲中颅。甲踣,犹号;又连剁之,遂死”。旧案未了,又出命案。
此时方氏叫他速逃,请自任其辜。
张决不同意。别事听妻的话,此则十分决绝:“丈夫死则死耳,焉肯辱妻累子以求活耶!卿无顾虑,但令此子勿断书香,目即瞑矣。”天明,赴县自首。他的这些行为都是未经仔细考虑和思想斗争的性格内心的自然流露,见出他绝不是那等软弱犹疑的人,绝不是那等胆小怕事的没出息的人。
杀甲、自首,和他答允参加对官府的斗争行为,性格是统一的,同时表现了他是个有热血有正义的人,只是思想上有问题罢了:即在夫妇恩义上,他是个有很高品质,有热血的刚正勇敢的书生。他一直怀念着舜华的恩义,在舜华前显得软弱,不知道怎么才好;但更感激妻子的恩义,第二次由太原逃亡中回家,见妻担当了一切家庭撑持门户的事,并且抚儿成立,赴都大比,即感激得涕下,说:“卿心血殆尽矣!”他虽仍念着舜华,但对妻的感激与敬爱,则始终坚定,从未动摇过。此皆有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在,唯其如此,故能动人。
在封建社会中,这样对于女子的态度,这样对妻子的态度,这样严肃不苟,诚笃无欺的青年书生,不只是个具有很高尚的品德的人,而且也是个思想进步的人。
因为不尊重女子的人格,奴役与玩弄女子,本是封建制度的特点与本质。作者以很高的热情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单就对妇女及夫妇关系这方面说,是当时进步的思想感情。
在夫妇关系上,作者把思想领导权赋予了张妻方氏。
文中写方氏美而贤:所谓美,在具体描写中也还是贤,即性格的美,因为文中并无一笔写其容貌姿态。
文中写方氏之性格用笔很少,且多用侧笔。但着笔无多,却暗示得很丰富,给人印象很深刻,见出作者塑造人物的本领。方氏的美而贤,主要是以深挚的心热爱丈夫,为丈夫分担忧患,不仅有主见,而且在患难中她能站得稳,担得起,真可谓助夫教子,撑持门户,竭尽了自己的力量。当张第一次真的回家叩门时,“方氏惊起,不信夫归”。
要“诘证确实”。她是时刻处于警惕戒备之中,决不麻痹大意,在家过太平日子。
这写得有精神。诘证确实后,方氏“始挑灯呜咽而出。既相见,涕不可仰”。她是坚强的,但并不是没有眼泪;她在开篇对丈夫规劝,但绝不是只有大道理,而且也有缠绵悱恻的爱情。等到张见儿卧床头,误认仍是舜华的幻弄,故笑曰:“竹夫人又携入耶?”方氏不解。而且见丈夫此时不悲喜交集,不伤心,反笑,说笑话,情绪如此轻松,自然生气。
因为自己独自在家如何咬齿忍受一切,担当一切,都是为谁?你岂不了解。故“变色”,说了几句责备的话。
这正写出方氏具体境遇及有血有肉的性情。而幻化出的假方氏,却“纵体入怀”,又说了那样吃醋的话。
一假一真,连接着写,不只情节的发展引人入胜,而且互相比照反衬,使人物性格显得鲜明,且更为深入。某甲被砍死后,方氏无一句别话,只叫丈夫速逃,她来担杀人的罪。在此严重关头,她是坚定的,强毅的;她不但不害怕,而且方寸不乱。更为重要的是日长月远中,她如何撑持门户,教育儿子。
作者在张由太原第二次回家的机会,侧面写了两笔,就把方氏的为人和品质,进一步地揭示给我们。张这次在太原改名换姓,赁屋授徒,已有十年之久。回来时于深夜入村,“及门,则墙垣高固,不复可越,只得以鞭挝门。久之,妻始出问”。见面情形也与上次不同,“张低语之。喜极,纳入,作呵叱声曰:‘都中少用度,即当早归,何得遣汝半夜来?’”上次一别三年,此次一别十年。
此时已惯于别离,炼锻已久,历练已深,年事亦大;且已抚子成人,并且娶了媳妇,“子妇已温酒炊饭,罗列满几”。此亦写方氏者。
十年间,如此尽职撑持门户,并且使家业日兴,复成深宅大院了,所以张满心感激,喜慰过望。
篇中的方氏形象,在封建社会中令人肃然起敬。
作者塑此形象,笔墨如此之简,而透入如此之深,其中当然有他自身的生活体验和切身的热烈感情寄寓于其中,这是很明显的。
篇中写舜华,是比较用力的。
除了那些法术,她实在宛如一个现世的人。那老妪当然是个陪衬人物,她先出场,是为舜华的出面先作准备与介绍。
她所说的,都表现舜华的身份与为人。她不借宿于张,一则曰:“家无男子”;再则直率地说出“恐吾家小娘子闻知,将便怪罪”。
这个有身分的人家,没有大人,是小娘子当家管事;这小娘子很讲规矩,不是个懦弱无主意、无才干的人,她治家甚严,仆人肃然尊之,不可轻视。通过老妪出面后的言谈,舜华虽人未出面,但其性格已跃然纸上。
很快,“有笼灯晃耀,见妪导一女郎出”。《聊斋》中很多超现实的美女出场,都写得有气氛,有情致,给人以丰富的感觉与难忘的印象;而且用笔极省,极简。舜华出场也是这样,我们并不能知道她是狐仙,她是作为现实女子出场的。她十分精明,一眼看到草荐,就盘问,老妪只好老实告诉出来,不敢隐瞒。
这个年轻美貌女子立刻发脾气,与老妪刚才所料想顾虑的完全符合。张出伏阶下后,她一见是风雅士,立即改容,责备老妪慢待了客人。
于是,引客入舍,以酒浆和锦裀来招待这落难书生。张此时私问老妪,才补叙出来,原来太翁夫人俱早谢世,止遗三女,这是大姑娘。
这初次出面,确实是当家作主的大姐气派。跟着即推扉而入,即榻上抚慰慌张失措的客人,并提出以门户相托的话。虽有点腼腆,但多么大方、爽朗,开门见山,不似世俗女子的忸怩作态。张怅惶地回说家中已有妻,她即笑着夸赞他的诚笃,十分自信,亦十分自负,不容对方再罗嗦,即干脆地说:“既不嫌憎,明日当烦媒妁。”这完全是个思想意识获得解放的女子;在三百年前,完全是个未来的崭新的女性形象。
舜华对张,在同居生活中,虽要掩藏自己的原形,但一旦被窥破,就坦白地告诉张自己是狐女,“如必见怪,请即别”。听张说想念家中妻子,即不高兴,说夫妇之情,“自分于君为笃;君守此念彼,是相对绸缪者,皆妄也”。她要求的是真心专一的爱情。张的一番自以为言之成理的解释,实际是肯定封建社会多妻与重婚的婚姻制度是合理的,不成问题。而舜华笑着说的“妾有偏心,于妾愿君之不忘,于人愿君之忘之也”。
实即反映了她的思想要求——即真心专一的爱情。这与封建的婚姻制度是不相容的。从这样的内心要求出发,她经过幻化试探,证实了张的心之所属,即不能容忍。但其内心并不是没有斗争,其始还为解说以自慰,以为“犹幸未忘恩义,差足自赎”。
但对其恩义的感激,究不是她所要求的专一真心的爱情。所以过了二三日,“终无意味”才决心送张回家去,成全他们。
这有两点可说:一是她先自慰,过了二三日才下决心,可见她有丰富的真实的人性和人情味;要不然,说分手就分手,而没有内心斗争,则此新的女性形象即成为缺乏血肉与真实感,也难动人。也即鲁迅所说“诞而不情”了。
《聊斋》中许多新型的属于未来的女性形象,都有此种特点。鲁迅所说“花妖狐魅,多见人情;和易可亲,忘其异类”者即此。二是若是证实了张心之所属,与自己要求的不合,而还马马虎虎,在自慰自解中维持下去,那就成苟且与无聊,也就降低了舜华的形象,不成其为新型的女性,故事也会大大减色。因之之故,舜华一经下定决心,用竹夫人送张回去,就显得非常决绝,决不拖泥带水:落地之后,女曰:“从此别矣。”张还想与她叮嘱几句,但“女去已渺”。她的这种爽朗不羁的性格,前面与张初见求婚,与自告是狐仙,即已表现得很明确。此不过是同一性格的发展,或在不同情境中同一性格的表现。
这种性格的统一,贯穿在全篇对舜华的描写中,到张再次被冤为钦件的罪囚,由郡解都时,她又出来搭救他。
她是一贯搭救他的。当初决心送他回家,也是成全其心愿,为他的幸福,决不是翻脸成仇,此时相见,所行所说,仍然极富人情,令人觉得她是个有真实感情,有血有肉的女性,并不是邈远不可理解的概念的仙人。
舜华为张去了禁械,送至太原;张问后会何时,女不答而去。凡此,我们对舜华就如对一个多年朋友似的熟悉,我们完全了解她定如此行事;或如此行事,正是我们所默识的舜华。作者塑造人物,总是抓住特征的要害,简单几笔,无论故事情节之发展如何曲折与巧妙,而其性格总是前后一致,具有统一的特征的。
狐所幻化的女子施舜华,主要是个独立自主,完全无视封建社会的礼法束缚,丝毫不要世俗观念的拘检,大胆地主动地择配,坚定不移地要求着专一爱情的女性形象。这在当时是一个完全的新型的女性形象。其中寄托了作者的爱慕与崇敬,糅合了现实和理想。
《聊斋志异》中,有无数这样的新的形象,都是根据现实中萌芽的新的人物,而加以提高,加以理想化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他(她)们都以超现实的面目出现,而又具有丰富的现实感和真实感。
他们是人,是理想化了的现实的人。使人觉得亲切,有血有肉,而不是概念的化身。
因此,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
总之,《张鸿渐》通过人形象的塑造所流露出来的作品的倾向性,是强烈而又鲜明的,是毫不含糊的。
撇开那庸俗的外壳(尤其是很概念的结局),此篇不只艺术水平高,即思想水平在当时也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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