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铎(明清小说鉴赏)

《谐铎》是清人沈起凤创作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

沈起凤，字桐威，号渔、红心词客，江苏吴县人。生于乾隆六年(1741)，卒年不详。乾隆三十三年(1768)中举，后屡试不第。曾当过安徽祁门县学教官，死于京城。

他创作的诗词、古文、戏曲和小说，在当时都享有盛名。乾隆南巡，官绅们献演的戏曲，大都是他所写。其作品大部散佚，留传下来的有《报恩缘》、《才人福》、《文星榜》、《伏虎韬》四种传奇，以及《渔杂着》、《红心词》、《续谐铎》等，而流传最广的就是《谐铎》，共十二卷，计一百二十篇。

《谐铎》历年刊印的版本有，乾隆壬子刊巾箱本、同治五年刊本、光绪十七年上海广百宋斋铅印本、光绪二十一年上海书局石印本、光绪二十三年上海文蔚书局石印本、宣统元年上海锦文堂书店石印本、1922年上海会文堂铅印本、1923年上海梁溪图书馆铅印本、1929年上海书局石印本、1930年上海大中书局铅印本、1932年上海新文化出版社铅印本，另有花近楼丛书本、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以及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小说史料丛书》本。

《谐铎》是受《聊斋》影响产生的作品。沈起凤在作品中写了大量耳闻目睹的奇闻逸事。

虽有狐有鬼，亦真亦幻，但“其中记载，颇多征实”(蒋瑞藻《小说枝谈》卷下引《抟沙录》)。

作者的写作有明确的目的。

《谐铎》的意思是借嬉笑谈事来行劝戒警世之实(铎是古时宣教政令时用以警众的大铃)。作者很清楚，“史贵铎而不谐”，即虽有矫正不良世风的美好愿望，但由于不善于用使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所以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而说部则谐而不铎”，缺乏正确道德观念的指导，反而更会败坏人心。所以两者应该结合，使“听其铎者但觉其谐，听其谐者并不觉其铎也”(以上引文见《钱湘舲序》、《殷星岩序》)，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作者的道德观念。

在具体叙写时，作者的这一意图可说是完满地实现了，这从作品的结构可以看出。

每篇作品都是前边一段故事，其后是以“铎曰”引发的议论。前之“谐”与后之“铎”的思想惊人的一致，议论中的道德训诫往往正是故事的寓意。因此，中国古代——尤其晚明——小说家们经常有的困惑，即既要坚持道德立场，又津津乐道地描写非道德的东西，两者出现巨大的反差和矛盾，在《谐铎》中几乎是没有的。正因如此，鉴赏《谐铎》便可以从鉴其“铎”而赏其“谐”入手。

作者长期飘泊在大江南北，接触到较为广泛的社会生活，这些在作品中有所反映。

但他是从特殊的角度，即“宋儒妙理”——理学的道德规范来评判种种现实问题。



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是以儒家学说作为支柱的。而儒学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学说，核心是维护社会整体的谐和稳定。

有人把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社会只有改朝换代的循环而无历史意义上的进步，归咎于儒家学说，不是没有道理。而作为一个恪守传统的儒生，作者正是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和谐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来架构其道德观的。



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和细胞。家庭的稳定，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作者把有关家庭的道德，作为他整个道德观的基本构件。《谐铎》中有许多写男女之爱与婚姻家庭的作品，系统地体现了作者维护家庭稳定，从而维护社会稳定的道德主张。

其主要着眼点，在于承认妇女与男子有某种相同的权力和义务。《营卒守义》中的陆某在当营卒时，与相貌异常丑陋的婢女宠奴定亲。

由于一度穷困潦倒，未能迎娶。

陆某后因武功屡屡升迁，当上裨将。回归迎娶时，宠奴已成六十多岁的老太婆。旁人劝他另谋新妇，他回答道：“昔贱今贵，仆命即彼命也。至面目可憎，仆初聘时，已详悉之。若以衰龄暮齿，则蹉跎之罪，应归于仆，又岂彼之咎乎?”可谓义正辞严。

但是，陆某与宠奴的相互忠贞不渝，并非是伟大的爱情。恰恰相反，只是一张毫无感情色彩的冷酷的道德契约。

双方一旦认可了这无形的契约，便失去了自由，终生成为契约的奴隶。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将鬓发斑白的老莱子为使老母开心而撒娇作痴称为“把肉麻当有趣”，而我们读到“结缡之夕，揭巾平视，象服珠冠，俨然命妇。及卸装就寝，数茎白发，毵毵复顶，自额及踵，略似人形而已”时，不禁会感到，这真是把残酷当正义。

作者称羡恪守封建道德的男女，必然要反对逾越男女之大防的行为。

在封建社会中，男子通常是非正当性行为中主动的一方。

因此，作者谴责的矛头也总是对着这种男子。

《色戒》和《菜花三娘子》，都是写丈夫对妻子不忠，经常在外寻花问柳，因而其妻也如法炮制。作者认为，这种事之所以不可为之，是因为“淫人妻者，妻亦得淫人报”，会造成家庭内外关系的紊乱，更何况“奸与杀近”，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两位妻子都未因此而被休，一个是“归家后，与妻颇敦琴瑟。倡楼伎馆中，亦杳无某生迹矣”；另一个是其丈夫说道：“此妇之不贞，亦上天所以报我也。汝请速归，仍完夫妇之好。”只要家庭恢复了正常，从而可以作为健康的细胞在社会肌体中发挥功能，即使违背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信条也可以容忍。

但这决不等于说作者认为妇女的贞节是无关紧要的。《两指题旌》赞美了一位年轻守寡，将独子抚育成进士的女子。这位女子一度被守节与欲望之间的冲突折磨得痛苦不堪，于是深夜去叩开借宿在家中的士子居室之门。遭到了士子的严辞拒绝。

她抢身欲入，士子急忙关门，夹痛了她的两指。她回房后自省，“羞与愧并，急起引佩刀截其两指”。欲望被压抑了。自此她心如槁木，一心苦守。

最终被官府旌立为节妇，予以表彰。作者并未将这位节妇写成“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而是地地道道的一位“转变中的人物”，因此可以认为，在作者看来，人的欲望有一定的合情性。

实则有史以来，人们便生活在欲望与社会规范的冲突中，这并非弗洛伊德辈的发明，而是个基本事实。

这两者大概数中国人概括得最好，曰“情”与“理”，或曰“天理”与“人欲”。

但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却解决得很差劲，要求什么“存夫理，灭人欲”，即以对个人欲望的扼杀来换取社会的稳定。然而欲望既是人的本能，一味地压制又怎能完全做到?

所以，作者显然没有相信欲存天理，必灭人欲一套，而是努力寻找两者之间的最佳调适点，因而对妇女的守节问题采取了较为通达的态度。

《节母死时箴》与上述故事基本相同。女主人公在欲火难禁时，也是悬崖勒马，终生苦守，终于得到节妇美名。但是她在临死时，却将一生因之产生的痛苦告白孙子和曾孙辈的媳妇，并留下遗嘱：“守寡之难，勿勉强而行之也。”所以她“后世宗支繁衍，代有节妇，间亦有改适者”。正因她的家庭中实行了这种愿留愿走，悉听尊便的政策，所以“百余年来，闺门清白，从无中冓之事”。对个人欲望的过度压制，会产生相反作用，不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因此作者认为，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这“至今犹有余臭”的事，责任在“卓王孙勒令守寡”。大约作者自己发现已经走得太远了，有“得罪名教”的嫌疑，于是赶紧辩白道：“昔范文正(仲淹)随母适朱，后长子纯祐卒，其媳亦再嫁王陶为妇。

宋儒最讲礼法，何当时无一人议其后者?”终因自以为与宋儒立场一致而心安理得。



在婚姻和家庭关系问题上，中国的封建传统保留最牢固。

因此，作者在对现行的礼法制度做了一些小修小补——可以预期，肯定会受到欢迎——之后，当然可以认为，他已经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情”与“理”的冲突。平心而论，这在解决后期封建社会日益尖锐的婚姻家庭矛盾方面，不失为一味良药。

但是当他在当时城市经济繁荣，商品经济的潮水汹涌而来时，列祖列宗给他的那套道德观念便不足应付了。

建立在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对商品经济是本能地加以排斥的。

因为在商品化的社会中，真正的神明是万能而又万恶的金钱。在那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观念要退避三舍，是不吃香的。《鄙夫训世》中那个富翁，便清醒地看到了聚敛金钱与纲常名教之间这种你死我活的关系。他总结自己经商致富的经验时，便公然攻击“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仁为首恶，博施济众，尧舜犹病；我神前立誓，永不妄行一善，省却几多挥霍。

匹夫仗义，破家倾产，亦复自苦；我见利则忘，落得一生享用。至礼尚往来，献缟赠纻，古人太不惮烦；我来而不往，先占人便宜一着。

智慧为造物所忌，必至空乏；终身只须一味混沌，便可长保庸福。若千金一诺，更属无益；不妨口作慷慨，心存机械，俾天下知我失信，永无造门之请。

”真是篇绝妙的《私有制宣言》。正是因为他将纲常观念彻底打翻，因此才能从“挟千金至吴门作小经纪”的小贩，迅速成为“积资巨万”的豪富。

要脸难得钱，要钱莫要脸，这便是商品化社会的法则。而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便是封建社会的崩溃——至于当时在中国能否实现，那是另一回事。

但对作者来说，这种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因此，在《谐铎》中，有十分之一左右的篇目是诅咒金钱和商人的。

《蜣螂城》是一篇讽刺性寓言。

遍体喷香的书生荀某偶随商船出海到一岛。岛上充满臭气。

而岛民铜臭翁等人却认为荀某臭不可闻。荀生来到了以粪涂墙，遍布蜣螂的城市，不慎跌入粪坑。经过这一番意外的洗礼，浑身气味改变，因而立即被岛民接纳。富商马某招他为婿，当他启程返乡时，又赠赤金数锭。

但荀某回乡后，却因奇臭而受到家乡人的憎恶，最后怀抱金锭而终。通过这个书生被铜臭气熏染的故事，作者表达了他对金钱极度厌恶的心情。

金钱是丑恶的，追逐金钱当然是危险的。某奇客施绝计将一枚铜钱变成车轮大小，然后离开。

一个无赖透过钱眼看到仙女们翩翩起舞的场面——可谓钱中自有颜如玉，不知不觉地将身子从钱眼中探过，至腰部时突然卡住。随后，钱便不断缩小。

幸好奇客及时赶到，无赖才免于一死。作者借奇客之口向一切已钻或欲钻钱眼的人发出警告：“廉为生门，财为死门。渠已从死门入，尚望从生门出耶?”

作者认为，商品经济的侵袭，应以传统的儒家道德对抗。首先应当修身养性，守身如玉，自觉抵御不良思想的腐蚀。《烧录成名》中的石韫玉，是作者崇拜的楷模。他“凡遇得罪名教之书”，皆“拉杂摧烧之”。

甚至将老婆的金手镯卖掉，买来三百多部“前朝掌故，名士着述，无可訾议”的《四朝闻见录》烧掉，仅是因为其中收有“劾朱文公(熹)一疏”。

但是个人的作用毕竟有限，而更根本的办法是建立一支恪守传统的强大官员队伍。

《道人神相》体现了经商致富与读书做官两者之间截然对立的关系，要求一切有为之士应放弃前者，选择后者。江阴某富翁四十余岁才得一子。

相士称这个孩子将来会有官运，但必须以消财为代价。富翁精心培育孩子读书，虽耗尽家财在所不惜。后来儿子果真登榜。然而这个儿子并未如作者所希望的那样拯危继绝，而是居官半载，一病而亡。

他一家也死于饥寒交迫中。这个故事的结局有很强的象征意义：靠读圣贤之书，经过科举成为有正统封建道德官员的道路，已很难走通。作者在故事最后打气的话“榜上名题，床头金尽”，“望子克家，宁甘破产，卒至填沟壑而不悔，翁亦人杰矣哉!”也徒然是精神胜利法而已。

正因如此，士子们不去读书求上进，而是钻进了钱眼，使得经商致富在与读书做官的人才争夺战中，不断扩大阵地。

上述《蜣螂城》中荀生的变化还是个暗喻，而在《书神作祟》中，作者直接表示了他对这种状况的反感担心。某生因祖上世代业儒不能致富，便弃学经商。书神显圣，告诫他：“若不早脱腰缠，则铜臭逼人，斯文沦丧，祸将及汝。”书生虽被书神作祟烧死，但作者的希望却没能在现实中取胜。



当然也有恪守传统道德的读书人渴望读书做官，作者便是其中之一。但由于种种原因，最主要的便是科举制的弊病，使他们的理想落空。作者揭露了科举场中的黑暗和做官途径的荒唐，从而导致官场腐败丛生的现象。

桃夭村是作者虚构的海外某地。

那里“山列如屏，川澄若画。四围绝无城郭，有桃树数万株，环若郡治。

时值仲春，香风飘拂，数万株含苞吐蕊，仿佛锦围绣幄，排列左右”。真是美若仙境的世外桃源。

当地官府在这春暖花开之时，开女科场和男闱。女子“以面目定其高下”，男子“试其文艺优劣，定为次序”，“然后合男女两案，以甲配甲，以乙配乙，故女貌男才，相当相对”。

应该说，这是非常公平的科举方式。但结果却是女无貌者与男无才者当上了状元。

原因是官府索贿，以钱多少定名次。

这多少还有个名义上的考试，更有甚者，干脆直接以钱买官。《镜里人心》中的某富商之子，先天被铜臭之气迷塞七窍。虽经高手疗治，但“文字窍”却未能打开。

因此，虽“聪慧胜于曩日，惟读书不能成诵”。而这个文盲，因其父“纳资捐职”，竟然也当上高官，“以布政司理问终”。

除了靠钱，便是靠门路，朝中有人好做官。

甚至有时闹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剧。一个去某地主持考试的官员，临行前去问座师某尚书有无需提掖者。尚书放屁抬身，考官疑其有密事相嘱，探身向前询问。尚书见状答道：“无它，下气通耳。”于是，一个卷子答得一塌糊涂，但姓名却是夏器通的生员便高中了(《泄气生员》)。

还有的干脆靠运气。

一个官府的下役熟读了家中仅有的一二十页书，竟多次对疑难问题对答如流，被上司当成饱学之士，“拔充礼书”。

此公学问不大，但却深谙“权力不用，过时作废”之道，“不一年，致千金产”。所以作者借某生之口叹道：“文人命运所到，享重福而邀厚名，皆此类也。”(《骡后谈书》)

官员的来源乌七八糟，官场自然清净不了。作者本指望靠他们恢复传统道德的一统天下，遏止物欲横流的世风，但他们却偏偏在见钱眼开方面，与商人同流合污。《棺中鬼手》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某县典史死后，其棺与一些穷人之棺一起放在某寺院内。半夜三更，各棺内都伸出手来，向借宿在这里的人讨钱。众鬼均以一钱为满足，只有典吏讨了数百文钱仍嫌不够。这正是贪官污吏们的写照。



还有一些官吏，只知一味阿谀奉承上司，以求得进身之阶。以至于乞丐为讨得财物欲学习谄媚之术，高宫家里的客人成为最好的教师(《贫儿学谄》)。

作者在耳闻目睹了当时官场黑暗腐败的大量现象后，对整个官僚阶层可以说彻底失望了。

以至于认为，关押在地狱中的饿鬼全部逃到人间，其中大部分当了县令(《森罗殿点鬼》)。

“牛信(权奸严嵩门下班头)之鬼益厉，化为千百万亿身，血食天下矣!”(《黑衣太仆》)

官场被无知无能，贪财好贿，阿谀好谄之辈把持，而作为维护传统道德的另一支生力军和官员后备军的“名士”队伍状况，也好不到哪里。他们浅薄无知，庸俗无聊，只会排斥异己，附庸风雅。

《穷士扶乩》所写的那个马颠，“能诗，工词曲”，只因是个穷士，所以“饥躯潦倒，薄游于扬，以诗遍谒贵游，三载卒无所遇”。于是，他闯入一个名士荟萃的盛大宴会，诡称明代文豪康海的阴魂附身，借扶乩当场作诗。

“诸名士齐声赞叹”，“席上互相夸奖，刺刺不休。且有引喉按拍，作曼声以哦者”。

真是洋相百出。趁此机会，马颠拿出自己的诗稿，请诸名士过目。被诸名士嘲为“此穷儒酸馅耳，何足言诗!”后来发现他们赞不绝口的康海之诗“俨然在列”，马上“默然不语，相顾色变”。正因如此，作者认为，名士之流与妓女是一路货色，靠沽名钓誉来混世。

(《名妓沽名》)

因此，那些真有满腹诗书和济世之才的人报国无门，只能沉沦民区，如同《儒林外史》中的四大市井奇人与沈琼枝一样。

他们中有的只能以渊博的学识作为乞讨的资本，靠给过路人讲解古书典故来换钱过活(《车前数典》)，有的甚至沦为窃贼(《能诗贼》)。不能参加科举，因而也根本不可能进入各级权力结构的妇女中，也大有人才。叶佩纕才气横溢，妙语连珠，解“矮”会意委矢，应读如“射”，而“射”系寸身，故应为“矮”。

虽是戏语，但可见其智慧的不凡(《虫书》)。

但是《儒林外史》中的四大市井奇人身上总还寄托着作者对黑暗人生的一线光明希望，而《谐铎》中的才子才女们却回天乏术，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只能在穷愁潦倒中了此一生。正如叶佩纕十六岁夭折，其才华只能用在地府里吟诗作赋而已。作者在这些才子才女身上，显然寄托有自己怀才不遇的身世之感。



既然命运没有给作者以及同他一样的既恪守传统道德，又富有才华的人提供任何修补已经千疮百孔的社会的机会，使他们的社会理想无法实现，那么，就只能采取逃避态度来对付。这是人生的最大悲哀。

当年孔子在到处碰壁后曾哀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此时，作者选择的归宿是皈依宗教。

不能兼济天下，只好独善其身。《谐铎》中有一些篇章带有自传性质，透露出他晚年信佛后的心境和思想。

《脑后淫魔》写作者陷入宗教迷狂后产生的幻象。他入定后觉得脑后之眼张开，看到几位自己在剧本中创造出的女主人公来勾引。

她们发现已被脑后慧眼看破，化成一堆败纸散去。作者“归家后，烧其曲谱，不敢以歌场绮语，至疑生平之有遗行也”。

而《葛九》和《娇娃归佛》所写的都是风尘女子。她们一朝回头，割断情丝恨缕，终身牢守青灯古佛，严持清规戒律，与世无争，心如死灰，只寄希望于西方净土。

这无疑也是作者给那些与自己处境相同的知识分子指出的道路。

作者是个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所以写出的小说有很浓的书卷气。

用纯熟的文言文，从容地创造出雅致的意趣，当然个别语涉淫秽的作品不在此列。阅读时，如在冬季漫天风雪的时候，坐在乡间瓦舍中的火炉边，聆听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娓娓讲述其生平经历和世相诸态，虽无海潮来去般的大张大弛，却如山间流水清澈叮咚，令人赏心悦目。

人们不一定接受他的道德观念，正如现代老年青年之间有代沟，但是不能不被饶有趣味的故事吸引。所以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七引《青灯轩快谭》赞道：“《谐铎》一书，《聊斋》以外，罕有匹者。”这是作者自觉地遵守了古代文言小说的创作规律取得的成就。

在构思、情节和结构方面，所有入选作品都是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与《聊斋》中有许多三言两语的逸闻不同。

因此《谐铎》更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观念。作者遵循严格的顺叙模式，围绕一事，组织冲突，单线发展，首尾相应。所以作品凝炼集中。其中的精彩之作，能在尺幅之内掀起波澜，扣人心弦。

《奇婚》最能代表这方面的特色。作品以书生文登与岳父的冲突为主线，组织了一系列矛盾冲突，情节曲折，故事生动，引人入胜。



作者将创作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故事情节方面，因而不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不刻意塑造人物形象。但在故事情节的进展中，经常根据人物的性格、职业、身份和特长，用白描手法进行外貌、行动和语言的摹写。寥寥数笔，活灵活现。

而一些讽刺性人物写得尤为成功。

同是描写名妓，一个是“面粉斑斓，唇脂狼藉，累然硕腹，大如三石缸；大步而前，仿佛运粮河漕船过闸也”(《名妓沽名》)。另一个是“两鬟堆茉莉如雪，着蝉翼衫，左右袒露，红墙一抹；下曳冰绡裤，白足拖八寸许蝴蝶履。见客来，不甚酬接，摩两臂金条脱铮然作响”(《苏三》)。都俗不可耐。

但作者还是写出了两人的鲜明个性。前者倚仗着自己“床席实工夫”名噪一时，所以目空一切，根本不屑于修饰装扮，而仍是来者如潮。

后者则是凭姿色当上“文状元”，身价随姿色而定，所以刻意修饰打扮；娼家是靠来客养活，因此虽自鸣清高，但又不得不挖空心思玩些小把戏来引人注意。

作者很善于根据人物的身份，设置一个最能表现其独特性的场景，让他展开行动，其个性特点自然凸现。



焦奇力大无穷。“一日入山，遇两虎帅一小虎至。焦性起，连毙两虎，左右肩负之，而以小虎生擒而反。

”但正是这个壮士，却被一只猫搞得焦头烂额：“倏有一猫，登筵攫食，腥汁淋漓满座上。焦以为主人之猫也，听其大嚼而去。主人曰：‘邻家孽畜，可厌乃尔!’亡何，猫又来。

焦急起奋拳击之，座上肴核尽倾碎，而猫已跃伏窗隅。焦怒，又逐击之，窗棂尽裂，猫一跃登屋角，目眈眈视焦。

焦愈怒，张臂作擒缚状，而猫嗥然一声，曳尾徐步，过邻墙而去。焦计无所施，面墙呆望而已。

”(《壮士缚虎》)擒虎易如反掌，搏猫窘追不堪，一个性格暴烈自负，而又头脑简单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有时甚至采用夸张的手法突出所写人物的某些性格特色。

有那么个县令见了上司是如此动作：“某(县令)投谒，禀见时，同僚具在。某即于仪门唱名，膝行至堂上，叩头以千百计，额上磊块坟起若巨卵。叩毕，袖中出金珠，潜置座下，又匍伏不起。公(上司巡抚)有怒色。

某仰首启白曰：‘大人是卑职老子，卑职是大人儿子。不到处，训诲可也。

’”(《怕婆县令》)虽说经过哈哈镜的折射，人的面貌外形有了变化，但其基本特点总还在。如果哈哈镜中完全是另一个陌生人，人们照时也不会“哈哈”了。

特别是在只用一两句话便能写活人物方面，作者的本领是惊人的。草鞋四相公强占了某民女，因此设酒宴庆贺。

虽说他“锦袍乌帽，绝类贵官”，却因脚穿草鞋受到了来客的羞辱。于是，他出外偷了一双靴子。

作者这样写他得胜回朝：“曳吉莫靴，铿然而至；翘其足置女膝上，顾盼自豪。”一副小人得志，不知廉耻的嘴脸。



《谐铎》的语言成就也很突出。人物描写语言已如前述，这里再只谈其叙事与状物的语言。



叙事语言平实晓畅，显得从容不迫。如《赛齐妇》中写妻子尾随夜间外出的丈夫一段：“一夕，鲜衣华帽，轩然而出。妇蹑其后，见匆匆入一枯庙去。亡何，短衣草履，发挽作旋螺状，悄步而行。至僻巷，有墙壁颇峻，出斧凿丁丁半晌，灰砖堕落如腐。

俄成一穴，大仅如斗，某探首蛇行而进。

妇急归，唤集婢媪，尽易男装，自乃高冠华服，伪作巡夜官；命婢媪取架上红帽戴之，并挟竹篦出门而去。至僻巷，伺于墙下。

四更许，某从穴中出。众擒缚而前，俯伏不敢仰视。

曳下责二十板，提裈而起。四围周视，而官役辈不知何往矣!”忽而夫，忽而妇；忽而家，忽而外。人物和地点来回变换，但叙事线索却一丝不乱，有条有理。虽不带感情色彩，而贬义自在其中。



作者擅长诗词的创作，所以在状物写景时，常有清新可喜之句。“时秋河亘天，露华满地，疏星明灭，隐红楼半角”(《十姨庙》)，骈散相杂，写景如画，极富韵律美。曾孝廉夜投留智庙，步出门外，“见垂杨夹岸，长板红桥，斜横春水。旁杏花数十树，有翠鸟啁啾其上。曾踏桥度岸，见一家园门洞开。徐步而入，文窗窈窕，绣阁参差。

循廊曲折，直达内寝。珠箔数重，琼钩斜卷。

水晶屏后，设珊瑚床一具，海红帐垂垂未下。角枕锦衾，麝兰喷溢。左横梳妆小几，镜匣未收，粉奁半启。胆瓶内碧桃小瓣，妥落脂合旁。

”(《梦中梦》)以曾孝廉的行动和目光所及为序，由远及近，从外而内，用充满诗意的语句，创造出恍若仙境的氛围，使人不得不叹服作者驱遣文字的功力。

正因作品在艺术上达到较高的水准，所以行世以后，雅俗共赏。吴梅就此评论说：“生平着述，以《谐铎》一书最播人口，几妇孺皆知。”(《渔四种曲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