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见于《淞滨琐话》第10卷。
《因循岛》是王韬文言小说的代表作。小说旨在讥讽清朝政府因循守旧，闭关锁国，表现了作者愤世嫉俗的“孤愤”之情。
所谓“因循岛”，就是腐朽的晚清王朝的艺术写照。
小说首先勾画了封建官吏的群像：县令出巡，“见前后引随者皆兽面人身，舆中端坐一狼，衣冠颇整”。
太守侯冠的官衙，“前门标‘清政府’三字”，“两旁隐隐有卧狼数头”，“见数狼来，各被冠服，立化为人，与项通款曲，一一由侯为之指示，则丞尉案吏及幕中宾僚也”。在这批衣冠禽兽的统治下，人民倍受盘剥，个个面黄肌瘦。
这伙豺狼还“专爱食人脂膏”，“每日输三十人入署，以利锥刺足，供其呼吸，膏尽释回。”作者还有意点明这批异种官吏都是“外来的”，“忽来狼怪数百群，分占各处，大者为省吏，次者为郡守、为邑宰，所用幕客差役，大半狼类”。作者这样写显然是影射清政府的异族统治。除此之外，作者还以苛县厉县令和巡兵的郎大人作为腐朽吏治的典型代表。厉县令“亦系狼妖，外示和平，而贪狡殊无人理”。作者用两件事写厉某的卑鄙无耻。
一件事是某乡绅恃势强夺邻家良田数十顷，厉某受贿枉法，致死人命。项生为其不平，请厉某主持公道，“厉笑曰：‘先生不知耶?绅子现居京要。得罪则仆不能保功名，况妻子乎?且民命能值几何?以势制之，彼亦无能为力。’”厉某还振振有词地说：“今日为政之道，尚言情理耶?吾辈辛苦钻营，始得此一官一邑，但求上有佳名，不妨下无德政。直者曲之，曲者直之，逢迎存于一心，酬应通乎百变。”这便是厉某的为官之道，然而又何尝不是封建社会大小官僚做官的诀窍呢?厉某这种欺下媚上、拍马逢迎的做法在郎大人出巡之时表演得更加充分。
为了迎接郎大人，他让出自己的县署作为行辕，“署中悬灯彩，饰文窗，地铺氍毹厚尺许，寝室则八宝之床，绣鸳之枕，锦云之帐，暖翠之衾，光采陆离，不可逼视。上下内外，焕然一新”。然而他也有疏忽的地方，夜宴之时，内史问有无歌妓应侍，“厉无以应，大窘，遽返西舍，饰爱妾幼女以进”。厉某少廉寡耻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然而他却“意气洋洋，若甚得意”，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种不遗余力的逢迎，是一定会有报答的。果然，不久，“途中哗然，厉升某府缺”。
腐败的政治就会有腐败的官吏，而官吏的腐败更加深了政治腐败的程度和速度。厉县令是腐败的下层官吏的代表，而郎大人则是腐败的上层官僚的典型。郎大人出巡，前有“德政牌”四块，上写“粉饰太平”、“虚行故事”、“廉嗤杨震”、“懒学嵇康”。
武士开道，观者侧目，官吏跪迎，甲兵乞怜。
夜宴时还要歌妓相伴。次日午时方起，起来还要大吸鸦片。
所谓巡兵就不过是收下了乒册，“是役所费不资，而不闻有所整顿也”。作者勾画了封建官吏的群像之余，集中刻画了这两个官吏的丑态，目的是抨击和揭露整个封建官僚集团。
然而，作者却始终为“岛主”回护。
狼类能变幻人形，致使岛主失于明察，不知下情。
狼辈本欲夺岛自立，但被岛主的信德所感化，“不忍相负”，便占据省要，做各地的方面大员，如此等等，都渗透着作者改良主义的思想和愿望。
王韬的文言小说在艺术上大多摹仿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因循岛》的构思立意显然是借鉴了《聊斋志异》中的《梦狼》。就两者的创作倾向而言，蒲松龄的《梦狼》借助寇贼(农民暴动)之手，惩罚了虎狼一般的知县及其爪牙，重在表现作者的劝善惩恶的报应观念。《因循岛》通过书生项某的眼见耳闻，对黑暗的吏治表现出强烈的不满，重在表现作者的愤世嫉俗的离异意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因其固有的阶级属性而不能不依附于统治阶级去实现自己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因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对统治阶级牢固的亲和意识。
正是这种亲和意识，使封建社会的读书人赴科举、赴仕途，力求一展生平抱负即使是身受打击，也保持着“九死不悔”的忠君与亲和。自屈原以来的进步知识分子总是把忠君与爱国联系在一起。可是，这种亲和意识的链条在元代的异族统治下被打断了。元朝的儒生在异族的歧视下，失去了旧日之社会优越感和社会责任感，渐渐以离异意识代替了往日对统治阶级的亲和。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便出现了暴露黑暗吏治的公案戏，寄托儒生理想抱负的历史戏，散曲中也大量流露出惧祸退隐，不与统治者合作的生活态度。在明代，失意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把这种离异意识表现为对统治阶级的怀疑和否定。
《三国演义》写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那种“知不能为而为之”的心态的艺术再现，而诸葛亮的失败，几乎每次都是由于阿斗的昏愦。《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每至一处，就扫荡乾坤，清除妖孽。
吴承恩笔下的皇帝，不是信佛，就是佞道，或者迷上狐狸精，总是在孙悟空的协助下，使政治清明，妖氛顿开，在孙悟空身上正是寄托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精神心态。然而，孙悟空的对立面，却是与最高统治者(天廷)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精灵妖魅，他们的下凡作乱，大多是为了试探孙悟空对取经事业是否忠诚。《水浒传》揭示了一场农民起义的覆灭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统治集团的欺骗，明显地流露出对统治阶级的信任危机。
《金瓶梅》中西门庆穷奢极欲，倒行逆施，正是最高统治者糜烂生活的缩影。
作者写他的不可挽回的灭亡，表现出作者对统治阶级的冷峻的否定。清代小说创作中，这种冷峻的否定发展到严肃的批判。
《聊斋志异》、《儒林外史》抨击和批判了腐朽的科举制度、官吏制度。《红楼梦》全面地批判了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婚姻制度、科举制度之及“经济之道”，揭示了封建社会大厦将倾的前景，既表现了知识分子对统治阶级的彻底否定，也表现了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悬崖撒手”式的决裂。
《因循岛》里的项生，初欲为民伸冤，竟被当作肥美的“贡品”。得遇侯冠，荐为幕僚，“日惟携仆出游”，打发时光。尽管心灰意冷，一旦事有不平，仍要请其“曲直所在”，又遭厉县令的耻笑。亲眼所见郎大人与厉县令的无耻行径，“颇愤然”，但也孤掌难鸣，无可奈何。
项生从心欲“补天”到无力“补天”，终于“不愿复留”，弃岛而去。读者从《因循岛》中不仅看到晚清时期腐败的社会现实，也看到了晚清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心态，这，恐怕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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