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记
在新文学中，日记之开始被人重视，似乎不能不推源于周作人先生的那一篇小文：《日记与尺牍》。因为作家之记日记虽然未必是由于周先生的鼓吹，但文学杂志上刊载作家的日记，却不能不说是多少受了周先生那篇文章的暗示。今天又在《论语》新年号上看到陶亢德先生的《劝友人记日记书》，劝友人书而在刊物上发表，大概是希望非友人也受一点影响的。同时又看到良友公司的广告，说今年将印行一部从未发表过的一个已故诗人的日记。同时，又看见了皇皇然的《文艺日记》的广告，大作家们非但自己记日记，还特地编好了“文艺的”日记册给青年们记。据说这本空白的日记册是“文学修养的模范”，又是“帮助写作的利器”，因为其中有“文坛巨子”来每月献一回辞的。
这样看来，我们的日记文学的前途，大概总很可乐观，说不定今年会是“日记年”了。
我对于日记的缘分，不知怎的，总不会好，虽然我也很喜欢看别人的日记。我几乎每年岁首都发愿要记日记，但记不上几天就中辍了。最近因为预备移居，整理一些书籍，检出了好几本日记册，大多是只写了最前几页乃至几十页，全本写完的几乎可说没有，我把这些日记称之为“残本”，预备编辑起来学郁达夫先生的办法，出版一本“日记九种”——喔，不止这些，我有十一种——今天横竖闲着没事，不免将来翻看一遍。
我的最早的日记是民国十二年秋间初到之江大学时所记的。用阴历记日，从七月十九开始到九月十三日终止，而中间还有失记的日子。这是一本普通的硬而小形厚抄簿，用蓝黑墨水横行写的，虽然是我平生第一本日记，但恐怕倒是我的记得最美丽的一本。
在七月三十日晚上，曾记曰：
晚饭后，散步宿舍前，忽见六和塔上满缀灯火，晃耀空际，且有梵呗钟磬声出林薄，因忆今日为地藏诞日，岂月轮寺有视典耶？遂独行到月轮寺，僧众果在唪经，山下渔妇牧竖及同学多人，均行游廊庑间，甚拥塞。塔门亦开放，颇多登陟者，余踌躇不敢上。
看放焰口至九时。
欲归，无与同行者。山径晦黑甚，立寺门口，不敢独行。
旋见×××教授女及其弱弟，方从大殿东遍出，望门外黝然者，亦逡巡莫知为计。
余忽胆壮智生，拔弥勒佛前蜡烛，为牵其弟，照之归校，并送之住宅前，始返宿舍，拥衾就枕，不胜其情怀恍惚也。
这一段故事，我后来曾经写过一篇小品文，并且似乎还做过一首七绝，可是，现在诗文都散失了。在八月十七日，也曾记了一条钱塘江边的夜景：
晚饭后，在程君房中闲谈，忽从窗中见钱塘江中灯火列成长行，凡及一二里，大是奇观。遂与程君同下山，在操场前江岸边瞭望，方知是夜渔也。欻忽间，渔舟绕成圆阵，灯火亦旋作阛形。皓月适照江心，如金刚圈绕水晶镜也。须臾，忽闻江上沙沙有声，则数百张网一齐撒下矣。波摇金影，目眩神移，生平未见此景也。
大概我在之江大学读书，在学问方面并未有多大长进，但在自然景色方面，倒着实享受了一些。那时我常常带了书本在江边沙滩上找一块大石头坐了看书，所以在这不到两个月的日记中，倒有十几处记着这种生活的。这里抄录三则：
下午二时后已无课，天气极好。在江边读《园丁集》。（七月二十三日）今天未进城。上午睡觉。下午携《渐西村人诗集》一册到徐村江边大
石矶上坐读，颇艰涩，不数页即废辍。
（八月二十日）
今日课毕后，从图书馆中借到拜伦诗一本，携至山下石桥上读之。尽花生米五十文。（九月初七日）
我的第二本日记是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时所记。那是一本艺学社监制的毛边纸稿本。
每页十行。我记得当时曾买了两本，一本蓝色印的，一本是红色印的。蓝的那一本上专记些典故或摘录些自己欣赏的好句，所以题名叫做“座右漫录”。红的这本是日记，封面上题着四个蹩脚北魏体字：“残年日记”。底下还标明着：“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这是分作两行写的。
这本日记似乎记得很勤，因为其中只失记了三四天。而这三四天也是为了随父母到杭州去而停辍的。但是因为在大同大学读书的时候，生活非常单调，环境又不好，故所记的内容实在没有第一本日记那么有趣味。而且又因为生活单调的缘故，这一本日记中，记事的地方很少，而记思想的地方却较多了。记事的地方，即使文字浅陋，因为那些事很值得回想，所以现在翻出来看看也还很有味，至记思想的地方，则因为弱冠时的思想毕竟幼稚得很，现在看来却觉得可笑了。十一月七日，星期六。这天晚上，大概很空闲，所以写了八页日记，最后一节很妙：
同舍许君今天买回了一本《小说世界》（十二卷二期），其中第一篇却颇有意思。
该篇题名《未嫁》，系署名“春野”君所作。读后颇有些回味。此篇内容只是说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曾经有人给介绍过婚事而未曾实现。后来那男子出外去了，在某天遇到了他从前的学生，告诉他那女子尚未出嫁，因而那男子凄然生了一些回忆。
情节只是如此，而且那篇小说的描写艺术方面也并
不好。但是我之所以说它好者，因为作者的情绪之体会，竟使我读后登时起了强烈的共鸣。即此一点，它使我充分地愉快了，不禁也悠然地回到我的“记忆之国”里去了。
真的，婚姻这回事真是一个miracle。它会有一种莫可名状的情绪给予当事人。所以即使只曾经有人把一双男女提起过配偶的话，即使这提议始终没有实现，然而这被拟议的两人之间从此就会发生一种神秘的同情心。
这种同情心往往是很真挚的，很深沉的，有时或许比此两人的真正配偶所给予他或她的同情心尤为伟大。但以上所说的只限于在被拟议婚媾时双方默许的人，若当时就变色拒绝的两个互相蔑视的男女，是永不会发生这种同情心的。
这可以算是我当时对于一种半新旧的媒妁婚姻所发表的感想。其实，从“记忆之国”这些话看来，似乎当时也曾经有所忆念，可惜现在已不能追邈当时的情怀了。
我对于时事的关心，并且还下批评，似乎也是这时候开始的。在十二月六日，曾记着：
今日在闸北有市民大会，不知召集之团体何名，但知其目的为倒段而已。此时倒段，殊为根本滑稽，盖自郭李倒戈去张而后，老段地位根本摇动 矣。从而呼号以倒之，岂非俗所谓打落水拳头哉，不武也。
这算是我的时评。
我的第三本日记是从民国十五年一月一日至四月七日，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国民日记”。第四本日记是民国十七年七月间所记，大约是暑假中忽然高兴，想再记一些日记，但这个毅力只坚持了十几天就中辍了。这两本日记中都没有什么使我引起回忆的材料。
第五本日记是我生平所用的第一本日本制日记册。那是昭和四年（民国十八年）的“新文艺日记”。这本日记从一月一日记起，到二月三日止，二月四日、五日似乎也曾记过一些什么事，但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撕去了这两页，无从查考了。三月五日这一页上写了“灯下随笔”四个字，以后每一页上便记了一条读书随笔，已不是日记了。
这时候，我一方面在家乡教书，一方面与望舒、呐鸥诸人在上海办水沫书店，同时又是新婚时期，故所记的大都是这三方面的事情。这里抄录三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