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戏

虞长孺序解脱集曰：“大地一梨园也，曰生曰旦，曰外曰末，曰丑曰净。”希腊诗人巴拉达思诗曰：“我们可以把人生称为一个舞台，每一个角色都得在这台上用艺术去表演，有的嬉笑地做一出滑稽戏，有的严肃地做他的苦戏。”古今东西两诗人，对于人生的态度，盖似同而实不同也。这里，可注意的是巴拉达思所谓“用艺术去表演”一点。

把人生于世的一切行动，看做在舞台上演戏一样，虞长孺的意味是以为那是很随便的事。

语曰逢场作戏，又曰官场如戏场，可知中国人以为在戏场上做戏这件事情，是丝毫不必认真的。大地既是梨园，人生便是串戏。戏如何串法？很容易。只要心血来潮，在紧张场面上的悲旦也不妨插科打诨。文绉绉的书生，若嫌不足动人心目，也不妨平空加一幕全武行。扮明朝的官，可以穿清朝的衣服。扮唐朝的公主，可以穿马来女儿的草裙而艳舞。一切服饰表情歌词说白，全可不守规律，因为反正在做戏，做的人知道是戏，看的人也知道是戏，守了规律法度，也不能使戏变成真事，何必当真！也许你说，这是说的新戏，若论旧戏，规律法度，非常谨严，哪有此事？不错，旧戏不能那么随便，哭是哭，笑是笑，甚至哭法笑法都有尺寸。可是最好的做戏的人也只能严守他们的法度，该哭的地方准得哭，该笑的地方准得笑，该说三句话，决不说四句，该走方步，决不走斜步。

他哭了，看客知道那算是悲伤，看客可不觉得悲伤。也许他们反而笑了，因为看他哭得没眼泪。他若是笑了，看客知道这算是欢喜，可是看客不觉得也欢喜。也许他们反而有点吃惊，因为他笑得有点像怪叫了。说三句话的地方说了四句，配角儿便接不上嘴来。

走错了便是乱台步。戏子在舞台上的时候，该记着的只是戏的规矩，而不是他所表演着，或说代表着的人物的行动情感，看客对于他的注意也只注意于他守规矩到如何程度，而忽略了他到底表演出了剧中人的行动情感没有。虞长孺，可以代表中国人，尤其是一些达观派的哲人，既然对于做戏的
观念如此，那么把人生比之于做戏，其对人生的看法也可以明了了。上焉者守规律法度而使人无真切之感，下焉者便简直是“胡调”过一生了。

若用巴拉达思的话，要用艺术去表演人生的戏，这实在是和虞长孺的话含义相反。在巴拉达思，并非说在舞台上做戏比在天地间做人容易。做戏之难，就难在“用艺术去表演”。

现在先问，不用艺术去表演则如何？答曰那是做戏（重读做字）。做戏，则看客所看见者止于戏而已。奇怪，难道用了艺术去表演，做出来就不是戏了吗？试问彼时看客所看见者是什么东西？答曰，当然不是戏。那么难道是真事不成？答曰竟是真事。于是又不得不问，难道真有起死回生的关云长到舞台上来单刀赴会吗？答曰自然真是关云长，可不是起死回生的。三国时候的关云长也是人做的，难道现在的人不可以做关云长吗？用艺术表演的戏，其效力应该不得像真，而简直就是真。扮关云长者如果止于像关云长，那还是在做戏。要扮关云长者简直就变做了关云长，那才是我所谓做的不是戏。做的不是戏，那才是顶好的戏。可是话也得说明白，所谓像关云长与变做了关云长，这其间的分别在看客们也许是极少有人能辨别得出来的，但在那戏子自己却是冷暖自知的事。然而说到这里，我觉得还没有发挥尽“用艺术去表演”这句话的意思。一客不烦二主，仍旧拿扮关云长者来做例。你以为我说要扮关云长者自己觉得自己变做了关云长那才是顶好的表演吗？还没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一层楼，却要使扮关云长者自己觉得自己到底并不是变做了关云长，而是变做了一个比关云长更大胆更忠心的超关云长，那才是顶好的表演。说到这里，我想最好得提起一下亚历斯多德在他那一卷名著《诗学》中所说的关于模仿的理论。其言曰：“吾人之状人，亦必优于实际之人，或劣于实际之人。”包龙图未必真如戏台上那样的正直庄严，但因为戏台上的包龙图是那么样的超于可能以上的正直庄严，于是妇人小子知道包龙图是一个很正直庄严的人了。曹操未必真如戏台上那样的奸恶，但戏台上的曹操是那么样的超乎可能以上的奸恶，于是妇人小子知道曹操是一个奸恶的人了。这一种夸张作用就是所谓艺术。如此说来，扮关云长者简直就变了关云长其人，也还没有尽其能事，然则岂非做戏比做人更难乎？若做滑稽戏而不嬉笑，做苦戏而不严肃，那简直是该撵下舞台去的家伙了。惟其做戏比做人难，所以巴拉达思要把人生比喻做舞台。谁在人生的舞台上用艺术去表演各自所担任的角色呢？我想，至少总不是虞长孺之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