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

当我占据了A字舱第三号床位之后，底下的第四号床位便被一个肥矮的不相识的旅客所占据了，除了一只手提皮箧及一条毛毯外，他没有别的行李。船没有开行，他就躺在床上了。他在看一份报纸。《新申报》！

和一个汉奸做旅伴了。我想。

医生来验防疫注射证明书，头办来收船票了。我一瞥眼看见了他的船票。姓林，到香港的。

到香港去有什么活动吗？我心里在发问。

晚间，当我从甲板上散步了回舱时，那第一号和第五号床上的旅客已经在和他很高兴地谈话了。他们说得很快，似乎是福建话，但和我的福建朋友们所说的全不同。因为我连一个单字也听不出来。

糟糕？被汉奸们所围困了。我点旺一支烟，爬上了自己的床铺，开始为这不快意的旅途担忧了。

第二天，我除掉因为取纸烟，取盥洗具之类的必要而回舱一次以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甲板上。我在甲板上抽烟。我在甲板上看书。我在甲板上散步。我憎厌回进那个舱房里去。但是每当我回进去一次，那个第四号床上的肥矮的旅客总是躺在那儿，看书，看报，或是和第一号及第五号的旅客谈天。他看的书是一本薄薄的《寡妇日记》，而报呢，还是那份两大张的隔日《新申报》。

一天的报纸，怎么看了一晚和一日还看不完呢？这位先生倘若定全年的报纸，势必在第二年的除夕才看得了上一年的新闻。我这样想。

第三天的午间，船停在厦门和鼓浪屿中间的海峡里。出于意外的，那第四号床上的旅客忽然起身了，他换齐整了衣裳，匆匆地到外边去引进了另一个旅客来。同时他招呼了一个茶房，说着很勉强的国语：“我到鼓浪屿，这位先生，我的朋友，他行到香港去。”说着他给了茶房一些小费。

那广东茶房尽管叽咕着“呒可以，呒可以，买办要呒可以格”，但那姓林的到香港去的旅客终于挈了他的皮箧和毛毯走了。

在他们办理交替的时候，那第五号床位上的旅客用普通话悄悄地告诉我：“这两个都是台湾人。”

“台湾人？”我问。

“唔。”

“你呢？”

“福建。”

“你们是朋友吗？”

“不是！”他似乎很不高兴。“我们从来不认识的。我是在马尼拉做生意的。”

“那你们说些什么话呀？”

“那个台湾人老是说日本人怎么样怎么样好！”
“你们呢？你们对他说些什么呀。”

“唔，我们骂日本人怎么样怎么样坏！”
我不禁失笑了。这该抱怨我一点也不懂得福建话。

这时那鼓浪屿上来的旅客已经也沉默地躺在床上了，但是，忽然，那姓林的又匆匆地回来了。还有什么话要交代吗？

他不预备上鼓浪屿去了吗？我这样推测着。

可是全不对，他是回来捡遗忘掉的东西的。他在枕头底下看看，又在床底下望望。

郑重其事地把他所遗忘掉的东西捡了去：一本《寡妇日记》和一份三天前的《新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