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云南大学

昆明终于被轰炸了，云南大学终于也轮到了。据无线电报告员的说法，它已经“Smashed”了。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我感受了一种奇异的情绪的紧张。因为云南大学是最后一个未迁移的国立大学。是最后一个被炸毁的国立大学，尤其因为是我在抗战三年来所任职的地方。我看见云南大学怎么繁荣起来，我看见它怎样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一个最高学府，现在，当我离开它不久，它也终于遭逢到这悲壮的厄运。虽说是早已预期着的，但是一旦竟实现了，却总不免使我感到甚大的悼惜。
云南大学的校舍，在抗战以前，恐怕是全国国立大学中最不好的，但是，在抗战以后，无疑地它成为全国国立大学中最好的了。

民国十二年唐继尧省长独资建造的会泽院大楼，是云南大学的主要校舍，它那法国式的杰阁崇楼，是使迁徙到西南去的大学生意想不到的。一个从统一考试分发到云南大学去的江西学生，曾经在他的作文簿上天真地表示了他的惊讶。他以为西陲边僻之区，那得有这样堂皇的建筑物。近二年来，这雄踞在昆明城北，而俯瞰着翠湖的会泽院，不但为数千学生攻读之所，而且举凡一切关系着抗建大业的学术会议，差不多全是借它做会场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中国科学社年会，中国经济学会大会，民族学会成立大会，尤其是最可纪念的集会。然而，现在，我想第一个炸弹一定是落在这大楼上的。

国立云南大学的前身是省立云南大学，省立云南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东陆大学——这是唐继尧省长出资创办的，唐自署东大陆主人，故学校即名“东陆”——而私立东陆大学的前身则为贡院。除掉会泽院及科学馆两座大楼是新造的以外，其余的校舍都是就旧有贡院房舍修葺改造的。这些屋舍，虽然显得破旧，但是从历史意味上讲起来，其对于云南文化的价值，却比那两座洋楼重要得多了。袁树五先生所著滇绎谓“数百年科举人才皆出其中”，而光绪年间又曾“添号舍至五千”，可见当时规模之大。现在这五千间号舍虽已无存，但那画栋雕梁的衡鉴堂与至公堂却还是庄严地存留着。

至公堂现在是云南大学的大礼堂，又兼作大教室用。二梁上还留着一块匾额，文曰“乾坤正气”。我何以还能很清楚地记得这块匾额呢？这是应当提到同事某君的妙语了。

某君是教历史的。因为他的功课排在清晨第一小时，多数学生常常迟到。一个冬天，某君到至公堂去上课，一个学生也没有。等了一二十分钟，才陆续地赶到了。某君便指着这个匾额对学生说：“这里本应该有乾坤正气。可是我来的时候，既不见一个‘乾’，也不见一个‘坤’，只有我这么一团‘正气’而已。”这是至今还流传在学生口中的幽默话，现在呢，我想这孕育乾坤正气的大堂也该毁于敌机了吧。

在会泽院之东，校长住宅之前，有一个小小的六角亭子，这是风节亭。我常常劝在那亭子里温读功课或晒太阳的学生抬起头来读一读那块小匾额上的文字。原来这是明末滇贤王锡衮殉节之处。王锡衮，禄丰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致仕后适逢沙定洲之乱。沙定洲把他拘禁起来，逼他草奏表，请朝廷正式任命他为云南藩镇。王锡衮不屈于威逼虐刑，在这风节亭上作诗一首，绝食而死。这可以算是云南文人之不为伪组织恶势力所移的一个典型。当此国难时期，这个凛凛有生气的亭子屹立在西南一大学府中，实在是对于青年颇有意义的事。然而这个亭子早已欹斜了，早已用三根木头支撑着危局了。经过了这一次的炸震，我想，它即使没有直接受到炸弹，也该已倒坍了吧。

明末永历帝到云南的时候，这贡院又曾经做过这个末代帝王的最后一个行宫。云南大学所可以纪念的倒并不是这一段使人感慨的史实，而是改作行宫的时候所张挂的一副门联。这也是袁树五先生告诉我们的。那联语曰：“文运天开，风虎云龙际会；贤关地启，碧鸡金马光辉。”我觉得这副对联很表示了当时的云南，真是一个中兴根据地的气象。如果吴三桂稍稍有一点国家民族观念，而不演出金蝉寺那一幕叛逆的悲剧来，明朝是不会亡的。然
而，明朝终于还是亡掉了。贡院的行宫又冷落下去成为清朝的贡院。渐渐地这贡院又热闹起来，许多文士想从那里在新朝中求官觅爵。热闹了二百余年又冷落下去，到最近又成为抗战建国的文化机关。如今这个文化机关又被摧残了。抱着残书，不免要开始过一种艰苦的流离迁徙生涯的一二千大学生，现在正作何感想呢？如果一想到五华山上，平西王的宫殿也已成为陈迹，我想他们总应该毅然地决定其前路吧。我在这里寄予无限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