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记念

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鲁迅在日记上写道：“下午雨。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为记念。”这一天所作的文，就是《为了忘却的记念》。在文章的末尾，鲁迅也记下了写作月日，但却是“二月七——八日”，好像这篇文章写了两天。这篇文章有七千字，需要写两天才完成，这是极有可能的。但是我以为，鲁迅这样记录，并非表示这篇文章写了两天，而是因为文章中说：“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可知柔石被害的准确时日，没有知道。鲁迅虽然在日记中写了“前年是夜”，在文尾却更准确地写了“二月七——八日”。可见鲁迅这样写的意义，还是为了记念柔石。

这篇文章发表于我主编的《现代》杂志第二卷第六期，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出版。

我在二月二十八日写的《社中日记》里曾交代过，大意说此文本来应当在第五期上发表，但是因为文稿到达我手里时，第五期已经排版完成，来不及补编进去，不得不搁迟一个月，才能和读者见面。

无论如何，鲁迅在二月八日肯定已经写成了这篇文章，如果在二月十五日或迟至二十日以前交到我手里，我一定有办法把它排进三月份出版的第五期里，让读者可以早一个月读到。但是事实上我收到这篇文章已在二月二十日以后。然则，从二月九日至二月下旬这十几天里，这篇文章在哪里呢？

柔石、殷夫、胡也频等五位青年作家被害之后，鲁迅曾在愤怒和悲痛的情绪中写了一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发表在当年四月出版的《前哨》月刊《纪念战死者专号》上。在那篇文章里，鲁迅控诉了“敌人的卑劣的凶暴”，但没有提起五位青年作家的姓名，而且仅署了笔名L·S。

对统治阶级的暴行的愤怒，对被害的革命同志的哀悼，在鲁迅心中始终不能消释。

它们被勉强压抑了整整二年，终于在这个二周年纪念日又爆发了。这就是鲁迅自己说的：“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这里所谓“积习”，不应该理解为写文章的“积习”，事实上是革命的同志爱的“积习”。

在这篇文章里，鲁迅说出了五位被害青年的姓名，说出了他们被害的地点和年、月、日，还说出他们被迫害的情况。这些都是以前报刊上从来没有公然透露的，在鲁迅的文章中也是从来没有这样直言无忌的。但是，尽管如此，鲁迅写这篇文章，还是竭力保持“沉静”，琐琐地叙述他和柔石、殷夫的友谊交往，完全从悼念青年文学朋友的角度着笔，而没有像《前哨》上发表的那篇文章那样地厉声痛斥“统治者”。

鲁迅给《现代》的文章，通常是由冯雪峰直接或间接转来的，也有托内山书店送货员送来的。但这篇文章却不是从这两个渠道来的。那一天早晨，我到现代书局楼上的编辑室，看见有一个写了我的名字的大信封在我的桌上。拆开一看，才知道是鲁迅的来稿。

问编辑室的一个校对员，他说是门市部一个营业员送上楼的。再去问那个营业员，他说是刚才有人送来的，他不认识那个人。这件事情很是异常，所以我至今还记得。

后来才听说，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先生不敢用，才转给我。可知鲁迅最初并没有打算把这篇文章交给《现代》发表。
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也有点踌躇。要不要用？能不能用？自己委决不下。给书局老板张静庐看了，他也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才决定发表，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犯禁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

于是，我把这篇文章编在《现代》第二卷第六期的第一篇，同时写下了我的《社中日记》。

为了配合这篇文章，我编了一页《文艺画报》，这是《现代》每期都有的图版资料。

我向鲁迅要来了一张柔石的照片，一张柔石的手迹（柔石的诗稿《秋风从西方来了》一页）。版面还不够，又配上了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画《牺牲》。这是鲁迅在文章中提到并曾在《北斗》创刊号上刊印过的。但此次重印，是用我自己所有的《珂勒惠支木刻选集》制版的，并非出于鲁迅的意志。这三幅图版还不够排满一页，于是我又加上一张鲁迅的照片，题曰：“最近之鲁迅”。这张照片，并不是原件，是我在仓促之间从鲁迅和别人合摄的照片上剪截下来的。我现在已记不起原件是什么样子，仿佛是鲁迅在宋庆龄家里和萧伯纳合摄的。但并不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那一张。那一张是鲁迅、萧伯纳、蔡元培三人的合影，就是鲁迅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一文中提到过的。在那一张上，鲁迅的姿势不是这个样子。萧伯纳是在同年二月十七日到上海来的，所以我题作“最近之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