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宣言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队在上海吴淞发动了侵略战争，以蔡廷锴将军为首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阻止了日本军队的推进。不久，蒋介石和日本军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结束了战事。这次战役虽然不到三个月，但使上海的经济、文化、民生遭受到极大的破坏。几乎所有的文艺刊物都停止了。

日本军队全部撤退之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安定，文化出版事业正待百废俱兴。上海现代书局老板洪雪帆、张静庐计划创办一个文艺刊物。这家书局，在战事以前，曾出版过几种左翼文艺刊物，如《拓荒者》、《大众文艺》等，都被国民党禁止了。在国民党的压力下，他们又不得不出版宣传民族主义文学的《前锋月刊》，这个刊物，幸而被日本侵略军的一炮轰垮了。

现在，这两位老板，惊心于前事，想办一个不冒政治风险的文艺刊物，于是就看中了我。因为我不是左翼作家，和国民党也没有关系，而且我有过办文艺刊物的经验。这就是我所主编的《现代》杂志的先天性，它不能不是一个采取中间路线的文艺刊物。

于是，我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出版的创刊号《现代》上发表了一个《创刊宣言》，全文如下：

本志是文学杂志，凡文学的领域，即本志的领域。本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由上海现代书局请人负责编辑，故不是狄义的同人杂志。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希望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

因为本志在创刊之始，就由我主编，故觉得有写这样一个宣言的必要，虽然很简单，我却以为已经够了。但当本志由别人继我而主编的时候，或许这个宣言将要不适用的。
所以，这虽然说是本志的创刊宣言，但或许还要加上“我的”两字为更适当些。

这个宣言是在发稿前夜匆匆写成，文字未经仔细思考。第二条所谓“普通”的，意思是“一般性”的。第五条所谓“标准”是指稿件取舍的标准。所谓“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意味着从文艺观点来审定的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五四”运动以后，所有的新文化阵营中刊物，差不多都是同人杂志。以几个人为中心，号召一些志同道合的合作者，组织一个学会，或社，办一个杂志。每一个杂志所表现的政治倾向，文艺观点，大概都是一致的。当这一群人的思想观点发生了分歧之后，这个杂志就办不下去。《新青年》、《少年中国》、《创造》，都可为例子。我和现代书局的关系，是佣雇关系。他们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动机完全是起于商业观点。但望有一个能持久的刊物，每月出版，使门市维持热闹，连带地可以多销些其他出版物。我主编的《现代》，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可以把我辞退，另外请人主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的《现代》绝不可能办成一个有共同倾向性的同人杂志。因此，我在《创刊宣言》中强调说明了这一点。我主编的各期刊物的内容，也充分贯彻了这个精神。

但是，许多人看惯了同人杂志，似乎不能理解文艺刊物可以是一个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万华镜，对于我主编的《现代》，总爱用同人杂志的尺度来衡量。早在一九三四年，已经有人说这个刊物是不左不右，亦左亦右。谷非（胡风）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引“第三种人”的文艺观点来评论《现代》上刊载的创作小说，好像巴金、沉樱、靳以等作家的小说都是遵循“第三种人”的理论创作的。显然他是把《现代》看作“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了。近年来，有些文学史家，理论家，提到《现代》，有的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动文学刊物”，有的说是“一度以第三种人面目出现”，有的说它“提倡所谓‘现代’观念”。我觉得全不中肯，他们没有一个人曾看过全份《现代》，更没有看过我的《创刊宣言》。

《宣言》的最后一条，可以说是我的预见。我个人事实上只编了《现代》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共十二期。从第三卷第一期起，杜衡（苏汶）参加了编辑任务。这一改变，不是我所愿意的。当时现代书局资方，由于某一种情况，竭力主张邀请杜衡参加编辑工作，并在版权页上标明二人合编。杜衡是我的老朋友，我不便拒绝，使他难堪。但心里明白，杜衡的加入，会使《现代》发生一些变化。编辑第三卷和第四卷的时候，我竭力使《现代》保持原来的面貌，但已经有些作家，怕沾上“第三种人”的色彩，不热心支持了。编到第五卷，由于我和鲁迅先生为《庄子》与《文选》的事闹了意见，穆时英被国民党收买去当图书杂志审查委员，现代书局资方内哄，吵着要拆伙，我感到这个刊物已到了日暮穷途，无法振作，就逐渐放弃编务，让杜衡独自主持。不久，现代书局资方分裂，张静庐退出书局，另外去创办上海杂志公司。洪雪帆病故。现代书局落入流氓头子徐朗西手里，我和杜衡便自动辞职。徐朗西请汪馥泉接手主编《现代》，只出版了二期，因现代书局歇业而停刊了。我和杜衡编的《现代》，至第六卷第一期止，共出版了三十一期。以后的《现代》，可以说是另外一个刊物。

辞去《现代》编务以后，杜衡和韩侍桁、杨邨人合作，办了一个《星
火》月刊。这个刊物，才可以称为“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他们隐然有结合“第三种人”帮派之意，我对杜衡的这一倾向，极不满意，因而连朋友交情也从此冷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