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以讲幽默话著名的英国作家萧伯纳从香港来到上海。消息前几天已知道,上海文艺界不免有些轰动,大家准备着参加欢迎会,或看热闹。但谁也不知道届时由什么人或团体去欢迎,也不知道萧到上海之后如何安排日程。按照过去情况,英美作家来上海,总是由英租界当局邀请一些英租界的上海名人设宴招待。法、比作家来上海,就由法租界当局邀请法租界的上海名人设宴招待。这些租界名人当然都是高等华人。萧伯纳到上海,几乎可以肯定是由英租界当局招待的。但是,不管是谁招待,我反正连“矮子观场”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既非高等华人,又非新闻记者。
但是我要为《现代》杂志找文字和图版资料。前一日,得到正确消息之后,我就去找《申报》馆的摄影记者李尊庸,约定他供应萧伯纳在上海活动的全部照片,并且要求他专为《现代》摄取至少一张照片,不得供应别家报刊。这一张照片,我可以用高价收买。李尊庸一口答应,我感到很高兴。
不过李尊庸当时也还没有知道萧伯纳到上海后的行止如何,我就去找林语堂。林语堂在家,正有客,而且电话铃声很忙,我不便多耽搁,就直接向他打听欢迎萧伯纳的计划。他说:将用中国笔会的名义在世界社招待萧伯纳和上海文艺界及新闻记者见面。又说:萧在上海只停留一天,会后就回到船上,当晚就开船离沪。最后,林又说:“你也是笔会会员,你到世界社来罢。”我谢了他的好意,就辞别了。
当时我觉得很奇怪。世界社在法租界,是一个中法文化联谊机构,为什么在世界社欢迎萧伯纳?又为什么用中国笔会的名义?事后才知道,英租界当局不愿意用官方名义招待萧伯纳,因为萧氏此行是私人游览。用笔会名义招待萧伯纳,只是在世界社的一小时,真正的主人却是宋庆龄和蔡元培。林语堂没有把宋宅的招待计划告诉我,是为了保密。萧伯纳在宋宅的时候,门禁森严,没有几个中国记者能进去采访,也是为此。最近看到天津出版的《鲁迅年谱》,关于此事的记载是“一同乘车到世界学院访问了笔会,与五十余名各派各系的作家、艺术家会晤”。这是有错误的。萧伯纳和鲁迅等并不是去访问笔会,笔会始终只是一个空名,没有机构。参加世界社招待会的多数是新闻记者和鲁迅所记录的“为文艺的文艺家,民族主义文学家,交际明星,伶界大王等”。不能说是“各派各系的作家、艺术家”。我也没有去“躬逢其盛”,因为我知道,即使我进得了世界社的大门,也刚刚够一个“矮子观场”的资格而已。
过了几天,李尊庸送来了七八张照片,我在二卷六期的《现代》上选刊了六张,其中有一张是《现代》所独有的,可惜现在我已记不起是那一张了。有一个上海文人张若谷,一贯喜欢自我宣传,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不知以什么记者的名义,居然能混进宋宅和世界社,每逢摄影记者举起照相机的时候,他总去站在前头。萧伯纳在世界社靠墙壁坐着,让记者摄影,张若谷竟然蹲到萧伯纳背后,紧贴着墙壁。记者没有办法,只好把他也照了进去。洗印出来的照片是:他的整个身子都被萧伯纳遮住了,只从萧伯纳肩膀底下探出了一个头面。这张照片使我很厌恶,但是我当时还不懂得照片可以涂改,就只好照样给印出来。
萧伯纳到上海,我虽然没有参加欢迎,但《现代》杂志却可以说是尽了“迎送如仪”的礼貌。二月份的《现代》发表了萧的一个剧本,四月份的《现代》发表了萧在上海的六张照片,当时想有一篇文章来做结束,可是找不到适当的文章。幸而鲁迅寄来了一篇《看萧和“看萧的人们”》,是一篇最好的结束文章,可惜文章来迟了,无法在四月份和照片同时发表,于是只得发表在五月份的《现代》。同期还发表了适夷的《萧和巴比塞》,这是送走了萧伯纳,准备欢迎巴比塞了。萧参远在莫斯科,得知上海正在闹萧翁热,译了一篇苏联戏剧理论家列维它夫的《伯纳萧的戏剧》来,介绍苏联方面对萧的评价。这篇译稿来得更迟,在十月份的《现代》上才刊出,它仿佛也是鲁迅转交的。(按:这位萧参,或者是瞿秋白的笔名,当时瞿正住在鲁迅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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