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被捕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丁玲在上海寓所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过了四五天，文艺界差不多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但各报刊都保持沉默，不作报道。当时，《现代》三卷二期，即将在六月一日出版；全稿正在进行三校，我就在最后一页《编者缀语》中加了一段，全文如下：

本期中本来还可以有一篇丁玲女士的近作，但她还来不及写成之前，
在五月十四日那天，我们就听到她因政治嫌疑被捕了。一个生气跃然的作家，遭了厄运，我们觉得在文艺同人的友情上，是很可惋惜的，愿她平安。

我竭力压低愤怒的情绪，反正目的只是要把这件暴行公告于天下，这样写也就够了。

恰好这一期《现代》上有一篇戴望舒的法国通信，题为《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谛运动》，我就紧接着在报道丁玲被捕消息的这一段后面，加上了一段：

法西斯主义弥漫了德国，德国的文艺家大半流亡到异国去了。我们要请读者特别留意本期的法国通信。我想借这一段为“指桑骂槐”，斥责蒋介石的法西斯暴行。不幸望舒这篇通信里把法国作家纪德说成是“第三种人”，引出了鲁迅的一篇批评文章《又论“第三种人”》。这样一来，读者对这篇通信的看法就不同了。人们以为这篇通信的作用是“第三种人”想拉纪德为“护法”，而不去注意它的主要内容。

因而我这一段《编者缀语》似乎也没有人体会其意义。

在三卷三期《现代》（七月一日出版）上，我编印了一页图版，题为《话题中之丁玲女士》，有一段图版说明：

女作家丁玲于五月十四日忽然失踪，或谓系政治性的被绑，疑幻疑真，存亡未卜

这一段的语气比较游移，因为当时所得种种消息，似乎丁玲颇有生命危险，我不敢再明白肯定她是被捕。所以说“疑幻疑真”，表示我也不清楚事情的真相。下面一句“存亡未卜”是告诉读者，还没有正确的消息。

但是，和这一期《现代》同一天出版的《涛声》（曹聚仁编），却刊出了一条消息：《丁玲已被枪决》。这条消息立即引起了全国广大文学青年的愤怒和激动，鲁迅也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悼丁君》诗。接着，我收到各地读者的许多来信，有些信要求介绍丁玲的生平及作品，有些信要求《现代》编刊追悼丁玲专号。我选了两封信，附以答复，发表在三卷四期《现代》（八月号）的《社中谈座》栏内。

第一封是署名司马焦的读者来信，要求我们介绍“丁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同样要求的来信很多，可见有许多读者需要更多了解些丁玲。我就几乎像写丁玲小传那样作了答复。另外有一个署名陈文俊的读者从“广州高等贫民窟中”寄来了一封长信，这是一封很为突出的读者来信，其内容分为四段，今节录如下：

“在法西斯毒雾之下，左翼作家还在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

“丁玲继胡也频们五个青年作家之后也被××暗杀了。左翼作家们倘是依然不做声，那么第三个也许就轮到你了。”

“我希望丁玲之死，你们能够替她出一个专号纪念她。不可能时，至少也要出一个特辑之类。并且，从此以后，更应认清了目前的大势，执着一个目标，向前奋进，向前努力”

“希望《现代》能提示一个目标，领导一般青年，现代的青年，向前进”很明显，这封信的作者是同情所谓“第三种人”的。他猛烈攻击左翼作家，而且希望《现代》提出一个“目标”来领导青年，大有鼓动“第三种

人”招兵买马，拉起山头，自成一个文学派系的意味。《现代》从三卷一期起，由我和杜衡（苏汶）合编，给文艺界的印象，确实好像《现代》已成为
“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或机关刊物。但是我并没有这样的设想。杜衡加入编辑，我是被迫于某一种形势，不能不同意。我未尝不估计到杜衡参加编辑以后，《现代》可能受到影响。因此我和杜衡有一个协议，要使《现代》坚持《创刊宣言》的原则。尽管我们对当时的左翼理论家有些不同意见，但决不建立派系，决不和左联对立，因为杜衡和戴望舒都还是左联成员。

这位来信的陈文俊，不知是何许人。他这封信的内容，也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含有这种意味的信，我们收到的还有，不过这封信写得最为爽直明朗。我认为这封信是有代表性的，它是在敦促《现代》表态。因此我就选取这封信，附以答复，一起发表。

对于来信的第一、二段，我只是简单地说明：关于丁玲的事，在未得到最后的确实消息以前，我们并不准备有纪念特辑之类的举动。对于来信的第三、四段，我这样写了答复：

至于要《现代》提示一个领导青年的目标，我们觉得很惭愧，我们提示不出。因为一个文艺杂志的目标，在目下的中国，无论装得怎样进步，总还是不够领导青年的。对于真正从事于革命行动的青年，我们不敢居于领导的地位，因为事实上他们做的工作已经比我们有效果得多了。但对于一般安于逸乐，昧于危亡，没有看见中国社会种种黑暗、没落、残颓的景象的有希望的青年们，我们愿以《现代》为一面警惕的镜子，使他们从这里多少得到些刺激和兴奋，因而坚定了他们的革命信仰。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了。

我们深信文艺的最大功效，就不过是这一点点刺激和兴奋。所以，一年以来，我们从不愿意作过分的夸张，以为号召读者的宣传。我们愿意尽了一个文艺杂志所能做的革命工作，但我们不肯虚张声势，把整个革命工作放在文艺杂志的目标上以欺骗读者，而结果是既没有革命，也并不成为文艺。

丁玲被捕，竟会引出《现代》杂志的读者来信要求《现代》杂志提示目标，领导青年。丁玲是左翼作家，她的被捕，竟会引起青年对左翼作家的攻击。这两种现象，都出于我的意外，几乎认为是不合逻辑的事。但是，事实毕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我以为，这里反映着当时一般文学青年的思想现实：他们对文学和革命的关系，对革命文学的路线和目标，都有所怀疑，有所不理解，因而对一些基本概念没有明确的认识。

这几段答复，记录了我当时的文艺观点，有些措辞是很不适当的。我用了“我们”，是代表《现代》杂志，代表这个杂志的两个编者：我和杜衡。《现代》停刊以后，我和杜衡分手。杜衡和韩侍桁、杨邨人去创办《星火》月刊，结集一部分青年，提示了他们的目标，拉起了一座小山头。这个刊物才成为“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有意识地和左联对立了。直到抗日战争期间，韩侍桁在重庆发表了一篇文章，宣称在团结抗敌的新形势下，“第三种人”不复存在。这些行动，和我都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