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扬·古久列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三月，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东北抗日义勇军纷纷起来和日满军队斗争。但由于执政者畏怯抗日，义勇军得不到足够的支援，未有巨大的战果。一九三三年春，国际联盟派了一个以英国李顿爵士为首的调查团到中国来调查。这个调查团是帝国主义者互相讨价还价，密谋调整他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组织，调查了两个月，回去向国联提出了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是偏袒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当年八月，蒋介石召开庐山会议，决定停止抗日。这就无异于同
意丧失国土，默认伪满政权。全世界正义人士，闻知此事，舆论哗然，群起抗议。

“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决定在上海召开远东反战大会，以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为中心议题。这次会议，早先听说将由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为主席。后来到中国来的代表团却以英国的马莱爵士和法国作家古久列为首，巴比塞没有来。

远东反战大会于九月三十日在上海秘密召开，当时很少人知道，我也不知道。伐扬·古久列是法国著名作家，《人道报》主笔，文艺界对他最为注意，《现代》上也译载过他的小说。十月二日，他和马莱爵士出席了上海电影文艺界同人主持的晚宴招待会，才公开与上海文艺人士见面。他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有记者给摄了影。这个照片，我发表在四卷一期《现代》（十一月号）上，还有一幅许幸之为古久列画的即席速写像。

十月三日下午，我得知古久列住在伟达饭店（今淮海路上），就打了个电话去，要求访问。得到他的允许之后，我就和杜衡同去，还找了一位震旦大学同学，当律师的法学博士，一起去为我们传译。古久列让我们在他房间里的阳台上谈话。我送了他两本《现代》，一本是有他的作品的，一本是新出版的。我们谈了一些中法两国文艺界的情况，最后我们要求他给《现代》写一篇文章，作为这一次来到中国的纪念。他同意了，但是他明天就要回国，没有时间写长文。我们说：不敢要求写长文，只要能留一个书面谈话给中国作家就很感谢了。他答应我们明天早晨写，写好就交给饭店的帐房间，约我们明天中午去取，而那时他已上船了。接着，他要求我们也和他交换一个文件，谈谈当前中国文艺界的情况。他要我们尽早写成寄去，他预备参考一下，在法国作关于中国文学的报告。我们答应他写这个文件，并且告诉他，这个文件将寄给现在巴黎的戴望舒转交。

果然，他没有失信，我于十月四日午后到伟达饭店取得了他留交的文章。一共是抄本纸四页，题目是《告中国知识阶级》。（按：应当译作《告中国知识分子》，当时译错了。）我们就把全文译出，发表在十一月份的《现代》上。

发表的文本，已被国民党检查官删去了几处，但此文如果他们要删净，除非全文禁止，故作者的观点，依然很清楚，现在节录三段于此：

“这里，在中国，资产阶级和地方军阀的必然的腐化，是因贪吝的帝国主义者的龌龊的活动而变得加倍的厉害。同时，本国和外国的支配势力更陷全国大众于永久的贫困与愚昧中。中国的贫困，它本身就是统治者权力的保障，而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不过是阶级斗争的谑画式的影子而已。”

“一切能够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应当采取联合战线，来对付国内的叛逆及国外的榨取者的进攻。而且只有由一些革命的优秀分子——这些分子，我曾经会到过几个的——来领导着，才能达到胜利。”

“只有忠实、勇敢、勤劳的大众开始抬起头来的时候，中国才能发现她从新走上文化之路所必需的精神条件。”

“除了社会主义的文化之外，中国便没有其他的福音。”

这些话，在上海的国民党文化检查官并不重视，他们用红笔勾删的都是直接指斥国民党反动势力和法西斯的文句。但在内地各省的国民党省党部，却有读了此文而大惊小怪的。听说，在某些省里，这一期《现代》是撕去了这二页而后才准许发售的。
古久列这篇文章的手稿，我一直保存着，希望有机会补足被删去的原文，重新发表。

可是，在十年浩劫中，这份手稿被“革命小将”毁了。

古久列回国后，我们也履行诺言，写了一份关于中国文学现状的简报。关于左翼文学的情况，我们估计他肯定已有了第一手的资料，因而我们写的简报，侧重在非党作家的文艺活动，仿佛也约略报道了“第三种人”的论辩情况。文章不长，译成法文，似乎也只有五大页。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戴望舒，托他转致古久列，以后就没有关于此文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