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二月,《文汇读书周报》刊出了一幅漫画:《文艺茶话图》,画着三十年代的一群文艺作家。这幅画出于当时漫画家鲁少飞之手,在一九三四年文艺综合性刊物《六艺》上发表过。十多年前,香港的《开卷》杂志上也重印过。这回,大约《读书周报》编者有兴趣,又重印了一次。有人剪下这幅画,拿来问我:这些人画得像不像?我看了一下,凭我的回忆,我说:都很像,连神气都画出来了。不过只有一个人不像,那是彭家煌。
来客又问:鲁少飞是何许人?我说:三十年代上海第一流漫画家。
来客问:你认识吗?
我说:认识,不过不熟。
来客问:此人现在哪里?
我说:不知道,四十年没听到他的消息了。
再也想不到,上月在《新民晚报》的《夜光杯》中看到徐淦同志的一篇文章,才知道鲁少飞还健在,而且仍在上海隐居着。
“四人帮”粉碎以后,我常常怀念许多长久不知下落的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朋友。
在那个十年间,上海文艺界各方面的活跃人士,都有同声同气的交谊。文艺作家、戏剧家、电影家、洋画家、漫画家、木刻家,经常有机会在一起闲谈,不是在宴会上,就是在茶室里,或者在电影院里、舞场里不期而遇,年龄都在二十五至四十之间。有不少人,虽然没有成为知交,但给我以很深的印象,他们的风度和工作,都使我钦佩。
后来,文学创作的朋友,一个个随着萧军“出土”了,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去参加文代会,见到了许多面目全非的老朋友,还有不少未见过面的老神交。只有我所怀念的画家,还有好些人不知下落。当年《时代画报》这一群人,只有叶浅予、丁聪还有作品发表,张光宇、正宇兄弟都下世了。庞薰琴、雷圭元,我联系上之后,不久都作古了。
陈士文在法国学画十年,抗战时才回国,我在临解放前,才在上海西门路找到他。解放以后,便无来往。八十年代初期,才知道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也已去世。他留在上海的一百多幅超现实派油画,在“文化大革命”中,
被他的老母亲烧光了。丁衍镛也在香港,很不得意,只当了一个中学美术教师,也早在一九七八年逝世。
周多和郭建英,都为我编的《现代》杂志画过很好的封面和装饰画,解放以后,没有见过他们的作品。前年,台湾朋友寄我一份资料,才知郭建英成为著名的银行家,亦已不在人间。剩下一个周多,还没有着落。
章西厓是四十年代杰出的漫画家、木刻家、装饰艺术家。他的漫画,讽刺性很尖锐。
我在五十年代初期,还有一次在出版社的宴会上遇到,反右以后,就杳无消息。直到前年,才知道他仍在上海,已从出版社退休。取得联系后,承他不弃,带了他的一部分小品画和木刻来供我赏玩。现在,又知道鲁少飞也还平安无恙,这是最后一个我所念念不忘的画家了。
一九七八年以后,不少三四十年代闻名的画家,都一个一个的“出土”,有作品或消息见报了。在北京、上海、广州的画家,更是逐渐活跃起来,发表了新的作品。章西厓“亮相”很迟,直到前年才由陆谷苇的一篇报道,并附印了他的一幅盆画,才使我知道。没有徐淦的文章,我至今还不知道鲁少飞的踪迹。我想,这两位画家,似乎有些与众不同,他们难道安于被活埋,拒绝出土吗?文人总想印出一本书,画家总要开个展览会,可章西厓和鲁少飞却安于沉默,不求闻达。我不说他们人品高洁,只怪他们太消极了。
不过,消极也许倒是“塞翁失马”,君不见黄某某夫妇和黄某某等等,出土不到十年,又好像活埋进秦俑坑了吗?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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