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新文学与旧形式

一到香港就写了一点关于最近文学界利用旧形式作抗战宣传的意见。昨晚承茅盾先生送了两本最近的“文艺阵地”，又借给了一份全国文协会的“抗战文艺”，此外又看到了几种别的文艺刊物，才知道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正有着各方面的论辩，而我的那一点意见，却已有鹿地亘君痛快地先表示过了。我与鹿地亘君素昧平生，他以前曾用中文发表过怎样的文艺理论或见解，也不很留心，但是，在他这回的“关于艺术和宣传的问题”的那封给适夷的信中，他对于目下中国许多对于文艺热心过度而事实上甚欠了解的批评家，创作家，乃至政治家所发的慨叹，我以为全是一针见血的，完全可以同意的。他那篇文章中所牵涉到关于文艺的课题甚多，我觉得都有特别提出来讨论一下的必要，但我在今天所想谈的，还是关于旧形式的问题。

“在这生气蓬勃的大时代的中国，又对于这旧形式来重复盛大的讨论，我是做梦也想不到的。”鹿地亘君这样感喟地说。不错，我也做梦都想不到在这生气蓬勃的大时代，我们的作家们还得乞灵于平剧，鼓词，小调，三字经来做抗战的利器。原来二十年的新文学运动，连“一个”足以收大众化效果的“形式”也没有创造出来。现在仓促之间，要文章下乡，要文章入伍，不得不乱拉一些旧文学中的破烂衣裳往身上一披。作家们和批评家们还没有一个人肯承认是“政治的应急手段”，却偏要以为是替文学的宣传手段和艺术性打定“永久的基础”，这真是应该被鹿地亘君所齿冷的。

我们若把这种错误的现象与二十年新文学与旧文学搏斗的经过情形互相参证一下，就不难发见一种潜意识的矛盾。原来新文学家一方面尽管在斥责旧文学是死文学，而另一方面却也私心地感到新文学是更死的文学。一方面尽管说旧文学是贵族的少数人的文学，而另一方面却也不免怀疑新文学是更贵族的，更少数人的。一方面尽管说旧文学的形式不足以表现新时代人的思想与情绪，而另一方面也不免常常为旧文学的形式所诱惑。

在平时，新文学的创作家和批评家，都还能勉强把持住他们的坚定的意识，把新文学抬到九天之上，把旧文学打到九地之下。尽管是抹煞不掉“读
红楼梦的比读现代小说的人多”这事实，但可以说那种小说是“低级趣味”，是“鸳鸯蝴蝶派”。尽管忘怀不掉旧诗歌的音律节奏，但不要紧，我们的诗也可以“朗诵”。当时的壁垒，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何等地森严！但现在呢，堤防完全溃决，狐狸尾巴整个地显出来了。郭沫若先生回国以后，写了一些旧诗，就有几位新文学作家写信去要求他不要再做旧诗了，其理由有二：一、旧诗是迷恋不得的骸骨。二、倘若做了旧诗，他们就不便刊登在新文学的刊物上了。这恐怕是他们为新文学的最后奋斗了吧！

拥护新文学而不能完全信任它的效能，排斥旧文学而无法漠视它的存在，我们文学界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矛盾现状者，追本求源，大概还是由于多数的作家及批评家对新文学要求得太多，并且同时还把文学的大众化误解了。

新文学终于只是文学，虽然能帮一点教育的忙，但它代替不了教科书；虽然能帮一点政治的忙，但它亦当不来政治的信条，向新文学去要求它可能以外的效能，当它证明了它的无能的时候，拥护者当然感到了失望。文学应该大众化，但这也是有条件的。一方面是要能够为大众接受的文学，但同时，另一方面亦得是能够接受文学的大众。

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手段是解放旧形式。何以要解放旧形式？因为要表现新思想。

但是在解放了旧形式以后，应该是建设一个新的形式，可惜在大众文学这方面，却是一向没有完成这建设工作。所以一旦要使新文学在大众面前发生影响的时候，就感觉到它不如旧文学的形式了。这实在并不是旧形式本身有获得大众的魅力，而是由于新文学者没有给大众一个更好的形式。然而我们的那些前进的作家们及批评家们却早已在厌恶我们的同胞大众了。为什么你们不愿意一读我们的大众文学呢？我们有赛拉斐莫维支的《铁流》，我们有富玛诺夫的《夏伯阳》，那是早已在苏联成为行销数十万本的大众读物了，而何以你们这些没出息的同胞大众还是耽着读《红楼梦》和《三国志演义》呢？于是来一个文学的启蒙运动，要“克服”他们的“落后”。

“蒙”没有“启”好，八一三的炮声响了。爱国的作家们要为国家做一点有效的工作，而他所有的仅是一枝笔，他所能的只是写一篇文章。于是他们“用文学的形式来抗战”了。然而在积极的方面，一篇文章到底退不了日本的飞机大炮，于是只好走消极的路：宣传。但是宣传也不容易，所有的一九三七年式最新进口货文艺武器，例如集体创作，墙头小说，报告文学，还有崭新的朗诵诗之类，全体都施用了出来，可是还没有一个真正大众够得上资格来“接受”。只才感到真没有办法了，到底是旧形式伟大，它是有“历史的价值”的，蓬子先生于是果决地宣言着：“只有通过旧的形式才能使民众接触文学”。

如果作家们及批评家坚执不肯承认这是鹿地亘君所谓“政治的应急手段”，则这种倾向，将来一定会把二十年来的新文学所建设好的一点点弱小的基础都摧毁掉的。至于当前，我以为新文学的作家们还是应该各人走各人的路。一部分的作家们可以用他的特长去记录及表现我们这大时代的民族精神，不必一定要故意地求大众化，虽然他的作品未尝不能尽量地供一般人阅读。技巧稚浅一点的作家们，现在不妨为抗战而牺牲，编一点利用旧形式的通俗文艺读物以为抗战宣传服务。但在抗战终于获得了最后胜利以后，这些作家们最大的任务还是在赶紧建设一种新文学的通俗文学，以代替那些封建 文学的渣滓。

一九四○年八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