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贫困
近代文学之繁荣，似乎不能不归功于资本主义之发展和教育之普及。因为资本主义之发展，文学之宣布获得了最便利的工具；因为教育之普及，文学之欣赏增加了大量的群众。我们看近五十年来，美国文学之所以如火如荼的热闹起来，就可以证明它是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条件。
但是我常常怀疑，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是不是一个文学最丰富的时代？或者说，到底是不是一个比古代更丰富的时代。
现代人对于文学这个名称的观念，具体地说起来，仿佛就以为这是诗歌，小说（长篇及短篇），戏剧，散文的总称而已（有些人还主张加上杂文和报告两类），在这些项目以外，仿佛就没有了文学的疆域。或者还有些人，认为文学的疆域不能限制得这样狭窄，他们要把别的一些文字撰述拉进来算做文学，于是把上述的四种东西称之为纯文学。
这样对于文学的疆域之观念固然开拓了不少，但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这四者仍然被约束在一个“纯”字范围里，作为自成一个流派的东西。
这是现代人的文学观念。在古代，无论中国或西洋，却并不如此。希腊人所谓文学，是连历史，哲学，演说辞都包含在里头的。而且，它们还占了文学中的主要地位。中国也如此。孔门四教，以文为第一。而这个“文”字是统摄六艺而言的。古典的文学观念，似乎以中国为保持得最长久，一直到晚清，历史和哲学始终没有被赶出文学的大门之外，而小说始终没有被请进会客厅。自从西洋的近代文学观念及教育制度被贩进中国来之后，于是，小说被选录进中学国文教科书，而哲学及史学在大学院中别自成为一系了。现在，大学中国文学系的科目，只有历代文选，诗选，词曲选和一门文学史了（虽然还有一个语言文字组，但不久比较语言学发达起来，眼见得它也快要别成一系，退出文学范围了）。
文学的观念及文学的教育制度，都在倾向着愈纯愈窄的路上走，而说这个时代的文学会比古代更丰富，我很怀疑。
再说，文学对于人生及社会的作用，现代也与古代不同了。文学修养在古代的教育制度中，不过是为一个企图作高深的学术研究的学生打定一个基础，或者是为一个仅仅预备作健全的公民（或曰士）培养一点文化程度而已。因此，一般的知识阶级都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而文学也还不能成为专业。历史，哲学和政治都是文学的进修科目（AdvancedCourse）。没有优越的文学修养者，决没有希望成为一个历史家，哲学家或政治家。
反之，诗人和戏曲家，如果他只能写诗与戏曲的话，他们在当时的地位是不会太高的（事实上，古代没有这种文学家。在中国，直到汉代才有司马相如之流的辞赋家出来）。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又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矣。”原来是为了子贡能“告诸往而知来者。”子贡也是一个“可与言诗”的高材生，因为他能够从诗句里参悟到“礼后”，这些都可知现代之所谓纯文学，在古代只是知识阶级的共同必修科而已。
纯文学作品对于社会的作用，在古代，也并不像现代一样地只是被当作民众的读物而已。它多半是辅助政教的东西。
“诵诗三百”，其目的是要他使于四方而能专对。登高能赋，才可以做大夫。甚至司马相如枚乘之流的纯文学家，他们的赋也多少要有点讽喻作用。希腊也是如此，戏剧是用于宗教典礼的，诗人大多数皆做墓铭和格言，其作用皆不离乎政教。
而现在呢？我们的文学家所能写的只是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上焉者兼有四长，便为全才，下焉者仅得一技，亦复沾沾自喜，俨然自以为凤毛麟角。历史，哲学，政治以及其他一切人文科学全不知道。因此文学家仅仅是个架空的文学家。生活浪漫，意气飞扬，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全不像一个有优越修养的样子。就其个人而言，则上不能恢宏学术，下不堪为参军记室；就其与社会之关系而言，亦既不能裨益政教，又不能表率人伦。至多是能制造几本印刷物出来，在三年五载之中，为有闲阶级之书斋清玩，或为无产阶级发泄牢骚之具而已。
让我们再看一看被现代文学所挤出去的历史，哲学或政治，现在成为一个什么样子了呢？现代的历史家，多数皆在摘句寻章，做几套分类卡片上的功夫。他们说这是科学方法。自从这种科学方法占领了史学之后，我们的历史家就无需乎先成为通人。因此现代的历史著作大多数皆支离破碎，以一斑为全豹，而缺乏磅礴宏伟的巨著。历史家可以不必长于文学，我们怎能希望历史著作成为文学呢。
哲学方面的情形似乎更坏，尤其是在我国。哲学是民族文化的骨干。一个民族的文化自有其固有的哲学。欧洲哲学对于中国民族的关系，远不如印度哲学之重要。而现在中国谈哲学者，不知有几个先从印度哲学及中国哲学下手？大学一年级的哲学概论多半都靠了一本Poulson，试问读过这门功课的学生，到底有谁觉得从此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发生了了解？让我再退一步说，即使专治西洋哲学者，有几个人能写一本典雅畅达的小书，给我们介绍西洋哲人的思想及学说。就说翻译罢，我们现在所有的尼采，倭铿，叔本华等人的译本，有哪一本是出于一个有文学修养的译述家之手的？
至于政治，法律，外交这些学问，本来是尤其需要一个丰富的文学基础。而我国的政治家，法学家及外交家中间，又有几个懂得文学？质胜文则野，政治，外交，法律，这些都是最“质”的学问，如果没有“文”去调剂一下，其势必不免于“野”。我们的政治家，法学家及外交家恐怕正有许多野气。听说英国的教育制度，凡读政治，法律及外交者，必须先是一个文学士，我想这个办法是很有道理的。从前东吴大学的法科，必须大学文科二年修毕后才能进去，而近来却跟着国立大学而取消了这个限制。这似乎颇使人有“道在夷狄”之感了。
我并不主张文学观念之复古。但我不赞成一般文学
（GeneralLiterature）与纯文学（PureLiterature）这两个名称之对立。历史，哲学与政治应该与小说，诗歌，戏剧同样地成为一个有文学修养的学者的表现。文学家不应该仅仅是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的写作者的尊称。甚至，文学家也不应该是一种职业。（据我所知道的，恐怕只有美国有职业的文学家，因为美国的BestSeller可以藉此生活，而欧洲及英国则不然。）而历史，哲学及政治家必须先从文学入手。在教育制度上，我以为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地位不应该和土木工程系，会计系等专门技术的学系处于同等地位，它至少应该成为文法学院各系的先修系或共同必修科。照现在的情形看来，我们显然可见文学愈“纯”则愈贫困，纵然书店里每月有大量的诗歌，小说，戏曲，散文出版——这是出版业的繁荣，不是文学的繁荣。
不过，说到这里，不禁又慨想到我们的文学界，即使在这个贫困的纯文学圈子里，也还显现着一种贫困之贫困的现象。抗战以来，我们到底有了多少纯文学作品？你也许会说：我们至少有了不少的诗歌和剧本。是的，我
也读过了不少的诗歌和剧本，但是如果我们把标语口号式的诗歌和文明戏式的话剧算作是抗战文学的收获，纵然数量不少，也还是贫困得可怜的。
在纯文学都还没有丰饶的时候，来希望我们的文学开拓它的疆域，我知道，或许是一种奢望了。但是，我相信，文学的疆域开拓之后，现在之所谓纯文学说不定倒可以相当的丰富起来。因为文学家的知识和生活丰富起来，文学的内容自然也充实起来了。
一九四二年九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