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客谈自杀

好久没有替论语写文章了。编者来了信，说这回要出复刊周年纪念号了，上次的谈吃谈病，你都没有一个字，这回非凑凑热闹不可。限期十一月二十四晚上，必须写一点什么的出来。这是“死线”（Deadline）。

现在是十一月二十四日晚上，我正站死线上，兀自写不出什么可以在论语半月刊上服侍看官们的文字。正在焦急，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我立刻跳起身来，说：“你来得正好。”

客人怔住了，问：“这是什么道理。”

“因为我要写文章。”我说。

可是客人反而更莫名其妙：“你要写文章，为什么反而说我来得正好”？“因为我正在写不出。”我说。

客人恍然大悟，说道：“原来如此。你正在写不出，厌烦得很，欢迎我来聊天，给你解解闷，是不是？”

“不是不是，你还没有弄清楚。”我说。“欢迎你来聊天，这不错。但并不是为了给我解闷。”

“那么”

“是为了供给我一些文章的材料。”我赶忙拦着他说。
客人立刻变色，随手捡起一张夜报，往沙发里一沉，管他自己看报了。

“怎么了？敢情得罪了你？”我陪小心问。

“岂敢岂敢，你还是写你的文章，可别跟我这里来找材料，我不愿意把我的说话写进去。这年头，说家常话也得秘密些，你看了菜馆里的国防部谕没有？”客人牢骚起来了。

我对他瞪瞪眼，也奈何他不得。如果你不预备开口的话，还是请早去吧。否则，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死线就不怕了。

我心下想，就耐性的等着。

果然，一会儿就给我等到了机会。他好像在报上得到什么感慨。

“愈来愈可笑了。哼！”他把报纸一扬。好像在对自己说，也像在对我说。

“关于选举的笑话，是不是？”我赶忙奉承下去，唯恐他不再开口。

他回头跟我一愣：“选举的笑话，即在我看来，已经不是笑话了。我说 的是自杀。

你看，一个裁缝，吞了一个铜戒指，要自杀，才吞下去，就叫茶房救命，这岂不可笑？”

这倒并不可笑，归根结蒂，人都是要生命的，即使自杀的人亦然。但我明说这个意见，怕来客扫兴，又堵断了我的文料。我就改说：“不久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事。一个失恋的青年，跳黄浦江自杀。才跳进水，就大叫救命了。也一样的可笑。”

“所以，”我一听他这样说，就高兴了。至少我已经引出他的话来了。他说下去，“自杀也不必禁止，有许多人会得自己叫救命的。”

“这也不然。在这个社会上，一切被禁止的事情差不多都是好的，有价值的，或者说是前进的。所以，愈禁止则趋而为之者愈众，关于自杀也是如此，纵然有许多人会得自己叫救命，但自杀的人还是在日日的多起来，因为他如果不自杀，也就不会叫救命了。”

我的话显然引起了来客的兴趣，他调整一下坐的姿态，“你说什么：在这个社会上，一切被禁止的事情差不多都是好的，有价值的，或者说是前进的？这是指的什么？”

“事实，”我说，“我没有微言大义。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文汇报，学潮，黄金，美钞，这些都是，最近还可以加上一个民盟。许多人都在怀念它们，就因为它们都已经被禁止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在说明，当它们没有被禁止以前，它们都不是”来客有点深思起来，他在开始与我辩难了。幸而我阻住了他。我说：“你是不是希望我们谈谈政治？”

他恍然大悟，赶忙说：“不不，我们不谈那些个，你别把那些东西写进去。我们宁可再来谈谈自杀。”

“好吧，反正也一样。”我说。

“那么，从你的逻辑，你是不是以为在禁止自杀以后，自杀的人就多起来了？”他问。

“可以这样说，我相信。虽然这个理论用在自杀这件事情上，不容易获得明显的论证。”我说。

“然则，你以为这些可笑的自杀者是前进的，是不是？”他逼着问。

“当然，也可以这样说。”我回答，“不过，你要注意，大多数自杀者是没有叫救命的，他们真正做到了自杀，自然是前进的，例如轰动一时的筱丹桂就是。”

“筱丹桂，我承认她是前进的，但是，我不了解，叫救命的难道也同样是前进的吗？”我说。

“当然同样是。这分别只是一个自杀的技术问题。技术差的自杀者，使他在临死之前，还有能力表示他的要生命的意志，技术好的，使他在来得及表示其要生命的意志以前，已经死了。”我说。

“怎么？你以为凡是自杀的人都是要生命的人吗？”他有点迷糊了。

“很抱歉，”我说，“我在没有回答你第一个问题以前，就把你送进第二个问题里去了。现在让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我说‘前进的’，这个状词的意义并不如普通人所想象的那样可尊敬。我所认为前进者，是指一些有能力有办法解决一个问题的人。

至于那能力那办法之是否适当，是否成功，都没有关系。自杀者所要
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应付他那苦难的生命，如果他根本不要生命，不重视他的生命，又何必急于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因此，这就是我对于你第二问题的答案了。你也许会觉得，这里存在着一个显著的矛盾：既然要生命，反而以停止其生命为解决生命苦难的方法。是的，这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矛盾，在自杀后叫救命的人泄漏了这个矛盾；而终于自杀的人则保藏了这个矛盾的秘密。”

“很好，你解释得很透彻。但是，我还得回头来问一下，在禁止自杀以前，这些人难道都没有准备解决他们的问题吗？”他问。

“何以见得？既然一问有人自杀，则那些自杀者就是自动地在设法解决其问题的人。

这种人可以说是先知先觉的自杀者。先知先觉的自杀者多了，不免影响到社会人心，于是当局要禁止了。而禁止实在就无异于唤醒。先知先觉者促成了禁止，禁止反而唤醒了一批正在不知应该如何解决其问题的游移分子，给他们指示了出路。于是有的完成了悲剧，有的闹了笑话”

“这样说来，根本就取放任政策，不加禁止，你能担保自杀者不会互相效尤，愈来愈多吗？”他问。

“如果生命的苦难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时，这就无法担保了。”我说，“但是，事实上，十之九的自杀者都应该可以有别的两全之道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只是他们没有经过周密的考虑，却采取了一个干脆，然而是牺牲最大的方法而已。”

我说。

来客又对我瞪了一眼，漏出了他的昆明话：“你家说哪样？”

“我说的是关系自杀的事。”我回答。

“那么何以说是‘两全之道’？这‘两’字指的什么？”他咄咄逼人地

问。

“难道你以为应当说是‘自全之道’吗？我却不以为然。一个生命是个人的，另一个生命是人类的，虽然同时在一起。”

“得了，别引申开去了，我该走了。除了自杀的事情以外，我今晚没有跟你谈别的，你下笔得放仔细。”他说着就走了。

于是我写得了这么一篇闲文，送给论语复刊周年纪念号去助兴。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晚